陈忠实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即在换届中担任了陕西作协副主席的职务。1992年再次换届时又出任了陕西作协主席；同时，他较早就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在作家里头，党内外都有如此之高职务的人并不多，而这对于陈忠实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依然和往常一样，不显山，不露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农家出身的普通作家。
正因陈忠实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创作，他在省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上，先后写出了《十八岁的哥哥》、《梆子老太》、《初夏》、《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夭折》、《最后一次收获》等中篇力作和一批短篇小说，并在1992年完成一鸣悚人的长篇处女作《白鹿原》。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创作的质量，都以无可争议的实绩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专业作家中名列前茅。
1992年，陕西省文联换届，省上原拟调在作家中党内地位较高的陈忠实出任省文联党组书记。陈忠实考虑再三婉拒了组织上的好意，理由只有一个：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创作，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后来，省上在省作协换届时根据大家的意愿决定由他担任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难以再次坚辞，上任后便以秘书长制的方式使行政工作分流，自己仍腾出较大的精力来从事创作。在这之后几次见到他，发现他在琢磨自己的创作突破的同时，显然对全省的创作和文学工作比过去考虑得更多、更深了。他由路遥、邹志安等作家的中年早逝看到了改善作家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重要性，想方设法帮助中青年作家解决种种困难，并在出差北京时找有关出版单位为作家京夫（《八里情仇》作者）、程海（《热爱命运》作者）争稿费；他由1992年舆论界普遍叫好的“陕军东征”现象中，看到了陕西小说创作的长处和短处，告诫自己的同行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感到了与文学创作相比陕西的文学评论的相对薄弱，提出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要着力培养青年评论家。既谋其文，又谋其政，一切都统一于对文学事业的默默奉献，这就是陈忠实的为官之道。
去年夏季，我出差西安再去熟悉的省作协大院，发现破败了多年的大院果然气象一新，作协下属的几个刊物调整了班子，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大家在言谈中都称赞陈忠实上任之后说实话、办实事，使机关的面貌切切实实地换了新颜。这种使一个单位发生显著变化的事情，无疑是需要投入像写作《白鹿原》一样的大气力和大功夫的。这在不图虚名的陈忠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用“文如其人”这句话以形容陈忠实，也是再恰切不过的了。忠实的作品，如他的人一样，质朴中内含明慧，厚实中透着灵气，而旦在忠厚、实在的基点上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现在可说已近乎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境地。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上有一个原初的基本点，这便是由种种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倾听民间的心声，传达时代的律动，其特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了八个字：“清新醇厚，简朴自然”。应当说，在他此后的创作中，这个总的基调并没有改变，但在此之外他显然又有诸多的拓展与丰富，从而在整体上又构成了一种渐变。
如果把陈忠实的创作分为《信任》时期、《初夏》时期和《蓝袍先生》时期三个阶段来看，显然第一阶段在注重生活实践中关注的是生活事实的演进；第二阶段在深入挖掘生活中更注重社会心理的嬗变；而第三个阶段则在生活的深入思考中趋于对民族命运的探求与思考。这一次次的递进，都由生活出发而又不断走向艺术把握生活的强化与深化。有了这样的坚实铺垫，作者拿出集自己文学探索之大成的《白鹿原》，并以它的博大精深令文坛惊异，就毫不足怪了。
《白鹿原》确非一蹴而就的产物，自1986年创作《蓝袍先生》触发创作冲动之后，陈忠实实际上就把一切精力投入了《白鹿原》的创作。1987年夏我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一个通宵，主要都是他在讲创作中的《白鹿原》，我很为他的创作激情所陶醉，为他的创作追求所感奋，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写出来的《白鹿原》会是什么样子。作品大致完成之后，忠实来信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你有话可说，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后来，看过完成稿的评论家朋友李星也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我仍然一半是兴奋，一半是疑惑。待到1993年初正式看到成书《白鹿原》后，我完全被它所饱含的史志意蕴和史诗风格所震惊。深感对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要刮目相看，因而以按捺不住的激情撰写了题目就叫《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的评论。在该年7月的《白鹿原》讨论会上，当有人提出评论《白鹿原》要避免用已近乎泛滥的“史诗”提法时，我很不以为然地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一看，不过是一只“狗”。现在“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我真是觉得，不用“史诗”的提法难以准确评价《白鹿原》。
有评论者把注重生活积累的作家和玩弄表述技巧的作家分称为“卖血的”和“卖水的”。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了一些，但也说出了这些年创作中的某种事实。陈忠实显然属于“卖血的”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从最初的《信任》到最近的《白鹿原》，篇篇部部都若同生活的沃野里掏捧出来的沾泥带露的土块，内蕴厚墩墩，分量沉甸甸，很富打动人的气韵和感染人的魅力。这样的本色化的创作成果，无愧于时代生活，无愧于广大读者，也无愧于作者自己。
本色为人，本色为官，本色为文，在生活和创作中都毫不讳饰地坦露自我，脚踏实地地奉献自我，尽心竭力地实现自我，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陈忠实。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骄傲。
多色贾平凹
因有陕西同乡、同届学友和文学同行的三重关系，在作家朋友中，贾平凹是我交往最多、相知也较深的一个。
我之所以不敢用“最深”一词来形容我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因为这个家伙太难以把握了，而且你接触越多，他身上显示出来的互为矛盾的东西就越多。好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那句“人是矛盾的集合体”的名言似的。
然而，正因为贾平凹把诸多不尽相同甚至迥然不同的东西集于一身，其人其作才不那么简单，才不那么平庸，而让你难以一眼洞穿，难以一言蔽之，有了让人咀嚼不尽的意味。
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贾平凹就是多色的贾平凹，多色的贾平凹就是独特的贾平凹。
弱与强
平凹身坯单薄而又生性懦弱，从外形上看，绝对是一副弱者的形象。他自己对自己的描画就颇为传神：“孱弱得可怜，面无剽悍之雄气，手无缚鸡之强力”。
他给人的印象也确乎如此。陕西的朋友常说，成了名的平凹仍然极不开通，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又不得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无论参加什么活动，总是缩在衣领里，躲在僻静处，别人不点名，他绝对不说话。我与他一同参加过几次会，也觉得他确实有些缩头缩脚，不够洒脱。1987年冬，作家出版社在京召开他的长篇新作《浮躁》研讨会，评论家朋友们竞相发言，慷慨激昂，轮到平凹时，他以羞怯的语气简述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后，更多地谈了创作中的种种缺憾和不足。一副自谦、自责的神情，好像他写了一部《浮躁》，很对不起大家似的。
但在非公众场合，尤其是熟人和朋友之间，平凹又常常表现出让人惊异的另一面来。朋友间谈论什么或讨论什么，他总有一种不肯服输的劲头，从容不迫而又想方设法地旁征博引，宣到占了上风为止。一次创作会议的晚间，几十个人聚在一个屋子里谈天论地，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转到了“荤笑话”上，一人讲一个，看谁讲得妙。轮到平凹时，他用不紧不慢的陕西方言讲了一个小偷捉弄县太爷的故事，那用语雅极了，寓意又“荤”极了，压倒了所有人的笑话，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折服。也还是在那次会上，文学基金会印了一张有百十名著名作家签名的礼品画片，平凹认真看过之后对我说：“这所有的签名里头，最好的还是我的字。”一副当仁不让、洋洋自得的神气。
平凹自己说得好：“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他从中修炼出来的那种“静静地想事，默默地苦干”的内向性格和务实精神，使他在凭借个体智慧和文思舞文弄墨的创作领域里大显身手、迭领风骚，以十分强劲的势头把他在别的地方丢留的懦弱一扫而光。
恐怕这么几个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截止1991年，他已出版各种类别的文学作品四十七部，在国内当代青年作家中名列前茅，虽说还够不上“著作等身”，却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腰”了；他是当代作家中少数几个既在小说领域里独树一帜，又在散文领域里自成一家的作家之一；他先后获得过三十多种文学奖，1988年又作为第一位中国获奖者领取了国际性的美孚“飞马”文学奖。其实，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作为新时期文学为数不多的贯穿性作家之一，贾平凹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进整个文学的发展方面，还起到不少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满月儿》，预示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由揭露“伤痕”向正面写实的过渡；他发表于1984年间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以及《鸡窝洼的人家》和后来的《浮躁》，有力地促进了“改革文学”向现实生活深处的掘进和发展；他发表于1982年的《卧虎说》最早发出了文学“寻根”的审美信息，此后又以“商州”系列作品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主将。他还是较早尝试“新笔记小说”创作的探索者，后来有关小说文体问题的提出与讨论他也是始作俑者之一。总之，在新时期文学创新求变的道路上，每一时期的每一阶段都留有他鲜明而有力的足迹。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不无懦弱的贾平凹，一旦进入创作的领域，是何等的雄强，何等的英武。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贾平凹的天地在于创作，他是为文学而生就的。
呆与灵
关于贾平凹的呆，也有不少故事。事实上，在他所不擅长的一些方面，显呆露拙是常有的事情。不久前，有朋自西安来，说是去冬西安市文联换届后举办茶话会，平凹以文联主席的身份主陪省市领导。他除了别人问一句答一句外，就默坐不语了。有几位不甘寂寞的副主席和委员们则如鱼得水，左右逢迎，夹吃端喝好不热闹，平凹反被大家遗忘了似的晾在了一边。事后从平凹那里知道，朋友们勾勒的那一幅图画是真实的。事情同我想象的一样，不爱表现自己又不善于交际的平凹遇到这种场合不仅不会感到尴尬，反而会感到欣幸。因为陪领导这种苦差事有更合适的人取而代之和乐于酬应，于大家都是幸事。
我也遇到过平凹在不该呆的时候犯呆的事。去年六月间，西安市文联和市作协联合举行“贾平凹近作研讨会”，尚在住院的平凹抽出三天时间与会，他既是会议的研讨对象，又是协会的主席，本应只是会会友、听听会，谁知遇上了一帮玩心大于责任心的办会者，正事上常常抓不着人。平凹索性带上夫人和一位副主席，从接送与会者到安排住处，招呼吃饭，几乎包揽了会务。他一会儿是接待员，一会儿又是办事员，三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指使别人的权利，也拿不出名家的架子和领导的威严来。朋友们在怜惜和感动之余，都觉得他那不大不小的官实在当得有些窝囊。
然而，只要涉及到与创作、与审美有关的事情，这个官场上的呆子便摇身变成了一个艺术的精怪，比谁都聪敏、都灵醒。近年来他在诗书画等艺术门类上全面出击暂且不论，就拿他当成宝贝收藏了满屋子的石头和树根来说，那也只有想象力同他一样奇崛而超群的人才可能领略其中的奥妙与意趣。一块石头，他这样一摆，说是像狮子，又那样一摆，说是像老道；这个树根他说像女人在舞蹈，那个树根他说像白鹤在长鸣……反正似像非像，全凭想象。你若是照着他的描述去理解和想象，便越看越像，绝妙异常。朋友们去他家，主要的节目就是欣赏他的这些木、石收藏品，听他绘声绘色又眉飞色舞地解说与炫示，好像他得到这狴东西绝妙得天下无双。我常常想，平凹真有一种从人们习焉不察的事物中发现美和表现美的灵性、悟性和天性，这恐怕就是他总能在文学创作中别具慧眼和独领风骚的奥秘吧。
平凹的悟性和灵性，还表现在他的描八字、看手相上。他常常把一些找他测性格、算命运的男男女女说得晕头转向又心服口服，因而有了一个“贾半仙”的雅号。我向来不信算命一类的勾当，但自目睹了平凹的一次算命后，便不敢贸然否定了。一次会议的间歇，我熟识的一位女编辑托我找平凹给她算命。他们互相并不认识，我把他们领到了一起后，便坐在一旁观看起来。平凹问了她的生辰八字，又看了看她的右手，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了起来，什么你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什么你的婚姻生活不甚协调等等，使这个刚从西藏讲师团归来又正准备离婚的女人惊叹不已。事后我问平凹这“八字”和手相果能看出人的种种境况么？平凹这才说，他问“八字”和看手相，纯悴是为了打掩护，真正的奥秘在于凭他长期观察各色人等的经验和细切感知对方情性与心性的悟性。由此我也知道，他把算命也作了探悉人性、窥解人生、积累素材和锻炼悟性的手段。而他作为一个富于创作性的作家，也确实借此显示出了自己过人的锐敏、聪慧和睿智。
丑与美
从长相上说，平凹说不上相貌堂堂、人才出众，却也是平头整脸、人模人样。但他总是对自己估计过低、缺乏自信，往往以“丑陋”自贬和自嘲。而他那些刊发在一些报刊上的照片，因既不上像又未精心择选，也给人一种其貌不扬的印象。其实，这里头既有他真诚自谦的成分，也有他故意渲染的伎俩。他把自己说得面目“狰狞”一些，便大大降低了读者的期望值，而一见真人，却未必如此，反倒生出好感来。事实上，平門在许多场合，都以他的瘦骨清风和秀外慧中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其中当然包括不少女士在内。
但平凹不大修边幅却是事实。他除了按照他的“女人美在头男人美在脚”的美学观点时时注意鞋的整洁外，其余就都随随便便了。只是去冬要去美国访问，他才破天荒地“武装”了自己。我打趣地说他：“噢，换了个人样了。”“有什么办法，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国家的人事大。”他也打趣地回答。我想，平凹不事修饰并非是愿意邋遢，这除了生活习惯上的原因外，显然还出于他不愿惹人眼目，只想朴俭为人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