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里很多人都为一本名叫《第四代人》的论著激动过。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本专门评述六十年代出生者的学术著作。在当时语境下，这群身份平凡、没有任何特殊履历的年轻人竟然因没有经历过苦难而成为稀有品种，他们的一帆风顺既令人羡慕又为人诟病，他们成为代际更迭的一个异数。在今天看来，这代人不过是一个过渡，是中国由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蜕变间，当然，有时也难免异想天开地企图使其成为格林尼治时间。在充满缺口与断隙的时间轨道上，他们坚持着自身的连续性，有如五四一代，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心里还在惦记古希腊城邦制度。“新文人”显示了他们的固执，这种固执使其内心与外界的差异日益明显。不知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使他们最终断裂，还是像冰碳相激的淬火一样，把他们炼成钢铁。
有人把他们称为“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对现实永远持一种挑剔的态度，理想主义者只想成为天国的臣民而不在乎俗世的绿卡。应了周晓枫一句戏言：“理想主义就是让自己始终过得不理想的那种主义。”他们可能对变幻莫测的现实游戏抱有惊奇，对情节的复杂推进怀有期待，但是他们永远不是游戏中的一员，这保证了他们的观察角度。当股票、期货、旅游、出国、IT、IC……成为时代的主要内容，当师弟师妹们对知识的索取仅限于将自己变成某种行业的一位熟练操作者，当被人文大师们揭露过的历史场景重新浮现，“新文人”们却在隐匿于时光背后的河流上持续着古老的旅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里的山林河谷的神秘和离奇。
他们获得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有些身不由己，他们是被革命时代抛入世俗时代的陨石，带着往昔岁月的巨大惯性。他们坚硬的裸露使他们格外显眼。他们对物质的横行持有尖锐的批判立场，却又试图避免颐指气使、横扫一切的嚣张，这使他们陷入尴尬和矛盾。他们最初是以叛逆的身份出现的，谨慎地防止父辈的旧病在自己身上复发。绝对化的理想和暴力常常是孪生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人”身上又带有反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身上居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因素，这使他们在单纯的同时，又显得极为复杂。
固然，“新左派”多出自六十年代一群，有些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诸如《鞍钢宪法》的合理性这类难度系数颇高的证明题情有独钟，应当承认，他们是学术上的八级工，但是，总体上讲，这群自幼在革命传统下长大的红孩子，却大多成了自由主义的私生子。长成以后才发现，他们的面容与父辈们大相径庭，却与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关系，不知那个主义有何等魔力，竟可借腹怀胎。当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之争出现的时候，“新文人”中大体都站到消极自由主义一边，把老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成座右铭。他们趋同于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立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毕竟，人们的理想纷纭复杂，很难相互比较高下，更难于排出次序。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对于世界的认识，版本越多，就越有利于了解真相，而不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人类只有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并把价值冲突看成不完美的标志。鲁迅先生就对“以众虐独”的现象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孔多塞在谈论古希腊城邦时也曾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因而，个人空间的最大化和社会对个人进行干预的最小化，始终是缠绕着人类文明史的重要主题。“新文人”如同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更多地从启蒙时代思想家那样获取精神资源，把宽容视为对人类理解力局限的一种补救。约翰·格雷说：“正义并不只是以一种声音说话。”（[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新文人”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圣化持怀疑态度，他们造话语霸权的反，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体验拥有霸权的快感。他们深深感到了一元化的危险，因而他们并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影响了他人的自由。
体现在“新文人”身上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在理想的坚守中，对一元主义、对绝对理想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敬文东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始就说：“这本小书充满了偏见、呓语和胡说八道--这是首先要提醒读者注意的。这说明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不知道何处有真理；他只相信：真理大于凡人，它不是凡人能够掌握的，真理最多只存在于人间的少数尤物手中，而像他这样渺小的凡夫俗子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些无聊的偏见罢了……既然如此，读者就不得以真理和正义去要求这些文字排泄物了。”这段话并非虚假的谦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文人”对他人的宽容和对自身的省察。
“新文人”在叛逃上代和上上代的绝对精神的同时，却低估了更年轻一族的“逃逸速度”，仅仅几年之后，后者便集体开始“胜利大逃亡”。他们惊讶地发现，八六级和90级有着巨大的差异。相对于前辈，“新文人”是反理想主义者，而相对于后生，他们却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而且，随着市场化的一代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新文人”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也愈发凸显。他们独守时间深处的孤灯，志在接续文化的香火，对物质时代的简单法则不屑一顾。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指责，实际上重复了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批判：“我看到一群难以数计、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在不停地忙碌，以取得渺小和庸俗的欢乐来充实灵魂。他们每个人都独居一隅，不关心其他一切人的命运；他们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构成了他全部的交际环境，至于他的同胞，他虽在他们的身边，却视而不见；他接触他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那可以说他至少不再有祖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尽管“新文人”执著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他们仍然对极度个人化的“上海宝贝”们多少表现出反感，原因是在他们眼中，原子武的个人主义永不存在。个性的扩张需要建立在良陛的基础上，个人秩序的建立应当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成员们……能够发挥各自优点与个性的‘人类共同体’”。从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态度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他们宽容的边界。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积极自由主义的身影，又在“新文人”中隐约闪现。当然，如前所述，他们不会再使用父辈们的旧招术，他们只想借助语言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眼中，言说不仅是惟睢一，而且是最有效的应对途径。
对于季节的更迭，人们除了适应，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每个季节都在最大限度地修改上个季节的容貌，以显示自身的价值。不同季节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使它们可能离得很近。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就会很容易在旧岁中找出相似的影子。当我们关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时，会发现代际的更迭具有“隔代遗传”的特点，尽管几乎每代人都对上代人的精神传统提出质疑并进行修正，甚至这种叛逆行为还会带有矫枉过正的夸张色彩，但是，我们不难从时间深处找到相似的群落。出生于极权时代后期、成长于开放初期的“新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复兴事业的担当者。他们要使思想和学术回归它们自身，而不再为某某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动听的修辞。他们是文化的信奉者，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当文化摆脱了强权和外力的操纵，回到自身的轨道上，它的价值更值得信赖和尊重。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的思想学术条件，惟有五四那代人有过，他们与其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逆着时间的流向，寻找五四弦音的中断的地方，并从那里开始自己的吟唱。他们不指望成为英雄，只希望自己成为文化传承的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为此他们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包括应对精神的箝制，和物欲时代的降临。
长期以来，我个人对“新文人”一代的复杂心境主要来自他们自身的两面性，即交织在他们情感中的理想主义与反理想主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学术本体与社会功用的复杂矛盾。我深刻地认识到选择的艰难。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新文人”的价值取向，关乎他们在代际链条中的定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我的同龄人逐渐意识到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撇开积极自由去求取消极自由是不可能的。林毓生先生在1994年写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消极自由（即提供个人自由的空间，至于每一个人在这样空间之内是否主观上感到自由，不是那么重要），不强调积极自由。甚至强调消极自由到了反对积极自由的程度。现在开始有了一点转变。主要是受到了黑格尔的某些影响。我过去也认为消极自由特别重要，而不谈积极自由。固为我认为积极自由很危险，因为往往在谈积极自由的时候把消极自由给消解掉了。但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复杂一点。不能完全谈消极自由，也要谈积极自由。但有一点：必须在消极自由的前提下谈积极自由，而不能在积极自由的前提下谈消极自由。这很重要。”（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新文人”的最终进步体现于他们走出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理想王义和反理想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塑造了“新文人”的整体形象，使他们免于极端和偏执。
对“新文人”进行整体评述，现在还为时尚早，他们至今还是一个谜。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开始而很难看到其结束。开始本身有时就是艰难的，尤其在五四传统中断半个多世纪之后，拨开纷乱的现实表象，重新回到五四的基点上，就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况且，五四精神也仅仅能够为他们提供动力，远非他们的精神目标。他们在时间的另一端等待自己，期待最终到来的不仅只回音。也许只有那时，才能说出关于这代人的谜底；也许，谜底像终点一样承不存在。
2002年2月6日至10日
2月22日改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