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套马索是套不住直升机的螺旋桨的，事实上，这架直升机后来是没有油了，它飞不起来了。这样，牧民们将套马绳甩向还在旋转的螺旋桨，让它停止转动，继而，像拴牛一样，将牛皮绳的另一头拴在树上。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的抗议和声明。边界局势，随着这些抗议和声明的措词日益强烈，越来越紧张。
到了1975年下半年，苏方显然失去了耐性，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云集边界。从我们的了望台用五十倍望远镜向苏方纵深望去，可以看见苏军大规模调动部队的征状。记得有一天，苏方一日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词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完全由中方承担！”
这话实际上就等于是最后通牒了。
谁也无法预料事情会如何发展。会成为一场中苏全面战争的起因吗？难说！须知，一战、二战都是以边境事件为起因的。会以一场局部战争，以苏方吞并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为报复手段吗？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在这块争议地区的所有的人，他们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硬着头皮支撑。
不管叫“困兽犹斗”也好，不管叫“以卵击石”也好，争议地区的人们，得硬着头皮起来支撑。其实，说心里话，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紧张，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已经使大家神经麻木。
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样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肌在战壕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
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褓，用针线缝好，上面写上家乡的地址和自己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一旦谁死了，这就叫遗物；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遗物将寄回去。
我那时候是六九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我趴在白房子最靠近界河的那个碉堡里，火箭弹弹头安装好，从射击孔里射出来，火箭筒则扛在肩上。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
在那些日子里，有时为了令自己的神经松弛一下，我就不停地擦火箭弹。擦火箭弹之外，还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捉皮大衣绒毛里的虱子。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
理智代替了诉诸武力。中国拿出了大国的风度，先是释放了那三名倒霉的士兵，接着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将那架直升机送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因此，我猜想，我牡着火箭筒趴过的碉堡，它是1962年俨塔事件后修筑的，如今已经被褎弃。它是最接近边界线的一个碉堡，距界河大约三百米中方所以后来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大约与周总理病危，希望边境安宁有关。
不管怎么说，受惠的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是那些拖家带口的兵团人，是那些唱着凄凉歌曲的兵团人。我的十八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新时期文坛，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在我的重返白房子的行程中，在2000年8月29日的上午10点，这个步履瞒跚的白房子老兵，终于走到了他的碉堡跟前。
它已经被废弃。
在后来土围子修成以后，地道下面，八卦阵一般地向四面八方伸出去许多碉堡，因此这个简陋的大约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修筑的碉堡，已经被弃用了。
因为那后几次边境事件，是发生在土围子筑好以后，所以凭借这个碉堡，我才确认，那十八颗火箭弹的事情，属于1974年3月14日那次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
我从这旧碉堡里，拣下一块木板，将它先打人行囊中，最后则带回到了西安家乡。
在额尔齐斯河河口
“大肚皮叔叔！”
当我离开碉堡，翻过土围子，刚刚走进边防站的院子里，突然听到几声清脆的童音。
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突然从我的两肋间，钻过来两个小姑娘。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将长着尖指甲的手，伸进我的恤衫，在我的大肚皮上使劲地挠起来。
我感到像猫爪子在抓我的肚皮，又疼又痒。我大声地叫起来，一蹦老高。
这是老杜家的两个疯丫头，她们这一次也随车来了。路上，她俩看见我的大肚子很可笑，按捺不住，总想用手去抓它。我告诉她俩说，我刚刚做过胆结石手术，有刀口，不敢抓。谁知我的话更刺激了她们抓它的欲望。
我好容易一个胳肘窝一个，将这两个疯丫头抓住。老杜已经领着农十师的宣传科长们来了。我对两个小姑娘说：“别闹了，上汽车，随叔叔一起去看额尔齐斯河！”
刚才还是空荡荡的院子，现在停了几辆车，老杜带来的红男绿女们散开来，欢歌笑语，这些，都令白房子少了许多的压抑感觉，也使我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今天的阳光下。
一刻钟以后，我们分乘几辆车从一号口穿过密林，进入河口。
汽车依然是从边防站现在的东门出发。出了东门以后，向北、向西，绕着土围子转了半个圆以后，便从我的那个碉堡，下到一号口密林地带。
汽车先越过一片白柳条，再穿过一片芦苇丛，然后进人原始森林。
这条道路当年是野猪踩出的道路，亦是我的牛那一次越界时走的道路，现在路面被车轮压宽了。看来，还有汽车时不时地到河口去。
陪同我们去的白房子边防站的连长说，额尔齐斯河与界河交汇处，今年刚刚栽立了一根界桩。从白哈巴边防站、扎木拉斯边防站、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克孜乌营科边防站，一路数来，到河口的这根界桩，是中哈边界39号界桩。
连长说，中哈双方的边界勘察已全部结束，会谈也已经结束，边界已全部划定，现在双方正在整理文件阶段，文件整理完毕后，将由两国国家元首正式签字，互换文本，那时，包括39号界桩在内的中哈边界上的所有界桩，将开始生效。
这就是说，一百年来阴霾四布的白房子，以及白房子地区居住的人们，将从此结束他们不幸的宿命。
人们晚上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这块地面可以升国旗了。
其实自从我一踏上哈巴河境内，进人边防四团防地，我就感到了那种安宁祥和的气息。我在白哈巴边防站了望台的登记本上，看到所有的哨兵都在上面例行公事地登记一句话：枪弹完好无损。而当当年险恶的白哈巴防区如今成为名闻遐迩的世界旅游胜地哈纳斯湖后，我已经明白昨天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白房子，也是如此。战士们虽然脸色黑些，脸上有几个蚊子咬下的大包，但是，昔日那寡妇脸，那上帝的弃儿的表情已经没有了。他们笑得多么甜呀！他们和内地军营里那些养得白白胖胖的士兵们，已经差别不大了。
“和平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东西呀！和平万岁！”
在额尔齐斯河与界河交汇处，面对随行的北屯电视台的镜头，我这样说。
我正是怀着这样和平的心境走入当年险恶的一号口，走人我曾经越境的河口地段的。
空气变得湿漉漉的，蚊子不停地拍打着车窗，地面上出现了黑色沼泽，连长叫车停下来，他说河口到了。
下了车，向前再走十米远近，拨开眼前的树枝，于是，一条汹涌的大河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额尔齐斯河，这就是在中国境内最后停驻一刻的额尔齐斯河。
想起我在白房子的时候，我在连队的迎接节日的墙报上写的诗：
“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
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
额尔齐斯河已经枯瘦了许多了。我在的那些年月，夏天的时候，额尔齐斯河蔚蓝的河水，从河槽里，从两岸的林带间，成一个几公里宽的扇面，喧嚣着，仪态万方地流过。冬天的时候，额尔齐斯河则是一河坚冰，夜深人静的夜晚，它有时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那是坚冰冻裂的声音。
阿拉克别克河也消瘦了许多了。它流得那么缓，那么慢，尤其是进人大河的河滩以后，水面摊在河滩上，只有埋住人的脚面那么深了。
“这就是那个制造出许多故事的界河吗？”
我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界河从这里成90度直角，直接注人额尔齐斯河。
大家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块地面的沉寂，欢歌笑语在空中回荡着。兵团作家老钱，还有摄影记者陈旭，见了这绿汪汪的河水，已经按擦不住，脱得只剩下一个裤头，跳进了河里。一同来的另外的几个女孩子，眼馋地望着河水，直埋怨来时没有带游泳衣。
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这一处河滩。
此一刻，这一处的河滩和地球上别的地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不曾经历过那一切，我想我此刻也该和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我年长几岁。我经历了。而我又是一个很难从自己的经历中走出来的人。
我默默地来到界河边，蹲下来，点上一支烟。
我离开他们的原因，是怕我脸上的忧郁之色，打揽了大家的兴致。此一刻我想起了在钢的老指导员，不知道他浏在干什么。
我问我眼前的连长，这条界河的河口，是什么时候恢复成这个样子的？在我在的那些年月，界河曾被分成两个二分之一，而这两个二界河对面那个浅蓝色的铁柱，是哈萨克斯坦树立的39号新界柱。它与额齐斯河河口的中方39号新界碑共同标志着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地区将不再成争议地区而成为正式的中国领土分之一，中间圈起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孤岛。
“曾经有过这回事吗？”连长一脸的茫然，“我来到白房子的时候，界河的河口就是这样子。我当兵十一年了。”
“曾经有过的！”我说。在说的同时我想起了老指导员，我说：“白房子边防站和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双方达成了一种伟大的默契，向上级隐瞒了这个孤岛的出现，从而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边界冲突，避免了一场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剧的悲剧。”
“谁敢这样隐瞒？要知道，边界上每一个地形地物的细微变化，都要向上级汇报的。要不，就是失职！”
我无法对这位年轻的连长解释。我只说，当初，年轻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从一个长者的角度看，我才知道我年轻时候的想法多么的愚蠢呀！
我不知道年轻的连长能不能听懂我的话。但是我说了。
在这河口，为了我的战友老段的满地乱跑的孙子，为了我的已经长成帅哥的儿子，我向老指导员致敬。
接着，对着界河，对着界河对面额尔齐斯河下游的河滩和树林子，我讲起我那一次赶牛越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