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力克每一次到边防站来，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才走。边防站叫上几个气力最大的战士，将他扶在马上，马儿于是开始向比利斯河方向走了。塞力克骑在马上，东倒西歪，不省人事。有几次我望着他这样离开，有些担心。副指导员说，没有事的，马儿会载着塞力克一直回到家里，然后在毡房门口停住。
塞力克这匹聪明的小黄马，后来在南湾争议地区的斗争中，悲惨地死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说：“这块南湾草场是我们的，我们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放牧。草原上还有我们哈萨克牧民祖先的坟墓！”
苏联人则说，这块草场是他们的。“不过”，他们说，“考虑到你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缘故，允许你们在我们的领土上放牧！”
我们则说，既然允许我们在这里放牧，就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于是，便组织了军民联防指挥部，驻扎在422高地的下面，每年冬天组织哈萨克的牛群、马群、羊群进去放牧。
放牧的途中，苏军会用直升机来赶起畜群。
这一阵子的牲畜，大都怀着胎。在飞机的轰鸣声和飞沙走石中，畜群拼命地奔跑着，很多母畜在奔跑中流产了，白雪草原上因此血迹斑斑。
有一次飞机把目标对准了放牧人塞力克，随着飞机响雷一般地在头顶上盘旋，小黄马受惊了。
受惊的小黄马载着塞力克拼命地飞奔。
飞机则继续在他的头顶上玩着这恶作剧的游戏。
塞力克使劲地勒马钗子，想将马停住。但是，马非但没有停住，反而在塞力克的猛烈一拉中，将钗子拉断了。
失去钗子管束的小黄马更加疯狂。它没命地奔跑着，飞机在头顶的轰鸣更令它加快了速度。
阿依同拜以曾经对我说，马的性子就是这样，直到累死，它才会停下来。
前面就是额尔齐斯河高高的悬崖。眼看，小黄马就要载着人，向悬崖下掉去了。
就在这一刻，塞力克大吼一声，两脚蹬住马镫，两条腿使劲地一夹，只听“咔叭咔叭”一阵响声，小黄马两边的肋骨全被夹断了。
断了肋骨的小黄马倒毙在了悬崖边上。
塞力克从地上爬起来，抱起他的马头。他试图让小黄马站起来，可是，小黄马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
这就是我知道的塞力克的故事，那时候我们都叫他“世界冠军”。
2000年8月29日的黄昏，告别了白房子以后，在驱车回程的路上，我来到比利斯河边，来到一片哈萨克的墓葬群边，吊唁这位故人。
比利斯河从阿尔泰山流来，穿过戈壁，从这里下面不远的地方，注入额尔齐斯河。像阿拉克别克河、喀拉苏自然沟一样，它也是一条小小的河流，阿尔泰消融的雪水冲出的一条水沟。
河边那个哈萨克村落，想来就是反修大队了。据说，它现在叫牧业十队，而前哨公社，则叫成萨尔布拉克乡了。
那片哈萨克墓地，就在村落的旁边。
“我找塞力克的墓地，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对路旁玩耍的一个小孩说。
小孩领着我来到墓地中一座建筑最高的地方，“塞力克”他叫了一声，说完就又去玩去了。
一座高高的白色纪念碑立在前面。纪念碑的后面，有一个半人高的底座，底座上，是一口用水泥做成圆状的棺木。我虽然不懂哈萨克葬俗，但我明白，我的朋友、草原之鹰塞力克，此刻就躺在那棺木里。整个葬埋的建筑都是白色的，连围绕这些建筑物的雕花栏杆，也是白色的那纪念碑上写着“运动健将塞力克之墓”，旁边落款是“自治区体委、阿勒泰行政公署、哈巴河县人民政府”。
我不喜欢“运动健将”这个称呼，我觉得这几个字并不能概括塞力克，还觉得这几个字有些俗，应当称他“阿山雄鹰塞力克”或者“哈萨克勇士塞力克”才对。
纪念碑的背面是哈文。我不懂得哈文，我辨认了很久，从里面找出“1991”、“1934”这几个阿拉伯字母。我推测，这几个字母说的正是塞力克的生卒年日，意即他生于1934年，卒于1991年。我掐着指头计算了一下，他活到57岁。
在薄暮中，我默默地点上一支香烟，将它插在雕花栏杆的空隙中，看着香烟袅袅升起，我的耳畔响起塞力克第一次见我时的问话声：“加克斯吗，内地来的巴郎子？”
“加克斯！”我回答这位故人。
一个老兵口中的铁列克提事件
老兵张连枢专门在哈巴河边防四团驻地等我。他大约在这里，主持了一个阿勒泰驻军的什么会议，境内的驻军首长，都到了。会议结束后，他多留了一个晚上，在这里等我，给我谈铁列克提事件，谈华侨老梁的故事。
三十一年的风霜已经将他炼成了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
对军官，我始终有一种敬畏感。要知道我在部队的时候，最高的军衔相当于上士。
但是在这位老军人面前，我却感到很亲切。我们有许多话题可谈，一谈到当年边防上的事情，我便忘记了他的身份，我们像两个真正的老兵一样，谈起那些凄楚的往事。
边防四团招待所的夜晚，我们像最亲的兄弟那样促膝长谈，直至夜半更深。我们首先谈到的是铁列克提事件。
铁列克提事件我以前知道一些。“有失军威，有失国威，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这个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我在白房子时期也学习过。但是，听一个几乎是参加过铁列克提事件的当事人谈铁列克提，在我还是第一次。
当然已经没有当事人了。那二十九个巡逻兵，两个新华社记者，已经在铁列克提事件中死去。
铁列克提事件是1969年8月13日发生的，张主任是那一年的冬天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走入铁列克提的。
不过还有一些间接的亲历者。
张主任告诉我，要知道铁列克提那次巡逻的详细情况，现在还有一个人能说清。这个人叫梁德海，当时是站上的留守人员，后来担任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指导员，又担任边防五团的政委，1990年转业，现在在自治区畜牧局工作。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方在东线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且有一辆参战坦克，被中方缴获。中方将缴获的这辆苏制62型陆军主战坦克，运到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示众，这更激怒了苏方。
苏方于是筹划在西线的报复事宜。而苏方选中的地方，就是铁列克提。
中方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方将要在这块争议地区制造一次事端。自进人八月以后，边界一线，苏军步兵集结，坦克集结，飞机不断地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深人中方纵深侦察，同时，地面上亦派遣大批特务。这些特务大部分是伊塔事件中逃往苏境的边民，经过克格勃训练以后成为特务。
鉴于此，中方将新疆境内为数不多的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调往铁列克提附近，潜伏在戈壁滩上，然后命令铁列克提边防站继续强行进人争议的地区巡逻。
中方想仿效珍宝岛战役中的情况，一旦苏军挑衅，就再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新疆比不得东北，部队的调防情况，都在克格勃特务掌握之中。
边防站巡逻一个礼拜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潜伏在戈壁滩上的八师，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再加上蚊虫叮咬，实在呆不住了，只好撤离。
八师撤离的第二天，即公元1968年8月13日，是个星期天。这天，铁列克提边防站又向上级请示，看这天巡逻不巡逻。电话打到北疆军区，北疆军区一位姓赵的副司令员建议取消巡逻。边防站又把电话打到新疆军区。军区接电话的是一个值班参谋。
参谋问：“你们要去巡逻的那地方，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吗？”
边防站这边回答：“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咱们的哈萨克牧民世世代代都在那里放牧，那里还有我们祖先的坟墓！”
翁某火了：“既然是咱们中国的领土，那么，咱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去那里巡逻的权利和义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你们请示干什么，巡逻去得了。”
这样，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二十九名官兵，加上两个新华社记者，便在那个早晨，踏上了死亡的征途。
我想，铁列克提如果能有一个像我们白房子那样老谋深算的指导员，那么这一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铁列克提争议地区在巴尔鲁克山西部。它的争议形成的原因大约和额尔齐斯河南湾，以及别尔克乌争议地区的情形差不多。
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这场悲剧其实是有所预感的。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将边防站为数不多的兵力，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即正式的巡逻队，共三十一人，由范进忠副站长带队，走在前面。
第二梯队是一个排，作为掩护部队，尾随其后。由肖发刚副连长带队。
第三梯队就是铁站的留守人员了。
当巡逻队行走到距铁站十公里的地方，与苏军相遇。
敌人先开枪。四周是无遮无拦的戈壁滩，巡逻队只好退守在一处沙包子上，开枪还击。这个沙包子被后世称为无名高地。
巡逻兵表现了中国人的英勇无畏。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巡逻兵依托没有任何工事的无名高地，与苏军对峙。敌人先后组织了两次冲锋，都被我打退。敌兵死亡五六人。
见状，敌人撤回步兵，组织二十六辆坦克装甲车，将无名高地从四面围住，然后猛轰。
轰击一共用了三十多分钟，无名高地几乎被夷为平地。
肖发刚副连长带领的掩护部队，在苏军进攻无名高地时，曾经发起过几次冲锋，想掩护巡逻队撤退，但是都没能奏效。肖的脚后跟上还中了一枪。迫于无奈，这支小部队只好撤回铁站。
这支小部队据守的地方，距离无名高地实际距离是2000米，轻武器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而在北疆军区、新疆军区的作战地图上，这一处距离被误标为200米。
在此之前的作战方案，即是以这个错误的地图而确定的。
铁列克提事件过后的三十个小时，我方一支野战团才从沙湾赶到托里，离铁站还有120公里。这时无名高地上已经硝烟云散。苏军坦克装甲车已经撤出，无名高地上中国巡逻兵的尸体，也被苏军装在卡车上运回。
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三十一名据守在无名高地上的中国巡逻兵，无一生还。
但是，我在白房子的那个年代，私下里常听人说，死亡的其实是二十九人，其中有一个新兵，有一个机要参谋，在大炮的轰击中被震昏了过去。后来，苏兵将尸体往卡车上扔的时候，这两个人醒了过来。关于这个新兵的传言，看来是真的。
张主任对我说，这个新兵叫袁国孝，河南柘城人。他人伍才三个月，就跟上了这场边境事件。他后来被放回来，现在在家乡当农民。
关于机要参谋的事，张主任没有回答我的话。这位老军人说：
“说不清了！”
不过这事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张主任说，现在那铁列克提那二十九烈士的墓，就在塔城。每一次他回塔城，都要去看一看他们。他有一份这二十九烈士的名单，有一天他有时间了，要拿起笔来，为他们写一本书。
二十九个烈士加上一个新兵袁国孝，是三十人，那么，确实还有一个人不知去向，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机要参谋。
不过这是我的推测，张主任并没有这样说。
这个老兵对他的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的那种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只有我，这个在白房子争议地区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那种惺惺相借的感情，兔死狐悲的感情，物伤其类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外人体会不出的，包括现在的军人。
对于铁列克提事件的评价，这位老兵仍然用开头的那几句话，作为他结束时候的话，这话就是：
“我们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个败仗不是我们基层人员组织无能，贪生怕死，而是官僚主义严重！”
华侨老梁的悲惨故事
华侨老梁是和我一个火车皮的兵。我当年在路上的那些经历，华侨老梁都经过。记得我在前面说过，当火车停下以后，男左女右，大家下来解手，这时有个老实的男兵，跑错了方向，到了女兵那一边去了，于是，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赶快提起裤子，从火车底下钻过来。我说的这个新兵，说不定就是华侨老梁。
华侨老梁是陕西省合阳县人，家里是农民。当兵要走的前一天，父母匆匆地为他娶了一个媳妇。新婚之夜，睡到半夜，老梁伸出手来，将媳妇的头发偷偷地摸了摸，动也没敢动，这一夜就过去了。天明时公鸡一声啼叫，老梁穿上军装，先到乡上坐上汽车，再到西安坐上火车，就这样走了。
老梁和我们，是在黑山头前面分的手。汽车载着他们，到阿勒泰城，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中蒙边界，部队番号叫302。我们的部队番号叫301，前面谈的铁列克提那地方，部队番号叫305。
在阿勒泰接受三个月新兵训练以后，老梁被分到了红山嘴边防站。
红山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位于友谊峰东侧的边防站。它与白哈巴边防站接壤，不过，中间隔着一个终年积雪的友谊峰。
每年，红山嘴边防站要组织一个小分队，骑上马，走上一个月时间，到达友谊峰峰顶，和白哈巴边防站会一次哨。
红山嘴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可以想见，它在高高的山顶上，位于阿尔泰山深处，人迹罕至。
边防四团李团长感慨地对我说，那地方真是一块雄性的土地，因为只有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在那里生存，女人，包括雌性的动物，甚至体质差的男人都无法在此生存。
李团长向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某一年的五六月间，红站的羊群、马群和家养的狗，突然都骚动不安起来。羊“咩咩”地叫着，马“咴咴”地叫着，狗“汪汪”地叫着，把边防站吵得翻了天。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要闹地震了。突然，从远处的山口上，转过来了哈萨克牧民转场的畜群，于是，边防站的羊群、马群、狗像决了堤的水一样，一齐向山下冲去。
它们冲下去是干什么呢？团长没有细说，后来我自己揣摸了半天，才明白了团长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些雄性的牲畜是赶下去交配。
红山嘴有半年时间封山，和外界不通。
我的战友华侨老梁，就在这个地方当兵。
1975年的秋天，那一年老梁给边防站放牛。有一次，牛越界了，老梁瞅了瞅四下没人，就涉过界河去赶牛，结果，被三个潜伏在河边的蒙古士兵抓去。
我从额尔齐斯河口越界去赶牛，也是1975年秋天的事情，所幸的是我没有被那五个苏军士兵抓住。
我们这边，没有专门放牛的，牛一般是由放马的兼管。有一段时间，牛曾经由猪倌兼管。但是，放猪的一般都不骑马，这样，赶牛不方便，于是后来又由马倌兼管的。
我不知道红山嘴是不是这样的。很可能，老梁是猪倌，兼管放牛的。因为出事时老梁没有骑马。
老梁被抓过去以后，送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关了三年监狱。
红山嘴这边，发觉老梁失踪了，寻找了几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便判定老梁已经死亡，于是向上级打了减员报告，并向老梁的家乡发了烈士通知书。
自从炊事班长那次事件以后，凡是跑过去的军人，都不再送回来了，被抓去的军人，更是不会送回来的。
出狱以后的老梁，开始在乌兰巴托街头流浪。
他做过许多的事情，大约做过小偷，当过小工，拣过破烂要过饭。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会说蒙语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纷纷欺侮他。据说，蒙古的黑社会很厉害，老梁挣来的一点小钱，也都被这些黑社会抢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