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要是能倒着活一遍，怎么样？譬如女人的一生，先当唠叨的外婆，再倒回去当劳碌的母亲，再倒回去当幸福的新娘，再倒回去开始梦幻的初恋，最后快乐到极致地倒回了进去一进入温暖的母体，吃喝拉撒睡全由母体赞助，径自在温馨的羊水里作消遥游，再不用担心学校摊派、猪肉涨价；不用担心思想没有理顺到上司的睫毛里就不被聘任；不用担心中国特色的官倒这个词儿翻译起来，如何用英文单词优化组合才能叫洋人顿悟；不用担心年过半百评上了副教授拿到了一百二十的工资，又双喜临门儿子考上了大学每月要消费一百元，子子父父齐呼理解万岁。
关于倒着行走和倒立对健康的好处，已被世人公认。关于倒着活一遍的乐趣，我在前边已率先论证，只是尚未请专家开鉴定会。会，是要开的。开了会，专家们对论文作个鉴定，我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了成果。至于人到底能不能倒着活，也就是说，我这项成果到底能不能应用，能不能投产，投入产出比怎么样，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个一般不会有人过问。总有一些人专门搞另一些人的鉴定，而另一些人专门在工厂做技术工作。这两个环节之间，脱节的地方多广。导有洋人说我们不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个未必准确的词：科技。其实我们汉语之玄妙，洋人如何得知？我们自有一部模糊语言学。论语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一言便道出我们模糊语言学的诸多精妙处之一，就是，说的和做的可各行其是，如同有的工厂政企分开后各自为政一般。所以，我们嘴上说的是科技，做起来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如此超然圆通，只有兼得老庄、孔孟的身传，又怀特异功能之国人，方能悟道。比我们晚开化千百年的洋人，岂能领略于万一？我们泱泱大国，不要动辄就说人家日本经济怎么发达，说日本搞个成果总要看能不能应用，有没有效益。我们不在乎，我们不管它。
伤脑筋的是怎么清到元老型的专家。至于他们的学识今天是不是只能得元老杯安慰奖，我们不计较。能请到这一级的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人物参加鉴定会，我的成果便如元老人物一样地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众凡人焉得不群起而捧之乎？
至于我的关于倒着活的论文能不能通过鉴定，我是自信的。多少发明、创见不都是倒着思维、倒着来的结果？要不，先把关于如何倒着写文章先写成论文，再开专家鉴定会，然后才投产——我才用这个方法来写作？凡事等一等、看一看再说。二十四届奥运会足球场上，我国健儿在球门前，在本应起脚射门、射进成功之门的关键时刻，又以传统等等看看之美德把球传来传去我等你你等我，直等到对方队员来把球从自己的脚下传走。
写到这儿，得知有关方面重申，科技成果无须全部进行鉴定，即可发挥社会公认的作用，又可减少各类鉴定会。好，这是改革的成果。我可以放心试制我的倒着写的故事了。
获奖是件叫人懊丧的事。
1984年评上的国家级发明奖，1987年还没有拿到证书。现在打电话去问，大概不算心急吧？电话筒那端说证书早就发了。不，我们到现在也没拿到。那我们查查，哦，是没发下，管这事儿的人去了讲师团了。
我常常担心中国的很多词儿、事儿怎么翻译？譬如上面这一句。先要讲清何谓讲师团。但是未等我讲清，洋人问为什么有人去讲师团，国家级获奖证书就发不下来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去讲师团，没有人力来发这一份证书？是不是去讲师团的这位先生或女士不同意发这份证书，即使国家评上奖也可以卡住？是不是贵国发证书隆重非常，缺一名工作人员就不能发？是不是贵国的国家证书如人民币一般大量印发，所以少发一份也没人搞得清？O，O，O。我说。什么也不因为什么。这是平常的正常的经常的习以为常的事，谁也没有责任。譬如说吧，在一些机关里，再过半个月就是国庆节了。节前了，节后再说吧。节后自然心还收不回来。然后，有关人士的哥哥的妻子生孩子了，然后又是节前了，元旦了。有关人士自己要结婚去了。如今常规结婚方式是旅游。然后，结婚的回来了，没结婚的吃喜糖，大家都结婚。如此喜上一些日子，又到节前了——春节要到了。更松的节前和更长的节后。
对不起！洋人打断我了，请我解释这节前和节后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准节日、亚节、次节日、模糊节日、似节口不是节口、比节日更节日。因为节其实很短，而酝酿贳日、准备节日所具有的临界点美感，消化节日、固味节日、交流节所具有的美的升华，都已远远超出节日本身的美学价值了。
这门模糊节日学只是模糊社会学的一个小小的章节。所以，有什么必要去探寻为什么那张国家级发明奖的证书迟迟没有发下呢？时间就是金钱，难得模糊。而且，曹凤国打了电话之后很快就拿到这份三年前评上的证书了嘛。问题还是在曹凤国自己——自己的事，自己不去催行吗？我们办个什么事，不都得自己去跑，去催。
以曹凤国为首的四人发明群体，我看也是差劲。他们领到证书的一年前，1986年，拿到了这笔国家发明二等奖的奖金，怎么一个人也不高兴？大家欢呼请客。他们一个个呼之不出。当然，同样1984年评上奖的，人家早就拿到奖金了。但你们总归也是拿到了嘛。实际值不等了是不是？同样一笔钱，钱不值钱了是不是？当然，你们的电脑般的头脑只用来算你们的试验项目，不会算这个的。可是你们没有一点请客意识，像我这种市井俗人，也只能这么猜度诸位。你们再想想，你们几个拿到钱了，人家呢？不是更多更多为国争光的得奖人员。惟曹凤国本人并未出国，下飞机的人里没有他怎么办？不过这类事，在模糊社会学高度发达的我们，是小意思了。叫曹凤国去机场混在回国人员队伍里，假装出国归来即可。曹凤国得笑。欢快而谦和，自豪兼自得，充满使命感和走向未来的现代感。这是此情此景下的笑的程序。然而曹凤国不知是忘了带上模糊笑容学的软件，还是按错了键盘，他脸上显现的笑既不具现代感更不具自豪感。哦，得奖回国的人员早已排好队步入，本来没有把曹凤国算在内，这又不能像排队买菜似的插队。一人离队干站着又觉得别扭，觉得尴尬。这种别扭尴尬意识本身就愧对首长。某人和某人如此一说，得奖回国列队便腾出一个曹凤国的位置。人们拥上前去给获奖者一人献上一束鲜花。这个出国代表团在飞机上就发电传到国内，说好了下飞机的获奖人数，也就是花束的数字。现在多了一个曹凤国，就少了一束花。有人把自己的花让给曹凤国。曹凤国不能要，又不能不要，记者已经围上来拍照了，能说就是不要这束花，就是不要人家献的花吗？你一个人不接受献花，叫前后接受献花的人怎么办？你是真的不要人家让给你的花，可人家也不是假的让给你，人家也是真心的。就在你接过花的刹那，咔嚓！咔嚓！咔嚓！
大家说照下了曹凤国。我看到照下的不是曹凤国，不是曹凤国的真形。
曹凤国本来并不想把他那项目送往日内瓦。不去，不去不行。这事上面定了。怎么不行？就是不行。可是，自己不能随项目出去讲述，连准备项目材料的时间都不够。如果仓促送到国外参展，评不上奖——洋人不给评奖，那，这个项目不是更证明是不行吗？官司更打不清了。
从1984年6月评上国家奖就开始打官司。有一家大单位说该发明奖应属他们，他们发明在曹凤国之前。
这种官司，中外都有。很多国家实行了专利申报在先制，以申报号为准。我国当时还没有实行专利法。没有法，就什么事都会有。曹凤国的项目是开过鉴定会的。对方没有开过，而且不开有不开的道理：为了申报专利。对方写材料申诉，曹凤国自然得写回复信，偏又极不情愿。有些人写这种回复材料，比他们写的发明项目的材料还厚。有些人在打官司上耗掉的精力，比搞发明还多。现在曹凤国进行的不过是常规战。一场官司牵涉几个月精力，就急不可耐了？就觉得不能集中精力干他想干的事了？发明权限有争议，从来就不能发奖——发给哪一家好？曹凤国劝慰同伴，劝慰自己，重要的不是奖，而是成功。成功是用生产实践检验的，然而心里还是难受。有时真难受。
从1984年评上奖后一直争议，一直不休，没有不了，也没有了之关于发明权限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发明者是否需要兼具打官司的功能的问题，关于怎样去做人和怎么成为人是两回事的问题。如此事关重大，自然不能轻率定论。偏偏一年后，1985年4月得了个日内瓦银奖。国人争论不出结果，洋人拍了板。官司撤回。1985年11月，上边下文维持了曹凤国他们的发明权。
如果没有这次日内瓦的洋人拍洋板呢？
曹凤国难免还要把精力消耗到科学和技术之外，消耗在不科学非技术的问题上。我国知识分子精力的无效益消耗，是否需要作量化研究，并把如何回收无效益精力列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我们如何顾得上？我们新潮上的弄潮儿正醉心于用惊世骇俗之霹雳语宣称，我们遵循历史衍生和文化沿革，透视了现实意蕴和意识构建，根据双重参照系，弘扬全体意识，进行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研究，达到了价值的超越和个体的自由。
我们文明古国，语言之丰富，之变幻莫测，令人享用不尽。语言本身就是美。那么，人本身在哪里呢？
在这里。在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虽然只是两排红砖平房，一个小院，曹凤国一到这里，他的生命信息就一下汇聚起来。曹凤国这孑个字，便不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牛命主体。1983年左右，他和同伴们已经用十儿种方案试验人工生产的聚晶金刚石工具的加工技术。方案如何变，思路没有变：热效应加工么，得加大电压，加强脉冲。试验一年半了。这天突然加工速度大大提高。怎么提高这么快？这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么？快，快查线路，找原因。查了一天线路，一切如旧。苒查一天，哦，线路虽然照旧，但有一根线路装配的时候程序错了。只这一根线的接错，增加了力。原先只以为是用热熔化金刚石粉，这次竟是用力破碎金刚石为晶体状，变热效应为力效应。没有突破的思路，就没有科学理论的突破。这一来，比国内最高水平还要提高五至三十倍。
用这种技术做的刀具提高寿命八十倍。十几个省市的六七十个单位用了这个加工技术，一年可以给国家节约金刚石粉数以万克拉计。有人说曹凤国他们不就是接错了一根线么。就是！牛顿不就是看见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么。嘁！
如果不接错线呢？可能还要延误半年、一年。但这错误是汗水浇灌出来的，谁能走到这艰苦的一步，这个突破性认识就属于斯人。
多走这么艰苦的一步。
关于艰苦，中学生大学生高叫活得沉重。这些沉重的学生的父母忙着理解学生的沉重，便忘了自己原是更沉重的。女人们大叫做女人难。其实女人有妇联，有女记者协会、女企业家协会，有妇女报、妇女刊，有那么多服装公司、服装摊档专为妇女要花钱服务。女人属于保护对象，各种神经质、发泄癖、挟制欲可以得到弘扬。女性中，更年期女人尤其说活得苦。以前的妇女不知更年期为何物，更年期时忙着干活带孙子呢。现在更年期症状越说越可怕，好像是女人的世界末日。全社会都要体谅、照顾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性认为自己的一切歇斯底里都是生理的、正常的、必不可少的，不如此就枉过了人生最可恣意的年华。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的推论，更年期性欲的减退将转化为别的欲。
我各处采访时，便有月经正常的女性向我哭诉如何受到更年期女性的欺侮。
那么曹凤国呢？我问及他那发明，他也说接错了一根线。前后只几句话，速度之快如超声波扫描。再一打听，那年开完聚晶金刚石工具电火花加工技术这个项目的鉴定会，他每天拉稀六次。黄连素之流像保镖似的和他形影相随。所以说之流，因为它们没用。因为他照样天天拉六次。三个月后，见任何药物不起作用，医生认为是肠癌。做指诊，做乙型肠检，又不见癌细胞躲在何方。不知是什么病只能不当是病。照样天天在实验室熬夜。终于得了一种叫得出名来的病：发烧。躺倒数日后，不拉稀了。这才知道，不是肠炎、肠癌，实乃过度紧张劳累植物系统紊乱是也。
现在，我要把关于曹凤国的录像快速倒回去，倒到1968、1969年。北京市六七、六八届的大学毕业生去了山西部队接受再教育。3月天在雁门关外种稻。稻田底下是冰层。面上是浮冰，中间是冰水。曹凤国的腿在冰碴的划拉下经受血的洗礼。他有诗为证：二层冰一层水，中间夹条肉大腿。后来，真正要进入血与火的时代——据说要在内蒙古那个方向和苏联打仗。要挖长长的战备电缆沟。部队规定，男生每天挖一点八米深、二十米长的沟，女生每天挖十五米的沟。赶上平地是平地，赶上山地是山地。任务承包到个人，只是不和经济利益挂钩，不会奖你刀削面。有人说苦。曹凤国说，你知道保尔怎么修路的？这是70年代初的中国保尔，清晨四五点起床，夜里十一点回到……回到什么地方？那间屋，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被褥全是湿的。不过人更湿，曹凤国还是捂上被子靠墙坐板凳上，睡了。如今睡席梦思、喝味美思的人也不能睡这么实。他倒下——不，他坐下就睡着，什么也不想。不，睡着脑子里总闪过一句话：明天清晨四点还要起床。
第二天，照例钻进密封的卡车里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挖沟。备战的需要。经历过挖沟生涯的这一代人，其压抑的活力一旦定向爆发出来，其爆破力就远远超过他们的哥哥辈、叔伯辈、父辈。如果定向有偏错，其能量之大更叫父辈惊呼世风日下。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是培养了和文化革命宗旨逆向爆破的一代。后来，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一门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成为本学年最大的一门课，七百多人选读。美国学生要学好这门课，还是要到中国实地考察，看看1966年开始酝酿的逆向爆破——商品向中国人发动的更加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66年就发动商品大革命，不是可以更直接地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那可不行。事情还是倒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