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不长工资的时候，大家也不想房子。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想到房子。生活科副科长许杏英开口不凡。她短短的烫发，一身和皮肤一个色的衣服，越发地显得福态。1983年加了工资，住房问题立刻突出了。问题是，像原先那样工厂自己造房子，影响生产。征地、找料，都要四处磕头！现在房屋开发公司造房子，再卖给我们。我们补贴出售给职工。就是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我们今年的生产速度增长，产量增加，但是效益反而降低了。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棉花去年一担一百七十二元。今年要一百八十七元。一担增加十五元。我们一年要买五十多万担，光这一项就要增加成本一百多万元！我们一年还有三十多万的福利费。住房、集体宿舍、托儿所、澡堂、绿化、职工住院费，全得花钱。怎么够？五十年代的债，文革欠下的债，都要我们今天来还！补贴出售住宅，今年、明年我们要补贴给职工的钱，只好全部靠贷款。我们的福利赤字是几十万！贷款，就要六厘六的利息！我们厂去年上交利税一千七百八十丘万元。厂长能把厂维持到现在，是够伟大的了！我们纺织厂的活苦，年轻人不愿意当纺织工人。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直接关系到招工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买房子！
买——呀！冯彩娣厂长来了。深蓝的衬衫袖子一直捋到胳臂肘以上，露着细瘦的臂。齐耳短发，白净面孔，亮得和年龄不相称的大眼睛。一坐下，文静而有派头。一开口，嗓门大且抑扬顿挫，好似在给全厂作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挡车工出身。这种车间里只有喊话才能让对方接收到你的声音。
冯彩娣说，一搞补贴售房，她桌上的结婚证又雪片般地匕来——都想够上买房条件。刚才她来不了，也是职工为了房子问题找她。她讲起那两个职工的情况，极生动的。冯厂长是老中层提上来的！许杏英向我解释。是么，要不她那么清楚工人的甘苦？老中层，即老中层千部。在冯彩娣身上，也可理解为老忠臣吧——我又想起厂里那伟大的托儿所和渺小的厂长室。怪不得国棉一厂能下大力气、大本钱来解决住房问题。
在公房房租还未改革、还等于一包烟的情况下，都是什么样的人倾其所有或各处借债来买房呢？
舒观林，教育科里搞技术培训的。突起的鼻子，鼓起的脸腮，大概新的生存空间给他带来了新的自信。原先他家四口人一间房，生煤球炉、打井水。常州的井奇多。夏日的井边，便是抢水的奇观。舒观林当时在车间当工人，三点半下班，从两点半开始思想就飞往家里了。小煤球炉不易封，不知熄火了没有？尤其是，不知井台那儿挤成什么样？上班前忙着封炉子什么的，紧张。下班后忙着抢水，也紧张。十几只各式水桶争着往井里塞，吊桶撞吊桶，岂止是七上八下。1981年，厂里分给他两间房，煤气自来水都有了，房租一月才八元。但是这几年收入一直在涨，一男一女两个品种的孩子也一直在长。1986年他打报告要求再买一套小户。好把已经退休的父母接来，和他这个独生子一起住。
职工心情好了，生产就上去了，生产上去了，福利费才能提高，才能为职工解决更多的住房。许杏英插话。
王金坤，锻工。让他讲讲，他笑的比说的多。无声的憨笑。嘴角便像菱角似的弯起，淳厚、知足。四十七岁的人，一头草蓬似的白发，一件洗得发白的上衣。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有几年不长工资，只好朝我一笑。别人帮他说，他1962年到1979年没长过工资，一直拿三十八点六元。那时住一间九平米的旧房，三口人加一只煤炉，夏天墙壁烫手，简直可以往墙上贴饼子！到1983年他拿五级工的工资了——到底是多少钱？他又说不上了。七十六元！旁人提醒他。他花了二千五百多元买了厂里补贴出售的住房。
他是为了攒钱，头发都白了！要住得好点，只好嘴里省点。
然而他极满足地笑着。嘴角像菱角。
刘铃，1966届高中生，1975年才从农村插队回来，在厂托儿所当老师。一笑一脸曲曲弯弯的细纹，记载着她坎坎坷坷的青春。她觉得她一直在吃房子的苦。插队第一天，让她住一个连牛都不住的草棚。正逢大雨，大雨大漏，她往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摆了十几只盆盆罐罐的都没用。这一夜，雨水伴着泪水流。婚后住在婆家楼上的阁楼里，只能放一张床。爱人不在家，婆、姑和她睡一床，爱人一冋来，婆、姑挤到楼下睡。房大心宽，房小心窄，本来和婆家关系极好的，到底空间狭小摩擦多，摩擦多了会起火。分开过！她阁楼门口一平米不到的楼梯口上，竟放了三只煤球炉——各烧各的饭了。
买了一间半的补贴出售房，婆媳关系和好如初。
这种补贴出售，职工出的钱太少。但是对于长年没住房、刚刚长了工资的人们，不啻是一种应急措施。对于国家和企业，总比全部分房强，总可以回收一部分资金。国棉一厂出售三幢六千九百四十一平方米的住房，凹收个人资金二十四点五九万元。又可重新建造一幢职工住宅。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补贴出售，或者可以叫住宅商品化的初级阶段？
自然只是相对的自由。还有那么多的债，还有那么多的皱纹……
常州的纺织业横贯古今，驰名中外。唐代诗人元稹就有漫裹常州透额罗的诗句。宋代更有机户善织，号晋陵绢。元代有以纱易布、放纱收布。清代有织绢坊、染坊等。现在有远销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常州灯芯绒。常州纺织业的工人真可谓血统无产阶级了。不过社会主义不是要把大家变成无产者，而是要使大家富起来。要使常州人身着灯芯绒，漫裹透额罗，住进红梅村。常州纱厂的工人们争着买红梅新村的房子。厂里叫他们等接到通知再交钱，可他们天天把十元一张的大叠钞票带来锁在各自的工具箱里。就怕万一错过交钱的机会。这年这些钱能买一个单元，下一年就不行了。房子买得越迟，越贵。1987年要搞全价出售呢！房地产行情看涨，职工买房的积极性也在看涨。就是光吃面条也要买房。
彩电、冰箱都不买了！常州纱厂工人芮建红说。他今年三十四岁，烫发，抽三点二元一包的良友烟。他正在完善的新店，一下把我变成了刘姥姥。这么漂亮啊！这叫什么？高泡墙纸？立体感强？还是跑到上海去买来的？地上粘的拼木是热处理过的？吊扇、壁灯是不用说了！我这叫仿宾馆！芮建红笑着。
他脸上、脊梁上的汗哟！为广省钱，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他那脸多黄啊。他和他爱人的工资分别是七十二元和六十六元。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孩子送纱厂托儿所，托费是报销的。两口子衣服也够了，几年内寸以不怎么添置。五年内都得还债。芮建红原来有两千多元存款。头这套红梅新村的房了？，要六千二百五十七元。他还要豁出？千元装修。一共借四千多元。十元一张的钞票，五下元——新的钞票的五千元，重一斤一两。旧钞票还要重一些。己拿出来的钞票，心痛！要掂量掂量了再拿出去么！
借这么多钱，不觉得精神负担童么？
不买房了怎么行？以后要贵得多！房子是最要紧的。其他家用电器都可以以后再说。钞票要尽早还掉。不过我也不会苦了自己！我们年轻人想得开！
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年轻人从观念到消费，领导时代新潮流。
住房是远在彩电、冰箱之上的，满足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第一位的消费品。常州纱厂的工人王德海，今年四十一岁，原先两口子带两个小孩租一间没有自来水的私房，一月要交二十元房租。房东一直要撵他走，好租给人家当店面，收费更高。但是他能走哪里去？房东要买水泥，他托朋友去买。房东要买猪油，他求人去买。房东夜里把电灯拉掉——不让他们的小孩耗电做作业。房东家自己大亮着灯，骂骂咧咧：也不晓得找领导想想办法要房子！唉，反正没对着面的骂，骂就骂吧。谁叫我们没房子住，只好受气呢！
王德海不过四十一岁，脸上是皱纹，衣服是皱纹，头发已褪色，衣服也褪色。眼睛更是浑浊了。房子不像房子，做人不像人！只要能借到钱，就一定要买房子，人总要生存啊！每天一到下班，他就想着今天该上哪儿去借钱？芮建红可以一千一千地向他的小兄弟们借。王德海是几十、几十地借了好几家。终于捧着六千八百五十元交到工厂财务处。财务处的人一看怪了：这钱怎么这么碎？怎么还有这些一元、两元的？
以后，就是一分、二分地从嘴里克扣了。他：楼体力不行，买一楼的房。灯头上没灯罩。吃饭桌上是刚能遮盖桌面的小塑料布。三只旧板凳。脸盆放在米缸上。我出六千多，我们厂里还要为我这套房补贴一万多元！我真是感激不尽了！现在，我两个孩子晚上做作业，电灯愿意拉到几点，就拉到几点！这是用钱买的自由！
自然只是相对的自由。还有那么多的债，还有那么多的皱纹……
我对我们厂子真是感激不尽。他又呐呐地说。
王德海真可怜。后来我对芮建红说起。
我不可怜？他反应那么快。我就是想得开！
想得开想不开，中年人和青年人不？样，知识分子和工人也往往不一样。五十一岁的凌田全，是常州工业技术学院的教师。袜上几个眼，包上几个洞。半边花白头发还翘着，无暇伺候。一家四口以前也是租农民的私房，一间房一月五十元。1985年开始，工业技术学院动员教师买补贴出售的房。买也买得起。
凌田全对我说，那时只要两三千元。
但是我要是买房，手里攒的钱就全光了。谁家也难保出点事儿的。手里空空的，心里就没底。我们这种中年知识分子不敢欠债。我们超过学院规定的课时，那么每讲一个学时一五十分钟——可以得到两元或者三元的报酬。但是出去讲一个学时，来回骑车四十分钟，也是很累的。知识分子哪来的钱买房？这样，我们学院就花钱买下了红梅新村的房子，再租老师。我也不去装修新房。这得有钱，还得有时间陪着。我们晚上都得看业务书，更新知识。我是1962年毕业的，国家培养的。人已经交给国家了。说实在的，我们也只能依靠国家。
我们只能依靠国家。他又说。
就多教一学时可以得到两三元这个生活水平，也只能依靠国家了。而我们本来是应该建设国家，而不是依靠国家。我又想起那位喝稀粥喝出五万元的个体户，不能不感到知识的相对贬值。来回骑车四十分钟去教五十分钟的课，拿回的那一点钱，还不够补偿备课、站着教课的身体亏损呢！像这种收入的家庭，叫他们怎么能响应住宅商品化呢？
我爱人是工程师。她叫蔡玉珍。他补上一句。我也就补充写上这一句。
由两个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便很难培植商品经济的观念。经济生活的水平决定经济观念的水平。
住房制度的改革，不能不面对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
住宅体制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腐蚀人们的思想。最大的腐蚀是体制的腐蚀。常州市三年来从补贴出售的住宅回收了个人资金三百一卄一点一万元。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减少了单位分房时的矛盾。但是常州市又明显感到售价偏低，补贴过多，长此以往依然不能形成住宅的良性循环。
我在常州街头看见一家钉孓户。房前后都是新起的住宅楼。楼间早该铺路了，偏偏这个棚户的房主就是不搬。房主是位圆肚大脸的胖嫂，正坐在屋前的小板凳上，在两只竹篮里拣菜。屋顶上铺着塑料布遮雨，屋檐下吊着木板堆鞋。屋里黑糊糊的我只能摸着往里走，免得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发生失误。这房子怎么住人？
比以前好多啦！胖嫂的身躯是个很好的音箱。我的儿子、媳妇都插队回来啦！都是邓小平的政策让来的呀！
当然，比以前好多了。不过，三口人挤这么个棚子，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我从你这种年纪一直熬到现在！就想搬出去！
是么，那怎么不搬？
房租太便宜啦！她那音箱的音最调到最高档了，我就是要两个笮元！否则就不搬！
胖嫂的提醒是重量级的：房租太便宜啦！
过去我们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实行供给制，是行之有效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种供给制既萌发共产主义精神，又派生人均主义思想。但是，历史前进了，我们生活的物质载体变化了又变化了。在今天，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供给制不仅不会产生共产主义精神，而且会产生特权思想和懒汉思想。供给得多的人，可能特殊化、炫耀权力，乃至为了得到更多的供给而争夺更大的权力。供给得少的人，可能消极等待、依赖国家、无能为力因时也不想去改善自己的境遇。前者后者都立足于吃国家，由国家喂养。住宅体制以低房租形式出现的供给制，因为越来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而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腐蚀人们的思想。
是的，最大的腐蚀是体制的腐蚀。
5月24口晚上，我偶然听到电视新闻报道宁夏吴忠市近郊的十七家农户，他们看到市X：居民住房紧张，就在各家承包的耕地上建起了八千多平方米的住宅，非法高价出售，减少了耕地面积。又据1986年8月26日《人民口报》报道，吉林市有大约一百三十户居民挤自把自己租的公房抬价转租他人。以上这两条消息，我是凭记忆写下的。准确度或有些许偏差。居民既无正常渠道解决自己的住房，那么明知对方哄抬房价也只好愿者上钩了。减少耕地的，或是自成二房东转租公房的，自然不合法。不过从根本上，还是住房供给制堵死了居民选择住房的渠道才滋长了种种不法思想。
在商品经济观念开始全民大普及的1987年，住宅商品化不能不来一次突破性的变更。培根说：一切生物的幼儿在最初的时候都不好看，一切的变更也是如此。变更者，时间之幼儿也。常州的补贴出售住宅，作为时间之幼儿，必将长大、变化、成熟。1987年的常州，又在商议新的应变——企、事业单位按规定交出住房资金，就不管给职工分房了。增加工资将房租提高到准成本租金的水平。等于把原先的实物（公房）分配变为货币分配，使住宅真正进入消费领域。住宅生产要实现资金——住宅——资金的良性循环。鼓励职工买房。租房超标的要增加支付超住面积的房租。当然，根据常州的应变能力，等到我这篇姑妄言之的文章出笼时，又不定变到哪一步了。到那时我只能说：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总之一句话，想多住房就要多出钱。这个本来极明白的道理，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明白了。
蛇口——新大陆
两房一厅是广州人对一种客货两用车的谐称。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畏罪自杀。这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不可一世了十二年，就寿终不能正寝。无视社会发展规律的，终究要受到法律的惩治。
1984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只有不断地改革、开放，才能顺乎社会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