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中文系和政教系爱好文学的同学创办了同仁文学期刊《原草》。我被推举为主编。热心的苍如便成了支持者和撰稿人。他酷爱文学创作，但文章写得并不出色。除了故事，他喜欢写篇幅短小的杂文。文笔流畅是流畅，引文用典也还恰当，却往往不很深刻，行文之中，中学生的腔调到底不能脱尽。因此他的稿子，寄出去多数是要被退回来的。他并不因此而气馁。偶有“豆腐块”在地方小报、小刊上载出，他总是喜出望外，必定拿着报纸或刊物让同学们看，脸上的表情很有几分欣喜和自豪。《原草》自然被苍如视为一个很好的阵地，创刊号上就有他的一篇杂文《松树与风向标》。他的文章往往就是这样，让人一看标题就大致知道内容，要说浅显明白，那是真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谈话较多。常常在晚饭后一道去杨家岭旧址或是延河畔上散步。苍如的健谈和渊博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才充分地体现出来。他在围绕一个话题发表见解时，很容易激动，时常慷慨陈词，抒情论证酣畅淋漓，令人信服。
有时候，话拉到滚热，他会毫无顾忌地吐露心机，使你顿然感觉到他的真诚与可爱来。譬如有一次，在只有我和他两人交谈的情况下，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很有趣的故事。那还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他立志文学创作，开始偷偷给报刊写稿。但寄出去的稿件总是泥牛入海。渐渐地，他对于发表作品丧失了信心，觉得要把自己的文章变成排列整齐的铅字，比登天还难。也就在这时，有一天，他到西安钟楼邮局办事，无意间发现报廊中的晚报副刊上有一则短文标题同自己的一篇稿子相同，他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又一看文下的署名果真是“李苍如”，他说自己当时兴奋的心情简直用语言无法表达。急忙跑到邮局买一份报纸，找一个僻静的巷子，站在墙角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模糊了眼睛。“发表了，终于发表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他说自己当时捧着报纸，嘴里不住地念叨着，总有些不大相信那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就是自己写的。苍如无意间讲了自己初次发表作品时的心境，那是我完全能理解，也深受感动的。因此十多年之后，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延河边讲述这个真实故事时的语气和表情。那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人强烈的生活热望和对文学的挚爱；感受到了一个生活道路坎坷的农家子弟渴望成就事业，争取社会承认的迫切心情；进而又想到，要不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苍如也许早已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赫赫有名的作家或学者。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经过十多年农村艰苦生活磨难，当年那个梦想当作家的少年，只能继续做他的作家梦，只能把初次发表作品时的狂喜，作为一种不无自豪和夸耀的美好回忆，讲述给别人。这是李苍如的不幸和悲哀，也是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共同的不幸和悲哀。那命运的劫难是无法弥补的，那痛苦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
四年漫长的大学生活，是怎样苦熬过来的，那只有李苍如自己心里明白。学生食堂的伙食很差。天天是粗糙的粉条熬连皮洋芋片子就玉米面发糕，吃得人一提起开饭就要发愁。小麦之乡的关中来的许多同学都由家里带来挂面、白馍或是香油和面粉，自己开小灶贴补伙食。却从未见过李苍如吃一口家乡带来的干馍，他总是提着一只大口搪瓷碗到食堂排队打饭。也从没听他抱怨过学校伙食不好。在我的印象中，他过艰苦生活，同他对待冷嘲热讽表现出一模一样的皮实。在这一方面，他完全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像耕牛一样，总是任劳任怨地迈动脚步。星期夭进城，他舍不得坐公共汽车，总是步行。天气再热，也舍不得买一根冰棍吃。但每次进城归来，手里总拿着一本书，显然是由书店新买的。他的节俭，近乎吝啬，不仅仅因为生活的拮据，也体现出他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幻想，就像那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是把一切都寄托于未来的。有了精神支柱，一个人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委屈，也能熬得过去。
大学毕业后，苍如被分回长安县工作。开始好像也是在教育系统，后调至广播站担任编辑。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标题为《松树与风向标》的文章，署名正是“李苍如”。这使我喜出望外。就像苍如自己看到文稿发表的心情一样。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文章，才知正是当年在《原草》上发表的那篇杂文。心里便想着，苍如自己不知看到了没有，想象着他看到后的喜悦心情。此后不久，我去长安县搞调查，打听到苍如的单位，便专门绕道去看他。他当时没在。他的妻子，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接待我在那间宿办合一的小屋里坐下，便叫一个孩子去叫“他爸”。我当时慢慢地喝着水，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发现书橱里、桌面上摆满了油盐酱醋瓶子和餐具灶具，并没有文具和书籍。心想这么拥挤不堪的环境，苍如在哪里搞文学创作呢？过了一会儿，苍如来了。见了我，他也不显得惊喜，只是淡淡地笑着，握握手，给我面前的水杯里添一点水，便坐在另一只弹簧松动了的简易沙发上，沉默着。我打量着他。五六年不见面，他的脸色依旧是黑黄，瘦倒也没显得更瘦，眼圈四周却是新添了不少皱纹，眼睛里原先时常含着的热情，已完全消失，代之以冷漠和忧郁的神色。我问了他的近况，才知他刚调来广播站不久，家属户口也刚由农村转来，尚没有工作，两个孩子要上学，一家四口人，加上农村的两个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都靠他每月不到百元的工资过活，可见日子过得有多紧巴。见他愁容满面，我说：“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我看到了。”
不料苍如听得，并无多大反应，只是苦苦地一笑，便把话岔开了。显然，他对文学创作，已经毫无兴趣。生计的担子对于这个40多岁的羸弱的中年人来讲，够沉重了。俩人坐着喝水，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话，好一阵千脆相对无语。我痛苦地发现，那个保持着天真童心的李苍如已经不复存在，未来的理想，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从简单而祜燥的交仏中发现，留在苍如心中的全部想法，就是如何养家糊口，如何设法申请一套住房，如何给两个眼看就要长大的孩子安排工作。那次分手时，苍如闷闷不乐，一直把我送出单位的大门。一路上也无话，直至握手告别时，也是沉默着，连脸上初见面时的淡笑也不再出现，眼中的忧郁神色倒是有增无减，握别的手也是冰凉。
万万没想到，那竟是永别。1994年清明节这天，出差到西安后，才听同学讲苍如病故！先是感到吃惊，随后就觉得难过。听说他的工作刚由广播站调到县保险公司，且担任办公室主任。妻子安排在单位的劳服企业上班，两个孩子都有了工作，楼房也分配了一套。就在他打算装修新房时，突然发病，住院刚两个月，便与世长辞……我住在客房里。外面的雨是整整下了一夜，我也是彻夜没有合眼。觉得很痛苦，却又掉不下一滴眼泪。总想着，苍如的一生是一幕悲剧，但又不全是他个人造成的。要是他1966年高中刚毕业就考入大学，或是1977年没有考上大学，他的境况也许会是另一种情形。不过我又想着，早逝，对于苍如，也是一种超脱。
无情的生活，对于善良的他，实在也过于严酷，过于沉重了。在此种境况下挨过46个春秋，其实也就够漫长了。这么胡思乱想，恍惚屮，突然生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很想再听苍如讲演他的《一车木料》。他那眉飞色舞的表演，那低沉却极富有胸腔共鸣的声音；此刻回想起来，竟是那样的传神动听。我简直是沉浸在美奸的回忆中，强烈地意识到，当时大家真是误解了他，错怪了他。他自告奋勇地讲演《一车木料》，他的真实的动机绝不仅仅要当众表现自己，那是一次奋不顾身的生命的宣泄，是一个长期同厄运抗争者的奋力呐喊！可惜当时，直至今天，也没有人理解他。所有的人，包括笔者在内，都用世俗的眼光和尺度看待他，衡量他。他拼命呐喊着，竟然没有一个知音，他的内心的孤独与痛苦也就可想而知。想到此，我很痛苦。更令人痛苦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听不到苍如的呐喊声了。这个貌似喧嚣的世界，失去了他那真诚的声音，该显得多么冷清、多么寂寞呀！
苍如，我的同窗学友，一个平凡而不幸的人。当你奋力跃出生活的泥潭，从人生的河道上腾跃而起，化作如南山小溪中的雨花水泡落下，随即消失了。你的生灭，并没有，也不可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人们所看到的，是无数新生命的溪流仍在奔流腾跃，生生灭灭的悲喜剧仍在续演。作为同学，我只能冒着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在你生活过，如今又安息着的杜陵古原上，采摘一束即将开败的迎春花，默默地献在你的土坟前，祝你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