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截获飞机后的第二日，中国方面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这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事件，继而，又大张旗鼓地表彰了这些牧民，认为用套马绳套飞机是一件军事史上的奇迹。这抄牧民被誉为孙玉国式的英雄。
苏方也迅速地提出了强烈抗议。苏方说，他们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有一个苏联边民病危，飞机是去救援，结果误人中国境内的。
飞机越境的那天的那个时间，边防站的了望台上，恰好是我值班。我记得，那天的天空虽然有一些薄云，但是能见度尚好，飞机是不至于迷失方向的。
首先，这架飞机不是去执行什么救援任务的，它这次起飞纯粹是军事用途。它是一架在中苏边界上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巡逻飞机。
它为什么会越界，也不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原因在三个士兵身上。三个士兵在斋桑军用机场临上飞机前，在一家小酒馆里灌了一通酒。这样，醉醺醺的他们，在飞行中，错把额尔齐斯河当成了界河，于是溯河直上。据说，飞机在失去导航的地面坐标之后，曾经降落过两次，辨认方向，因为失去地面坐标，只好拉起来又飞。
飞机上有两挺轻机枪，三个士兵的腰间都别有手枪。在中苏双方你来我往的抗议照会、抗议声明中，中方以武器这件事为论据，有力地戳穿这是一次执行救援任务的谎言。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套马索是套不住直升机的螺旋桨的，事实上，这架直升机后来是没有油了，它飞不起来了。这样，牧民们将套马绳甩向还在旋转的螺旋桨，让它停止旋转，继而，像拴牛一样，将牛皮绳的另一头拴在树上。
我没有见过这三名苏联士兵。听一位分区参谋说，他们开始时态度很强硬，当骑兵连赶到时，他们业已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并且拒不开。后来在乌鲁木齐关押期间，态度依然很强硬，但是在北京关押期间，他们松了，一个个都成了软蛋，其中有一个少校军官，每天捧着妻子的照片流泪。
苏直升机越境后的第二天，苏出动了60多架次的侦察机和中型轰炸机，在白房子上空盘旋，寻找失踪的飞机。相信，一虽找到那架惹是生非的直升机，它们会用武力将飞机强行夺回，或者干脆从空中扔下炸弹将飞机炸成碎片。
好在哈萨克牧民们将直升机用马草遮掩起来，伪装成了一个草垛。这样，苏方始终没有发现直升机。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的抗议和声明。边界局势，随着这些声明的措词日益强烈，局势越来越紧张。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苏方显然失去了耐性，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云集边界。从我们的了望台用五十倍高倍望远镜向苏纵深望去，可以看见烟尘滚滚一苏方调动部队的征状。有一天，苏方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词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惩后果，由中方承担。”这话实际上就等于是战争通牒了。
谁也无法预料情势会如何发展。会成为一场中苏全面战争的起因吗？须知，一战、二战都是以边境事件为起因的。会有一场局部战争，以苏方吞并这块争议地区为报复手段吗？谁也无法预料。生活在这块争议地区里的所有的人，他们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硬着头皮勇敢地支撑。不管叫“困兽犹斗”也好，不管叫“以卵击石”也好，争议地区的人们，得硬着头皮起来抗争。其实，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紧张，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已经使大家神经麻木。
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样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趴在了战壤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一旦谁死了，这就叫遗物；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遗物将寄回去。
我那时候是六九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我趴在一个丁字形的碉堡里，火箭弹弹头安装好，从射击孔里伸出去，火箭筒则扛在肩上。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
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沿边境线摆出的这一溜儿村庄，其情景自然也是这样。
胡子拉碴的大男人们，年轻一点的、有点文化的小女人们，全都拿起了枪。我在前面说过，枪是那种老式的冲锋枪和老式的机枪。这些人员围绕着自己的村庄，组成一个半圆形的散兵线，昼夜值勤和巡逻。连队的那些拉大车的马，也被从车上卸下来，披上鞍子，成为巡逻人员的座骑。
这期间，我曾经到一八五团团部去过一次。沿途这些村庄，都好像面临一场大劫难的前夜的景象，如死亡一般地静寂，鸡不叫，狗不咬，孩子们也知趣地闭上嘴巴，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色。
那些家庭妇女们将值钱一点儿的东西，包在一个包袱里。人就坐在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家具无法带走，就在门前挖一个坑，将它埋起来。在一家门口，我看见一户人家正将手摇缝纫机卖给一个游牧过来的牧民，价钱是三十元。
团部这争议地区平日十分热闹的小城，此刻也是出奇地冷淸。男人们备战去了，女人们守在家里。我从这一个一个迷宫似的土坯房中间穿过，冷风飕飕，像走进一座废墟城市。
孩子们仍然在上学。从一座小学校里，传出孩子们唱歌的声音。那声音有些低哑，有些压抑。童音在这块荒原上回荡着，这声音叫我感动。
拖家带口的兵团人哪！
记得，当我骑着马，打一家兵闭人的土坯房前走过时，一个七岁的兵团女孩，向我招手。两千年的八月一0，我作为一个老兵，重返白房子。重返的原因是因为在最近的中哈谈判中，白房子争议地区已经划归中方。重返中，百感交集的我，专门去找那座土坯房，在那里，我见到了那姑娘。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卜七年了，那房子还是原来的模样，姑娘则已经婚嫁，姑娘的儿子，也已经七岁了。姑娘姓陈，叫“小陈”。这是我这一次知道的。
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理智代替了诉诸武力。中国拿出了大国的风度，先是释放了那三名倒霉的士兵，接着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将那架直升机也送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因此，我猜想，中方所以后来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大约与周总理病危，希望边境安宁有关。
受惠的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是这些拖家带口的兵团人，是这些唱着凄凉歌曲的兵团孩子。我的十八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新时期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边防站和前哨公社反修大队的哈萨克牧民们携手进行的，每年冬天成立一个军民联防指挥部，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
毛泽东逝世那一段时间，边境局势亦是十分紧张。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据说，“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时期用过。那一次，也是在战壕里不分分昼夜，趴7二十多天，皮大衣上都长满了虱子。直到国庆节过后，“非常时期”才解除了。
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为昨日黄花，所以我这个前白房子士兵，才作为过来人，斗胆将这一段亲历写出。我最后想说的是，当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并中亚四国总统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并向世界宣告那一段边境线将成为永久和平边界时，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我，百感交集，为这一伟大的时刻流7了眼泪。
是阅读兵团文联办的大型杂志《绿洲》，才引发我心中对兵团人的这份珍藏的感情的。感谢编辑，期期都把杂志寄给远处的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诸如“团场”“胡杨林”“引水渠”“翻浆地”“斯大林100号拖拉机”这些别人看来是普通的字眼儿，却往往能引来我一一阵激动，一股惆怅，一种崇高的感淸。附带说一句，已故前辈作家，曾在新藤待过的杜鹏程，较我的感情更为炽热。只要一提新疆，他就激动得两手发颤。我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惟一对社会还有一点用处的，就是还能提起笔来写一点文字。因此我要把我的这段情愫用文字写出。
中亚细亚荒原上的太阳在猛烈地炙烧着。一个面色黝黑的兵团女人，穿着一双高统雨靴，拄一把铁锹，站在水渠的分汊处浇水。她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条田，条田里生长着春小麦。一个小兵那是我顺着田埂走过去。小兵的面色黝黑，神色忧郁，一颗大门牙在骑马时摔断了，因此他笑起来显得很滑稽。小兵就用这种笑容向兵团女人打了一下招呼，大约还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他是边防站的种菜班的班长，他希望能分一点儿水去，去浇边防站的菜地。
女人打开了阑水，于是，水汩汨地向菜地里流去。记得，站在分闸口，我和这位面色黝黑的女人还拉过一段话。她说，她是天津支边青年，和邢燕子那一批来的。我则邀请她到边防站去做客，我说我们连长的老婆，也是那一拨天津支边青年。不过，连长的老婆多么年轻呀，像个小姑娘。我这话刚说完，就有些卑悔了，于是我赶快补充说，连长的老婆之所以年轻，是因为她不生育。
后来那年冬天，边防站放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宽银幕影片，我专门到兵团去邀请他们看，那个面色黝黑的女人也领着孩子来了。我将那女人请到班里喝茶，女人的两个孩子又领来了一群兵团孩子，则在地上乱跑，在床上打滚。
记忆中，农十师宣传队来边防站慰问演出过一次。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姑娘。她们很可爱，那《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歌儿充满柔情。记忆中，这些姑娘特别能吃。边防站的家底很厚，餐桌上的东西很丰盛。但是这些姑娘们风卷残云，桌上的碟子碗儿很快就见底了。
边防站的副连长特意用一个大洋瓷碗，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端给那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米饭一层一层，用铲子拍实，上面又堆成一个宝塔状。副连长是想让这姑娘出丑。谁知，好姑娘，端起碗来，一口气将这碗米饭吃得一粒不剩。直看得副连长在旁边目瞪门呆。
姑娘们见副连长很有趣，于是晚饭后邀请副连长到她们的住处去打扑克。那时流行的扑克游戏叫“五十X”，谁输了给谁脸上贴纸条。脸上贴纸条最多的当然是副连长了。打的途中，有些热，副连长就将帽子甩在了铺上。
打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副连长站起来，寻找他的单军帽。铺上没有，那两个姑娘站起来，摸摸屁股底下，也没有。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站起来，就是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那姑娘。副连长猜想，帽了一肯定是在那姑娘屁股底下了。他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那姑娘叫起来，而在叫的同时，另外两个姑娘赶紧把副连长往门外推，嘴里还喊道：“首长你快走吧！她来！”副连长莫名其妙她来什么了？姑娘们尖叫道“你白克一个，她来例假了！”副连长是有家室的人，“例假”这个字眼儿当然懂得，他一听，吓坏了，赶快就往外跑。随着门“嗵”的一声关了，屋里传来三位姑娘的畅怀大笑。
这就是兵团农十师宣传队那一次留给人的温馨而美丽的记忆。印象中，那也是我在白房子服役五年中，边防站惟一住过女人的一夜。那一夜，姑娘们的房间门前都加了双岗，界河边也派了几组潜伏分队。为了腾房子，战士们还挤在一起过夜。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快乐，她们的那歌声和笑声，够我们在此之后咀嚼很久。
相形之下，新疆军区文工团来的那一次，留给人的印象就不怎么样了。她们像一群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一样。那个领队的男干部，喝了边防站的第一口水，就说大家不要喝这北湾的水，提防拉肚子，这水是咸的！我第一口就喝出来了。这话叫人伤心。
几个女文工团员，上厕所的时候，蹲在茅坑里说：“瞧，你瞅底下，这地方还常有女人来！”女文：团员说话的那一刻，我正在另一边的厕所里。听了这话，我吼道：“你们懂得个球，这地方哪有女人来！你们蹲的那是干部厕所。白房子没有男女厕所，只有干部厕所战士厕所，你们来了以后，干部厕所临时改成女厕所了！”
那一夜演出期间，苏方边界那边，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穿甲弹打得天空五颜六色，不时地还有警报器刺耳的声音。本来，军区文工团是准备在边防站歇息一夜，第二日返回的，我们已经为她们腾好了床铺。但是，边界上苏方的这些恫吓举动改变了我们挽留她们的念头。演出一结束，她们就坐上车连夜离开了这凶险之地了。
我们也有腿，但是我们不能离开。全边防站列队，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的大灯消逝在夜幕的深处，副连长喊了一句，要这天晚上加强瞀戒。完了，他还嘟嚷了一句：她们命贵！我就写到这里吧！这个话题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打住。我原先仅仅想把它写成…篇千把字的小文，想不到一搭笔，就写了这么多。
附带说一句，两千年八月我的白房子之行中，我曾专程前往农十师驻地北屯市，寻找那个当年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我询问了许多的人，最后才在师工会主席何勤那里得到一点消息。何勤也是当年去白房子慰问演出时的文工团员，她告诉我，那可爱的姑娘叫何润香，山东支边青年。她还说，这姑娘已经在1986年的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写作的这几天，正是西安的阴天，我的全身的关节都在疼痛。这是那一段日子留给我的纪念之一。记得我临离开时，边防站的医生对我说，一旦回到内地，这关节炎就会不治而愈，看来，他并没有说对。
我用这篇短文向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一个兵团兄弟致敬。我献上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和对你们的热爱。时过境迁，那一段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并日渐为历史尘封，后来的人们已经不会知道那些为共和国承担过巨大责任的那些普通人们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请将我一分为三》。文章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儿撒人我故乡的渭河，一份儿撒人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延河，一份儿撒人我驻守过五年的额尔齐斯河。
是的，我将回到那块土地上。我将乘着马穿过那铺天盖地的葵花地，穿过那一个又一个兵团村庄，我将向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深深地祝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那喧嚣之声，里面会有我年年的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