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至今30周年了。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段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段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放问题的决策。庐山会议前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段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段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选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选党，改选军队，改选世界。
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次“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于是整个会议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不然就得“全党共诛之”，那时人们就已经感到有这种气势了。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菘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选，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几乎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泽东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泽东。老帅劝说彭德怀做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7月23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不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对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表，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注]此文原题为《庐山会议的教训》，载中央党校所编《理论动态》1989年第818期。经作者李锐同意，特摘要发表，作为本书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