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两位患难挚友此时相聚在一起，黄克诚会把这埋藏在心底的词句背诵出来，两双手一定会紧紧地握在一起。然而他们终于没有得到这种机会，他们仍然只能“经常相逢在梦乡”。
从这时起，监护点的哨兵增加了。监护彭德怀的哨兵不再让他自己去食堂打饭，连红卫兵的饭也由食堂炊食员送到屋里。彭德怀很纳闷，就悄悄问哨兵发生了什么事，哨兵缄口吵答，只说了句：“平安无事。”
彭德怀从此不再询问，他不愿意给战士出难题。
他惴惴不安且又很有耐力地等待着。
半月后，王金岭来到五棵松监护点。
他把收集的一提包学习材料供彭德怀参考，还带了牙膏、肥皂、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王参谋，太谢谢你啦，这些天一直念叨你。”
“哎哟，忙得焦头烂额。造反派把人家的人打了，家抄了，我们就得千方百计地把人保起来。”
彭德怀从王金岭那疲惫、苦涩的表情上，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他问：“王参谋，听说我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是你呈送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呀？”
王金岭叹了口气，仿佛要把满腹忧患喷吐出来：“毛主席太忙了。刘、邓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垮，还要展开猛烈的攻击--元旦社论是信号弹，传说就在元旦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在院墙上帖了很多大标语，还在院里的地上浓墨刷写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两排大字。1月3日晚饭后，造反派又闯进刘的住所，勒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地走廊门口批斗了40多分钟，当场还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责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设下圈套，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带到清华园批斗，并逼她写了4点保证。后来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王光美第二天才返回家中。很快，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说起来真是荒唐，叫人不可思议。1月10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了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了通告。”
王金岭向彭德怀谈了当前的形势和有关情况之后，话头又转回到彭德怀身上。他劝道：“老人家，你现在别想那么多了，堂堂国家主席的命运也难以预测哩！说起来也真是，过去最赫赫有名的是你们几位湖南老乡，可现在呢，真成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噢，这叫‘亲不亲，路线分’，分来分去四分五裂了……”
彭德怀说：“我有错误我是不会赖账的，可是有好多罪状都是强加给我的！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不能不清不楚地进棺材呀！”
他说着，两只手不停地浑身上下抓搔起来，好像落进了麦糠堆里。
王金岭揭开他的衣一看，惊呆了：他患的皮炎恶化了，皮肤一片一片地溃烂，因没有替换的衣服，衬衣衬裤上生了虱子……看到这些，一种怜惜之情在王金岭心中油然而生：“老人家，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彭德怀迟迟地道出一句话来：“我没有什么亲人！”
王金岭又问：“真的没有吗？”
彭德怀凄苦地摇摇头，又点点头：“王参谋，我不能再连累他们啊！”
王金岭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
“好吧，我告诉你。”彭德怀把彭梅魁、彭钢、彭康白的名字说了出来，声音低得只有王金岭一个人能听见，“你就找我的大侄女彭梅魁吧。”说着，便把彭梅魁的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我王金岭。
王金岭又问起他的组织关系、供给关系在哪里。
彭德怀说：“我被他们夜间绑架，什么东西也不让拿，架起就走。我现在发落在这里，不能白吃饭呀！再说党费也该交嘛！我的供给问题可打西南建委一位姓雷的会计，组织关系找建委组织部就行。”
王金岭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向卫戍区领导做了汇报，并一一催办落实。很快，医生请来了。由部队暂时解决的衣服送来了。西南建委把彭德怀的组织关系、供给关系开来了。彭梅魁等亲人送给伯伯的物品也经王金岭等人送到了彭德怀手里……彭德怀深深感激王金岭、崔满仓、李树春等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嘴里还呼唤着他的名字。
2月下旬，负责“共同管理”彭德怀的红卫兵们实在受不了部队的“清规戒律”和生活之苦，一个个以过春节为由溜跑了。
卫戍区马上做出决定：将彭德怀等6人迅即转移到罗道庄监护点（原卫戍区干部教导队）。
1967年2月，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以及余秋里、谷牧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为另一方，短兵相接，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结局是惹恼了毛泽东。他甚至极为夸张地责问：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岗册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
于是，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手握尚方宝剑，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行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
反击“二月逆流”带了批斗风盛行。各红卫兵组织像抢篮球似的到处抓当权派当靶子。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起来。周恩来直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彭德怀在这一段时间里，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代材料”，一天到晚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他曾在“交代材料”上写道：“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急的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代什么罪行……”
白天和黑夜对于他已经变得完全模糊了，他被一种可怕的寂寞和孤独包围着。他盼望早日结束这种囚禁生活，回到大地的怀抱，呼吸泥土的气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去过普普通通的生活。
“快放我出去！我要憋死啦！”有时他暴戾得像并没有狂狮，对哨兵吼叫，可哨兵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我被弄到北京来了，为什么不找我谈啊？为什么……”有时他悲怆得流着眼泪，嘴里不停地得念叨，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来的一道光线发愣。
这天，王金岭特地将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说：“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就稳定了，毛主席就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毛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去大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不敢当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号，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信写好后，他委托王金岭转呈。王金岭看了信的内容后，不禁感慨万端：这位年近70的老人，处于危难之中，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没有放下。石穿，作为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水滴石穿”这一成语中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恐怕连上帝都会感动的啊！但是，在这“斗斗斗”的年月，“生产”二字像病毒一样被人畏忌……
殊不知，就在年初的一个日子里，周恩来曾在紫光阁召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专门研究生产安排和经济计划问题，同时还约了主管工业的余秋里也来参加这个会议三位副总理都到了，单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秋里。
“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周恩来思虑着，像是孤守在阵地上，等待着战友的到来。
就在这沉重而焦急的等待中，秘书轻轻地走过来，低声告知：“余秋里同志被揪走批斗去了。”
周恩来抬起头，凝视着一张张椅子：刘少奇不能来了，邓小平不能来了，彭真不能来了，陶铸不能来了，连余秋里也不能来了，他们的位置都空了！半个世纪来，大家同舟共济，靠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驾驶着中国这艘沉重的大船，经受了一场场血雨腥风，闯过了一道道暗礁险滩，向着光明的彼岸挺进！可如今，这艘大船却在途中搁浅了，停在那儿任机器超强地空转！
周恩来望了一眼三位副总理，他肥不住那热切、期待和心思相通的目光，忙转过脸，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浸湿了眼帘。三位副总理也各自转过脸去。
自从反击“二月逆流”开始，周恩来就进一步隐入了被动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保护老干部，想方设法不使生产中断。
周恩来的窘境，几乎与世隔绝的彭德怀当然无从知晓。他只是为自己，为周恩来，为民族的振兴，又一次地许下一个虔诚得近乎天真的良好祝愿。可在当时，他给周恩来的信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合时宜啊！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江青说：“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
戚本禹唾沫横飞：“你们要把彭德不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他授意韩爱晶、王大宾、要北航和地院联合将彭德怀拉到北航批斗。
7月15日，中央文革在《红旗》杂志社大礼堂召集北京47所大专院校的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陈柏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立即掀起对刘、邓路线及一小撮判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大批判高潮”，并规定了批判的题目、内容和要求以及要达到的水平。会间，戚本禹迫不及待地说：“你们要赶快行动，树起大批判的榜样！卫戍区方面由中央文革他们下达指标。”
7月18日，戚本禹特地对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应。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接着，戚本禹又多次出面，给“批彭联络站”的红卫兵打气：“彭德怀这个庞然大物，现在很不老实，只有靠你们去制服他！”戚本禹并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指示：“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并亲自敦促、布置对彭德怀的批斗日程。
7月19日一大早，王金岭来到彭德怀房间，见他正坐在床上缝补衬衣，头发刚理过，显得比前些日子有几分精神。
没等王金岭开口，彭德怀就问：“王参谋，一大早就来，有事吧？是不是我给主席、总理写的信有消息了？”
王金岭摇了摇头，停了一些儿才说：“中央文革来来的通知，要你下午到北航去，参加小型提问会。”
彭德怀没有丝毫的惊诧和怒气，显得异常平静：“好吧，任凭他们，我不怕提问。他们想先在我身上开刀，那就开吧！把我的五脏六腑统统扒出来，也好让他们看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血是凉的还是热的！”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有个思想准备才是啊！”
“不用准备！我就不信红卫兵都不讲理。在原先那个地方（指五相映成趣松监护点），我真要给他们记一功。”
“什么功？”
“他们将我的烟斗扔进火炉烧了，应该感谢他们，帮我戒了烟。最后还是一位小战士给我又拿来了烟斗和烟丝。我向战士道谢了，但我不抽了。”说完涌了一丝笑意。
下午14时30分，王金岭和警卫1师的4名干部战士作为陪同人员护送彭德怀到北航。
“提问会”会场设在一间大教室里。墙上、地下和教室中央挂满了标语口号，杀气腾腾。等彭德怀被押进会场时，口号声喊得山响。紧接着“提问”开始。
首先由航空学院的一位领导干部，照本宣科地念批判稿。当彭德怀冷静地审视一下会场，要对一桩桩强加于自己的罪状进行评说时，韩爱晶发火了，煽动一伙人冲了上去，会场一下子骚乱起来。
“彭德怀，你说！抗日战争时代干了什么坏事？”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企图，招致日寇疯狂大屠杀，充分证明你是假抗战、真护蒋，假功臣、真罪魁！是彻头彻尾的盲动主义！”
“不对！说是暴露我军企图，是敌人的话！至于说招致日寇疯狂大屠杀，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是谁招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是招惹了侵略者？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同胞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到于说这一仗是不是盲动主要，你们可以打电话云问一问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嘛，看是不是我彭德怀自作主张！仗打完了，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打得好，以后还可以再组织打几次。”
“胡说，你在欺骗我们！”
“不是我欺骗你们，是有人欺骗你们，是你们不懂历史，你们可以问问毛主席嘛！”
由于彭德怀的申辩，会场更加紧张起来，韩爱晶等人一个个百红耳赤，声嘶力竭，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精神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段司令中的无限忠心，誓与面前的这位“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血战到底。震耳欲聋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当彭德怀听到“不低头不认罪，死路一条”的口号时，也马上提高嗓门吼起来：“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后！这是什么罪？你们说，你们说呀？”此音一瞬间压倒了一切浪。
“彭德怀，你太嚣张了！”韩爱晶一步跳到彭德怀跟前，把话题转移到庐山会议，“你为什么在庐山给毛主席写信？”
“信中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在庐山攻击毛主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何居心？”
“不对！我讲的是党内不良风气，根本没有针对毛主席。在毛主席面前，我是无话不谈。”
韩爱晶按预先研究好的部署，展开了“万炮齐轰”、“乱箭穿心”的“战斗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