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底，毛泽东登上了庐山。
庐山，这座海拔近1，500米的山峰，以它壮丽博大的风姿，屹立在鄱阳湖畔，长江之滨。相传周定王时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匡庐，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多少神道仙佛点缀其间，九十九峰曾留下380余处僧寺；多少骚人墨客把它吟咏，李太白那“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来之笔，苏东坡那“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哲人睿语，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句。
时值盛夏。
当“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热气蒸腾时，相距不远的庐山却是花团锦族、鸟鸣山幽，凉风习习、绿荫处处。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此刻，毛泽东正坐在草坪的藤椅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幽馨的气息。近旁奇峰耸峙，远处江水隐隐。他在等候上山开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伙伴们。和往日一样，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滥觞于胸臆的磅礴诗绪倏然跃动起来！在下榻的“美庐”别墅里，他挥毫赋诗，笔走龙蛇：
七律·登庐山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说来也巧，1500年前的另一位诗人，曾弃官后在这庐山南麓的斜川、玉京一带躬耕田园。这个素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渊明，把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无压迫、无剥削、男耕女织、怡然自乐的“世外挑源”，托给万世，足可使一千年后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掩面羞愧。如此想来，今日的人民公社，诞生才短短年把光景，出点乱子，也是自然的。毕竟，这是件亘古未有的伟大群众运动，倘若陶令转世，也会欣喜若狂啊！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他深深地吸吮着清新的空气，旭日传送的明快光线在他胸中搅动起一股醉意的微澜。
他是否由庐山而联想到了另一座山--距此不过900余里的井冈山呢？是否由此而联想到了长征路上的五岭、乌蒙、岷山和延水河畔的宝塔山呢？
井冈山--延安--北京，一条多么艰难曲折而又光芒四射的道路。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这种实践应该加快速度，以便早日建成共产主义，把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甩到后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正是向着这一理想境界迈进的标志吗？
然而，事情没有完全按照他所设计的蓝图发展。
此刻，他坐在庐山之巅，遥望蓝天，思绪万端，而目光却是冷峻的。“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大裂痕（为了原子弹）；自己队伍中某些同志的观点和态度（爱挑毛病）”（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语）。
在上庐山之前，他于6月25日到了韶山--一个本属穷乡僻壤，因为出了毛泽东这位英雄而变成“圣地”的小山村。这是他32年来第一次返回故乡。这自然引起他的许多联想：他想起了封建势力对贫苦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想起了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反抗和失败，想起了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想起了为革命而献身的他的六位亲人，包括他的开慧夫人……如今，广大的农村虽然算不上极乐世界，但乾坤朗朗，热气腾腾，亿万人民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建设新的河山。抚今思昔，他诗兴大发，写下七律一首--《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当然知道，半年前彭德怀已去过湖南，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也不知什么原因，同样一个地方，在两个人的眼里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泽东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
同时，毛泽东还知道，彭德怀自出访八国回来，情绪一直不好。看来，他这位性情耿直的老战友思想出毛病了。鉴于这种情况，确定在庐山开会之后，他亲自给彭德怀打了电话，要他上山。他会来吗？
毛泽东一会儿坐在藤椅上，一会儿在草坪上来回踱步。
庐山会议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他思索着，等待着。
6月29日，彭德怀、贺龙、康生、张闻天、习仲勋等军队和中央部门的高级干部，集体乘火车到达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6时许抵达九江市。
从北京到庐山的途中，彭德怀与几位同行者就“共产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有忧虑，有困惑，有激愤，谈得颇为投机。
当看到长江两岸青烟缭绕，红旗点点，人流浮动，炼钢的热情胜过7月的骄阳时，彭德怀感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看看我们的人民多么好啊，只要党发出号召，他们会舍出一切的，像战争年代一样，个个奋勇争先，甚至献出生命！多么好的人民啊，忍受着精神和身体的痛苦，完成党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
张闻天插话说：“啊，他们心里恐怕也十分明白，这项任务根本就无法完成！”
贺龙也接上话茬：“那就只好粗制滥造，虚报产量罗！”
彭德怀脱口而出：“要不是我们的人民好，能和党一心一德，恐怕我们这儿也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啊……”
张闻天马上拍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说得太过火了。彭德怀“嗯”了一声，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改口说：“上了山，一定要找主席好好聊聊。”
彭德怀与张闻天以前虽有来往，但并非密友。在北京的时候，张闻天有时到彭德怀家里聊聊，次数不算太多。
仿佛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在1959年春夏之交，一个粗犷刚烈的国防部长，一个严谨博学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历史上并无更深的渊源，私交似乎也谈不上，却被一种神秘的磁力吸引到一起，在向最高权威的挑战中，竟联袂犯颜直谏，撕都撕不开了。这年4月底，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八国，适逢张闻天要去华沙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为节省开支，张闻天搭了彭德怀的专机，二人同坐前舱。此番离京南下，二人又被安排同车、同船，同抵庐山。
那是彭德怀出访八国回来，张闻天去看望他。二人就毛泽东4月29日以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出《党内通讯》，议论了一番，都觉得这是“树立了个人作风”。联想到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强调权力集中，意思无非是由他自己说了算。这样下去，集体领导原则还怎么坚持？岂不是重复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吗？谈着谈着，一丝忧虑同时爬上二人的心头。
到了九江，他们坐汽车径奔庐山，9点钟左右到达山下。这时，庐山早已戒严了，游客们被拒于山门之外。长江上蒸腾的暑气，一点也袭不进这片琼楼玉宇。山岭上的一座座别墅中，陆续住进了参加会议的高层人物。
他们驱车来到山上，被大会警卫人员迎面拦住。彭德怀访问是何缘故，警卫人员回答：毛主席休息了，要保持肃静。所有人员要下车步行。
几个人听后，顿时收住了话语，收敛了笑容，面面相觑，默默地向山上走去。
大山很静，静得使沉默着的一切都仿佛呈现出一种抑制状态，他们不时能听到巉岩下潺潺的泉流声、葱郁山林里鸟虫的啼鸣以及他们彼此间逐渐加快节奏的喘息声和鞋底与路面的摩擦声……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
会议原计划从7月2日开始，至15日结束。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毛泽东依然谈笑风生。他以宏大的气魄，一股脑儿提出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十九个问题，要大家研究。多数问题当然不可能研究出什么答案。引人注目的是，他接受他原来的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建议，把国内形势归纳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对这个结论十分自赏，在以后的岁月里曾多次重复，以至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公式。对大跃进的不足，他也曾谈及，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而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号召大家摆问题，找根源，求改进，强调要特别注意听取反面意见。
刘少奇的讲话则重点是教训。他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去年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他反复强调，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这次会议被称作“神仙会”，意思是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因而，为会议安排的文娱活动令人感受到一种轻松、自由、畅快的气氛。会间休息时，人们三三两两沿石径散步，或谈笑风生，或欣赏景致；到了晚上，或看戏看电影，或跳舞--舞会上，小乐队奏着欢快的舞曲，《马兰花开》、《节日圆舞曲》、《卡秋莎》……悦耳的音乐伴着娴熟的舞步……在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各具特色的舞姿。
7月3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
在讨论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目前形势，出现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认为，形势很好，成绩伟大，不能泼冷水。
朱德在中南组会上说：供给制是共产风。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彭德怀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工作时间较长，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故被分在西北组。他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又看到大家发言热烈，直抒己见，也就放弃了原定找毛泽东面谈的打算，决定通过会议向党中央、毛泽东进言，以便在会上解决问题。
在会议休息的间隙里，他见到毛泽东，顺便问起回故乡韶山的情况：
“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
“回去了。”
“你知道他们虚报产量的事吗？”
“不晓得。我和他们没有谈到这个事。”
彭德怀一时语塞，茫然了。
因时间短，且有他人在场，也就未及深谈。
上午，周小舟来到彭德怀住处，向他介绍湖南工业建设问题。
周小舟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在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40天不下雨，还可以保丰收。不过再像现在这样一窝蜂地搞下去，我们的基础工业就冲垮了。到头来，鸡飞蛋打！”
彭德怀一直没说话。他还在想着会间休息和毛泽东谈话时那不太愉快的一幕。
“我就不信，他真的不知道？”
“彭总，你这是？”周小舟大惑不解。
“哦，没什么！吃饭！”
在小组讨论会上，彭德怀向西北小组的同志们介绍了他考察10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在谈到他去湖南考察的情景时说：“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到毛泽东，这让参加西北组讨论的同志听来，不啻当年西北战场那轰响的炮声。
埃德加·斯诺曾对彭德怀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说话快是像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谈话。”
此时，他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情绪激动地挥舞着，“连珠炮”砰砰地放响！都61岁了，还是肝火旺盛，精力过人，嘴巴不饶人。
未等别人插言，他又说道：
“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可到后来呢，脑子就热喽，得意忘形。”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几乎每句话都涉及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同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定的基调无疑是大相径庭的。
7月4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继续发言。
他在全面批评了“浮夸风”、“官僚主义”、“全民办钢铁”、“高指标”的宣传之后，特别强调：“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他第二次发言仍然涉及毛泽东，并且直呼其名。这对于在党内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崇拜的思想禁区，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又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彭德怀的住处，恰与张闻天的住处相邻。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见面多，谈话也多。谁能料到这种纯属偶然性的巧合，竟使两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成了“难兄难弟”。
夕阳衔山的黄昏，二人时时在清幽的小径上散步。大炼钢铁的高指标，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公社化的盲动冒险，市场上的物资紧缺，他们都谈了很多很多。然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些决策为什么能顺利作出并变成千百万人的实践呢？当他们的话题涉及到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时，他们都十分谨慎地避开了。
尽管他们都是毛泽东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但他们感到某种东西把他们同毛泽东隔开了，他们同毛泽东之间颇有点君臣关系的味道了。当然，他们对毛泽东依然百分之百地忠诚、尊敬，然而“敬”的感情中无疑掺进了“畏”的成分。这种“敬畏”的心境，使他们谈及毛泽东的缺点时，既不忍心，又为之心悸。
7月6日晚，彭德怀外出散步，又碰上了张闻天。二人谈到小组会上发言的内容：全体与会者，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统统发了言，表示坚决反“左”。
彭德怀说：“这样很好嘛，反‘左’的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
张闻天说：“你的估计还是比较高的，但愿如此。不过，咱们要很好地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张闻天这位曾在30年代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位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有着曲折而深刻的认识，王明路线时期他犯过错才看到了毛泽东的正确。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是与他的支持分不开的。他钦佩毛泽东，但不盲从。
“是啊，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彭德怀感慨地说，“会议后，还真得好好学习哩，包括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可是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普遍懂得少。”
稍一停顿，彭德怀又说：“我平生最服气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也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