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所谓罗烽一贯反党的罪行，从1957年的反党右派分子到1955年的“舒、罗、白反党小集团”，再到1953年的“四月会议”以及更远的延安时期和30年代的上海，可以明显地看出文学史上宗派斗争的惊心动魄。也是在1943年那个《思想自传》里，罗烽说：到上海后，我的组织关系，是由周扬恢复的。及至“8·13”上海抗战，我同多数文艺工作者向内地撤退。停留南京时，我对周扬开始怀疑，理由有如下数点：
我到上海那年，1935年的秋天，胡风曾到我家主动地询问我的组织关系，询问东北党1934年间被破坏的情形。最后他并叫我写一简单自传交他，作为恢复组织关系的审查根据，但胡取去自传后则无下文，后来经舒群介绍周杨，又写自传。因此胡、周的关系如何使我不懂；
之后，在两个口号论争达于高潮，我看到鲁迅答徐懋庸文章中描写周扬等的丑陋气势，对周的印象颇无好感；
差不多在同时，一次（党）小组会上，小组领导人戴平万宣称：“人们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来调解两个口号的论争，其实并无此事。雪峰是来了，但他是假钦差。”而当时雪峰来沪的任务确是文艺界众所周知的事，戴之传达当然根据于周扬，而周是根据什么呢？我以为是周有意蒙蔽此事，继续宗派的混战。口号是需要的，但后来却牵涉到人事上（我与舒群企图调解胡、周之矛盾，惜未成功），等于互相向共同的敌人暴露自己阵营中的弱点。这是支（宗派）而忘宗（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宗派主义的毒害！因此我对周的信任不能不有所幻灭；
加之胡派中有“左联”解体后，周扬违反党中央指示，个人扩大组织，巩固宗派之说，更使我怀疑，我的党籍是恢复在周扬个人的小组织上了；
本此，我再环顾所谓团结在周扬周围的文艺工作者，多系出于个人感情、个人利益的团结。如周最亲信的人：xx，是个胆小如鼠，假秘密之名，实行遇事规避之实；则深居简出，惰于行动；至于××则专事拉拢钻营，对工作则消极怠工。但这些人，不外是周扬的感情和金钱的支柱而已。而我和周扬呢，一直都有工作联系（全国文艺家协会秘书处及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但周与我的关系，反远不如沙汀等密切。这现象足证周不单企图造成宗派大集团，而且更拟造成大集团的核心组织。似此领导，令人费解；
抗战开始了，上海危急时，文艺界组织撤退内地。及至南京，沙汀回川，任白戈、杜谭等不知去向。他们的行动是否系组织决定，我不得而知。但我停留南京数日，既不知谁领导我也不知向谁接头。所谓组织撤退，是自由地鸟兽散呢！或者其他人已决定，对我则例外呢？
岂知后来周扬携立波、舒群等扬长北上，置我不顾。因此我更认为，我在上海之恢复组织关系，不过是被周个人所利用的过渡的时装而已！……老实说，这才是注定罗烽坎坷命运的关键，这才是真正的祸根！
苦渡金桥
1958年1月，爸爸、妈妈被清除出党，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爸爸由行政八级降为十三级。妈妈由文艺一级变成一个没有工资的“学徒”（直到1961年6月辽宁作家协会才给她定为行政十三级并转去一切福利关系）。没有通过任何程序便罢免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荣誉和职务，如妈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及爸爸的全国作协理事等等，被贬到塞外阜新矿区劳动改造。
对于党的最高处分他们在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组织上只能服从。在处理他们的大会上，妈妈泣不成声。她说：“终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信念坚定，态度坚决。1958年6月，他们踏上北去的列车，开始苦难征程。阜新，位于辽宁西部的丘陵地带，与内蒙接壤，在大沁他拉沙漠南沿。当年的阜新，不过是以采矿点为连线的集合体。当地人用“东西一百里，南北一条街”概括他们的城市特征，用“一年两季风，一季刮半年”描述这里多风沙的气候。市内的交通工具除了矿上的小火车，就是小驴车。在这人地生疏的环境里，一对孤苦无依的老夫妻要想生活下去，实在困难重重。而对于头顶“罪冠”的他们更是难上加难。他们需要有别人双份的勇气，要付出别人几倍的辛劳才能应付眼前的一切。好在他们本来就是人民的公仆，百姓的孺子牛。他们鄙视富贵荣华，淡泊名利。解放后工资改革，爸爸虽身居高位却严自己，不要人民给他的高工资，仍然领取供给制时的微薄津则更是首先和丁玲倡议和实行不拿工资靠稿费（低稿酬）维持生世纪90年代末，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说：“作家协会人不把钱财当回事，一个是白朗同志，一个是丁老太太。”
列车上，他们相对默默。在这片他们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土地上，抬头远望，一片渺茫。他们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离开北京，多少次奔驰在这条铁路上。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妈妈因公务和外事出差、出国频繁。特别是妈妈，更是马不停蹄。她是以着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和平使者的姿态活跃在国际和国内舞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她以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六次出入战火纷飞的战场，写了许多战地作品。新中国建立之初，她代表蔡畅、邓颖超赴索菲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工作。1951年参加国际妇联组织的“美李”暴行调查团，在朝鲜走遍两个道（相当于省）。目睹骇人听闻的“美李”暴行，并执笔起草《告全世界人民书》散发世界各地。1952年2月，她随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回国不久，又随“赴朝慰问团”去朝鲜。9月，奉周总理之命陪英国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过鸭绿江。1952年冬，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6月，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会后应芬兰邀请到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文化日。归国第二天，换上军装立即参加以罗烽为组长的归俘工作组奔赴朝鲜开城，并以记者身份参加在板门店举行的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1956年出席在印庋召开的亚洲作家代表大会。每次离京，他们都感到身上使命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豪和幸福。可是，这次离开首都北京却是忍辱负重，往事不堪回首。抵达阜新，他们喘息未定（住在招待所，家还没安），爸爸首先去海州露天矿报到。他当时年届半百，矿区党委安排他在地面做些辅助劳动。可是没过几天在夺煤大战中，便主动申请到生产第一线--采掘场。他像矿工一样，下矿坑，倒三班，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体力的消耗，精神的压仰，又适逢“自然灾害”，爸爸一天天消瘦，隐忍着浑身疼痛也要硬撑着，这些当然瞒不过朝夕相伴的妈妈。妈妈望着爸爸那股顽强劲，也徒叹奈何，自己不也是强忍着严重的哮喘病（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时落下的病根）在地毯厂劳动吗。她把生活中的苦与乐，甚至把自己那苍苍白发都编织在那色彩缤纷的地毯里。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血汗以至泪水终于换来摘掉那顶压在头上千斤重的“右派”帽子。
1961年初冬，他们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爸爸原本清秀的面孔更加消瘦，瘦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他照了一张相片，背面写着“1962年初夏，大病初愈”。这一语双关的话为我们留下那段深沉的屈辱人生的写实。劳动、生活是有形的，是能够忍受的，而精神这个无形的魔影却无时无刻不在吞噬、折磨他们的灵魂和肉体。他们的心灵仍然处在无可名状的苦闷与抑郁的深渊。开除党籍事关大节，这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一个革命者，可以没有家，可以没有一切，甚至没有生物意义的躯体，唯独不能丧失政治生命。他们像没有归宿的幽魂，像无家可回的游子，孤苦无依。
爸爸、妈妈被清除出党成为右派分子的三年间，他们每半年准时而主动地向基层党支部，向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以及中央宣传部党委汇报思想改造的情况，向党坦露心扉，请求组织的指导与监督，争取尽快回到党的怀抱。1959年7月，妈妈在思想汇报中痛苦地说：“最后，向党提出我最迫切、也是大胆的要求。现距我犯错误的时间已近两年，我离开党也一年有半了，这个失足之痛一直使我梦魂不安，它不但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也给无辜的儿女带来空前的苦痛。这一沉痛的教训确确实实够我警惕一生了。两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之下，我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征途，我请求党对我做多方面的了解、审查后，在最短时间撤销我政治上的处分，使我早日卸却最可耻最沉重的包袱，恢复本来面目，重新回到革命的大家庭里，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毫无精神负担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0年3月中旬的汇报中，她恳切地写到：“我再一次向党提出请求，在党对我多方面考查了解后，如果觉得我已具备了起码的条件，希望党给予特殊的宽大处理，尽快地把我收容归队；否则也希望党指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并请党给我以严格的监督和鞭策，以便我有所遵循，早获新生！”
1961年7月，她再次深情地写到：“我痛苦地反复责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辜负党的培养和期待，违背心愿地走上反党的绝路呢？难道我对党没有赤诚的热爱吗？不，一万个不！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我热爱党的心是决不会改变的，就像真理不会改变一样。”
1959年12月13日，爸爸、妈妈守着昏暗的灯光，冷冷清清、凄凄切切，这天是爸爸50岁生日。俗话说，五十知天命。他们的天命是什么？爸爸辗转难眠，含泪填《桂殿秋·五十有感》：默相对，老伴酒，一束黄花五十瘦。望冷素肴添雪发，偷吞苦泪凿肠透。字百万，尽忾仇，平生大节半语休。是是非非非非是，真狱假狱奇冤构。妈妈吟着这首词，真想嚎啕大哭，可此时她却欲哭无泪。1960年，爸爸再作五绝《胡不归》：游魂离魂子，胡不归去吟。欲归归无处，还怜未归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蒙冤受辱时的郁闷心情和期待尽快回到革命队伍中的迫切愿望。这年年底，爸爸在给各级组织的思想汇报中写到：“今年8月初，海州露天矿党委决定我参加《海州露天矿矿史》编写工作。当党委书记把上述决定通知我并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像这种内心激动，在过去的生活里只有一次，那就是卅一年前党通知我：‘批准你入党了！’的时候。人生最宝贵的是得到党的信任。抚今追昔，两者的性质虽然不尽相同，但我是多么珍惜这次党的决定。”这不多的几句话，可以看出他对党的赤热之情。可悲的就是这样忠心耿耿追随革命几十年的老党员，1958年仅仅用中国作家协会“总支”一张64开的便条就结束了他们得之不易的政治生命，甚至连申辩的权利都不给。但是，他们并不因此灰心丧气，仍以党员的标准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仍像一对痴情的孩子盼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1961年，爸爸、妈妈虽然摘掉枉加在他们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然被拒之党的大门之外。“摘帽右派”，它的潜意词仍然是右派。
摘帽之后，爸爸、妈妈归属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从事专创作，定居辽宁金县的金州镇。爸爸以郊区农业社果园为生活基地，妈妈在金州纺织厂体验生活，他们又可以拿笔写作了，他们要把失掉的时间追回来。他们穿梭于铁路、矿山、工厂、田间，在短短时间里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妈妈的短篇小说《少织了一朵大红花》便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她还创作《温泉》、《警钟》、《在起跑点上》等；爸爸与青年作者杨煊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列车在前进》，还写了短篇小说《雪天》、《第九盏红灯》以及四幕话剧《春风得意》等等。
正当他们孕育新的创作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萍之末。刚刚喘过一口气的中国政坛，也正在孕育一场更激烈的政治风暴。这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6月7日，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联军抓叛徒兵团”风风火火地闯进作家协会辽宁分会院内爸爸、妈妈的临时住所，以谈胡起（大连铁道学院党组书记，1934年与罗烽同时被捕）材料为由，把正在病中的爸爸架走。抄家劫舍，翻箱倒柜，掀床揭褥，无所不及。妈妈也先后被几个造反派组织轮番找去交待罗烽被捕的经过。妈妈惶惶然不可终日。在恐惧中，等待爸爸的归来。妈妈“强抑心碎之苦”，在日记中写道：我该怎么处理自己呢？情况如此复杂，但真理能不坚持吗？大半生的追求是什么？大连在望，却远隔天边。为了不让孩子再受牵累，一身轻松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去信建议英儿声明断绝父子关系，甚至母子关系。出此决断绝非下策，痛心！发信归来，抄了两份揪罗的命令和大字报，忍不住痛哭失声！
几天来时时阵雨，此时又噼噼啪啪下起来了。十分钟以前还是晴空如洗，转瞬间就大雨倾盆，真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奈何？人的一生能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这么多的不幸啊！我感到无力支持了！毛主席啊！请给我力量。“他，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不是叛徒也不是右派，我们都不反党”。而今，令妈妈最担心的却是昔日她最敬佩爸爸那“不卑不亢”的性格。“听人说，前几天他挂牌游街时，昂首挺胸，俨然领导在视察工作。还听人说他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因不肯弯腰低头，一名专政队员用手背狠狠砍他的脖梗，他竟转身怒目而视。他太看重人格尊严了。这样下去，他准会闯出大祸。天啊，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