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家，道名家，想把名家说清楚，先得说名家都研究点啥。
用大师们的话说，名家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这话说得很到位，但是不容易理解。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讲两个小笑话：
“文革”时，某教授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某山区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该教授自幼生活在大城市，对农村的事物十分陌生。下乡第一天，他看见地里有一头毛驴在偷吃麦苗，虽说他既不认识驴子也不认识小麦，但他深知国家财产正在遭受损失，情急之下，大声呼喊起来：“快来人啊，动物吃植物啦！”
说来也巧，我本人也曾闹出过一个类似的笑话：我从小生长在北方，对南方的事物很陌生，很多东西都是只闻其名不知其形。有一年夏天，老婆从娘家（湖北）带回一包紫不溜丢、奇形怪状的土特产，我吃了一个，感觉味道一般，就问：“你怎么不带点菱角回来？听说那玩意儿挺好吃的。”老婆差点儿没笑死。原来我刚才吃的紫不溜丢的东西就是菱角！
故事中的教授之所以闹出笑话，在于他不知道驴子和麦子的“名”。生活中的我之所以贻笑大方，则在于我没见过菱角的“实”。虽说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名家”还相去甚远，但至少为我们了解名家、学习名家奠定了敲门砖。
还是请名家大师们现身说法吧。
邓析的“两可说”
一条大河波浪宽，它的名字叫淆河。河岸两边是不是稻花飘香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河岸上住着一个叫邓析的人。
邓析称得上人如其名——爱分析，也会分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家住淆河边的邓析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分析淆河水。和许多致力于发明创造的人一样，邓析是早也分析，晚也分析，时不时还要做实验验证自己的分析，数年光阴把偌大的家产分析得所剩无几。好在天道酬勤，就在家里的老鼠准备搬迁之前，邓析终于拿出了一件像样的发明——桔槔。
在新品发布会上，邓析噙着泪花说：“乡亲们，农民朋友们，天旱浇地不用愁，桔槔为您去烦忧。正像它的广告语所说的那样，它就是公鸡中的战斗机。把它安在河边，十几岁的小孩一天浇五亩地不在话下。下面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要领。不过俺邓析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研制这个宝贝，我差点连老婆孩子都贴上！看完之后，大家多少给点专利费。好吧？有钱的赶紧准备钱，没钱的赶紧借点钱。上眼……”
说完也不管乡亲们是否同意，邓析就急不可待地演示起来。邓析前后演示了不下十遍，邓析的小儿子也托着铜盘在人群中进进出出了十遍，却一个钱儿也没收上来！
“乡亲们！这样不好吧？咱们演示之前可是说好了的！多少给点吧！”邓析的泪花儿变成了泪珠儿，摇摇欲坠。
“你跟谁说好了？是你一个人在说，我们在听；是你愿意演示，我们还不愿意看呢！有什么呀？不就是几个大木头拴着一个大木桶嘛！”
“乡亲们，咱们做人得厚道是不是？是我一个人在说不假，可你们也没有反对呀！你们不反对，不就是默认吗？赶紧拿钱，不然我起诉你们！”
“谁做人不厚道了？你起诉我们，你有合同吗？小心我们告你诬告！傻冒！”
“我……我……哇呀呀”，邓析恨不得咬死这些人。但经过冷静分析，他最终决定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这些小人都能钻法律的漏洞，我邓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
回到家，邓析饭都没吃，一头钻进了法律课本，专找法律漏洞，一个星期就拿出了新发明——“两可说”。
“两可说”？这玩意能换白米吗？邓夫人只知道，从娘家借来的那袋米也快光了。
“放心吧！别说白米，白银也没问题！有鉴于你理解能力偏低，我给你讲个笑话。”
“说有一年冬天，张奴隶主家的羊跑到了李奴隶主家的麦地里。李奴隶主一向嫉妒张奴隶主比自己还缺德，就拿出二百两银子，请一位读书人写了篇状子告张奴隶主。状子是这么写的：‘羊吃麦苗，连吃带刨。前面一走，后面没苗。畜生无罪，主人难饶。’法官一看有理，当即判张奴隶主赔偿李奴隶主二百两银子。打输了官司的张奴隶主觉得很没面子，一咬牙带着四百两银子找到那位读书人，请他再写一篇状子为自己翻案。读书人嘿嘿一笑，提笔写道：‘数九寒天，地冻如砖。莫说羊刨，就是镐刨，也属枉然。’法官看到状子，当下改判李奴隶主诬告，罚款两千两。我的‘两可说’说白了就是……”
“家里有人吗？”还没等邓析说完，生意已经上门了。
“您就是传说中的邓先生吧？您一定要帮帮我。”一位少妇一头冲进邓析的茅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前不久洧河发大水，我男人正在河里捕鱼，船翻了，人没了。第二天，下游有个叫阮小二的发现了尸体，我们去赎尸，阮小二却狮子大张口，说少了一千两银子免谈。您给分析分析，这可怎么办呢？”
“唔，这事也好办也不好办。说它好办，是因为除了你们家人，谁也不会买你男人的尸体，阮小二他只能卖给你，他白给别人也没人要，是不是？说他不好办是怕阮小二一生气把你男人随便找个地儿扔掉，到那时您花多少钱也没地儿买去了。这样吧，你拿二百两银子的律师费，写一张委托函，我替你去找阮小二。万一办不成，二百两银子如数奉还。”
……
少妇刚走，阮小二就进了门。“您就是名家学派的创始人邓析先生吧？听说您接了我们那个案子？您可不能光听那个婆娘的，我帮她捞了人，要点辛苦费也很正常啊！您说是不是，邓先生？”
“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说它是，是因为她除了向你买尸体之外到哪儿也买不着，所以你总觉得你要多少钱她们就得给多少钱。可据我调查，这家人是从四川甘孜地区迁过来的藏族同胞，历来流行水葬，咱们郑国又历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传统，如果人家告你个蓄意破坏他人葬礼罪……”
“天地良心啊！邓先生您救救我！我这块祖传玉佩戴着也不符合身份，就送给您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多少让他们出个赎尸费。”
……
不难看出，邓析的“两可”说，说白了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或者叫诡辩。对于那些自居正义，动辄道义的人和学派而言，这自然是不值得提倡的斜门歪道。然而我们知道，歪门邪道也是“道”，“道”本身并无对错，关键看你怎么用。用它去坑人害人，自然是歪门邪道；用它维持正义、坚持真理，救人或者自救，它就是人间正道。
当然“两可说”不等于没理狡理，更不能滥用。事实上它的发明者邓析就是因为大力倡导“两可”学说，号召郑国人民遭遇官司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为了让大家有法可依，他还呕心沥血编了一套《竹刑》，讲授私学，开办律师培训班，深入民间开展义务普法活动，结果导致“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当时的统治者姬驷歂应付不了这种局面，只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样看来，这位姬先生也是一个爱分析、会分析的人。而我们的邓先生，显然没有认真地分析过自己的身份和未来。
惠施的“相对论”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聊惠施的“相对论”，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惠施的知己庄子。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居然没提惠施这一号，惠施的著作也早已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庄子是这么写的：
惠施是我的铁哥们儿，他有十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1．最大的东西，没有外围，叫做“大一”；最小的东西，没有内核，叫做“小一”。
2．（一个东西）没有厚度，不能积累，表面积却可以无限大。
3．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泽一样平。
4．太阳才刚到天中就已经开始西斜，万物生的同时也就是死的开始。
5．大同和小同不一样，这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不一样，这叫做“大同异”。
6．南方可以说没有穷尽，却又有穷尽。
7．别看我今天刚到过这个地方，其实我昨天就已经来了。
8．连环是可以解开的。
9．我认为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
10．请广泛地爱护万物，因为天地是一个整体。
由此出发，惠施还提出了一些更有意思的命题，比如卵有毛（蛋里有毛）、鸡三足（鸡有三只脚）、犬可以为羊（狗可以是羊）、丁子有尾（青蛙有尾巴），等等等等。
之所以说这些命题有意思，而不是奇怪，是因为我了解惠施，也了解他对名家学术的研究心得。比如“卵有毛”，表面看蛋里当然没有毛，有毛的叫毛蛋，但是蛋能孵出有毛的小鸟，所以说“卵有毛”。再比如“鸡三足”，表面看鸡当然不可能长三个爪子，真有的话那也得叫畸形鸡，但是鸡的两个爪子再加上“鸡爪子”这个名称，不就是三个爪子了吗？事实上，这也正是名家最常用的伎俩——混淆事物的“名”与“实”。又比如“犬可以为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狗就是狗，羊就是羊，生活又不是《封神演义》，狗怎么可以突然变成一只羊呢？实际上这仍然是在说“名”与“实”的关系。“狗”也好，“羊”也罢，还有“牛马驴骡鸡狗鸭”，它们都是我们人类为了生活方便给它们起的名字。这就好比一个人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叫“狗剩子”他一辈子都是“狗剩子”一样，如果人类一开始就把“狗”叫做“羊”，那么今天看门的就是“羊”，吃草的就是“狗”了。还有“丁子有尾”，青蛙怎么会有尾巴呢？它们的尾巴不是在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中就没了吗？的确，惠施要说得就在于此——既然每一只青蛙都是由蝌蚪成长而来的，而蝌蚪是有尾巴的，青蛙自然也是有尾巴的，至少它曾经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