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几下敲门声。我从猫眼往外看,是一个中年男人,那面孔似曾相识。
我推开门。男人问道:“先生,你要不要矿泉水?”我说:“我喝的就是矿泉水。”男人说:“我的矿泉水是每天半夜在黔灵山上背的,新鲜,才五块钱一桶。”
近来常听人说黔灵山上的泉水好喝,也听说有人专门背这种水卖。我心想,鬼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便不耐烦说:“不用!不用!”随即,咣的一声拉上了门。
星期六,天还没有大亮我就被妻子叫醒去黔灵山公园爬山。
走进公园大门,天朦朦亮,山顶上飘着淡淡的云雾,透着破晓的寒气。不时,传来一声鸟鸣,让人有种进入仙境的感觉。
去往山顶,小道上已经有了不少行人。其中,大多是背水的人。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着:“英子快点!”一个小女孩回应道:“妈,休息一会儿。”……人声夹杂着“哗哗”的弹盘车声、“啼嗒”的自行车声和“咔吱咔吱”的扁担声,使山涧充满着生机。
远处,一个背上背着矿泉水桶,手上提着塑料桶的男人埋着头迎面走来。当他与我们擦肩而过时,妻子突然停住脚步,叫了声:“钟军,钟军!”那个男人闻声回过头来,叫了声:“哦!陈大姐呀!早锻炼啊。”说完一笑,转过身向前走去。
“等等!”妻子命令道。叫钟军的男人停住了脚步。妻子走过去,问道:“公司发困难补助你怎么没去领?”可能是背的水太重,他佝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说:“我现在不困难了。”我打量着他:花白的头发,油黑的皮肤,一双粗大的手手背开满了皴。他大约五十来岁,背上背着两个18。9L的水桶,两只手上各提着四只装5升食用油的油桶。
妻子又问道:“你咋个不困难啦?你弟弟现在怎么样?”钟军说:“我每天背几趟水,能挣三四十块线。我弟帮着我呢。”妻子“哦。”的一声。钟军指着我问:“你爱人啊?”妻子点点头,钟军憨厚一笑,说:“前天我还去过你家,问要不要水呢。”妻子瞪着我说:“你咋个没告诉我?”我想解释,妻子已开口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要!我还四处打听有没有背黔灵山的水卖的。晚上、哦,不行,明天晚上给我送一桶来。”钟军听后显得有些兴奋,答应着:“要得,要得!”
天亮了,青山倒影在黔灵湖的水面,冬日的湖面上蒸气轻袅,沿湖的道上人多了起来。
漫步中,妻子给我讲了钟军的情况。
钟军母亲早亡,弟弟是个残疾人,他是在父亲车祸身亡后提前退伍,照顾性地进了百货公司。为照顾弟弟,他一直打着光棍。前年公司改制,他下岗了。
第二天傍晚,妻子就叫我赶紧把装有纯净水的桶取下来。然后,找出大大小小的搪瓷钵,高低不等的杯子,叮咛咣当摆了一餐桌,叫我把大半桶水倒出来。
“咚咚咚!”有人敲门。我从猫眼往外看,是个中年妇女。
我打开门。
“请、请问是不是陈大姐家?”中年妇女手提两桶矿泉水,喘着粗气,带着乡下口音问道。
“是是是!”妻子冲到门边抢着答道。我奇怪地问:“你是?”
“我是钟军家婆娘。”中年妇女干脆利落地答道。
妻子与我对视了一眼,来不及细问,忙说:“快进来,快进来!”中年妇女说:“我的脚脏,不进去喽。钟军说,水送给陈大姐喝,不要钱。”说完,把两桶矿泉水搁在门前,转身飞快下着楼。那模样,仿佛怕被我们抓着似的。
第二个周六,妻子天不亮又把我叫起来。
走到黔灵公园的岔路口时,妻子说:“在这里等等,把水钱给钟军。”
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钟军。正要往山道上爬,蓦然看见那天那个自称钟军妻子的中年妇女背着水走来。妻子迎了上去问道:“妹子!钟军咋个没来?”中年妇女说:“受伤了。”妻子问她原因,她说不清楚。妻子急了,问道:“你家住哪里?”她说:“岚山三栋一楼。”
晚上,我们在岚山小区找到了钟军家。
开门的是钟军残疾的弟弟。
屋子很小,灯光暗淡。
“谁呀?哟!陈大姐!”正在洗桶的钟军马上站起来。他的头上裹着沾有血迹的绷带,右眼青了一块。
“你被人打了?”妻子关切地问。钟军说:“不碍事,明天就拆线了。你们没……”他欲说又止,赶紧收拾着沙发上的衣物让坐。我问:“什么人打的?”他不肯说,再三追问,他才叙述了受伤的经过。
那天,天还未亮,他背着水走到湖边,见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抓扯,便放下身上的水大喊一声:“住手!”……
“哦!原来那天晚报上登的见义勇为者是你呀!”妻子说。钟军憨厚一笑,转过脸去,那样子就像被领导当众表扬的小女子。
“咚咚咚!”有人敲门。钟军残疾的弟弟一瘸一拐地开了门。歪着脖子,傻笑着,吃力地用含糊不清的口语叫着:“嫂--嫂--回--来--了!”
门旁,钟军的妻子肩扛着一桶矿泉水,一只手扶在门框上喘着气。钟军赶紧上前接了下来,说:“我不知道陈大姐他们要来。”妻子惊讶问道:“她是去给我们家送水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钟军妻子边擦汗边说:“不怕得。”
屋里散发出些许霉味,我没有立刻关门。
站在门旁,看着屋内的陈旧和杂乱,看着钟军一家三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