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冬环携家带口到达武汉后，住进湖北省人民银行招待所。
因为天气炎热，两个孩子周身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痱子，头上、颈项、肩臂，到处都是抓痕，母亲也感到身体不适。为了及早安顿下来，冬环急急地赶到湖北省人事厅去报到。省人事厅管接待的同志告诉她说，因为她的老家是汉川，组织上已决定将她安排到汉川县人民银行工作，请她三天之内去那里报到。她感到很诧异，因为四川省人事厅的调令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调入地为湖北省武汉市，她在那里办手续时，人家也是这样告诉她的。她在湖北省人事厅接待处呆坐了一两个小时，最后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办理了去汉川的手续。听说不能留在武汉了，女儿的眼睛里满是困惑，但面对妈妈凝重的神情，她没有刨根问底，只是默默地帮着妈妈收拾行李。吴稚当时对此还没有什么意识，听说还要坐船玩儿，高兴得什么似的。平时对这种事情很少搭腔的母亲安慰女儿道：“你小时候不也是从汉川出来的吗，到时再把他们送出来读书就是嘛！”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想了。
冬环自1941年跟二伯父刘子谷离开故乡外出求学，除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复原去上海时顺路回来过一趟外，这是第二次回到故乡，即使从抗战胜利算起，也差不多20个年头了。汉川当年曾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县份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组织民军，成立军政府，阻击南下的清军，有力地支持了起义新军的武昌保卫战；汉川人梁钟汉、梁耀汉、岑伟生、冯亚佛等人都是闻名全国的反清志士；大革命时期，这里又出现了王平章、魏人镜、何羽道等先知先觉的共产党人……应该说汉川当年还是名声在外的。但眼前汉川县城的破旧却令冬环吃惊。她没想到，解放都十几年了，眼前的这座县城与她记忆中的旧县城竟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还是那些窄小肮脏的街巷，还是那些简陋不堪的店铺，来来往往的男女市民面带菜色，乞讨要饭的叫化子不时可见……当他们一家子出现在县城街道上的时候，冬环身上的衣裙和皮凉鞋，吴雅的少先队装，吴稚的小海军衫，甚至母亲的那一身虽然老旧却不见有补丁的服饰，连同大大小小十几口箱子的家当，竟然都成了人们驻足观看和议论猜测的对象。后来人们发现在这挺洋气的一家子里，不见有当家的男人，更觉蹊跷，当他们终于从吴雅怀中的骨灰盒中看出问题来时，“那个很洋气的年轻寡妇”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冬环的社会称谓，后来又具体为“银行才来的那个很洋气的年轻寡妇”。千百年来大吞大吐，阅尽人间气象的水陆交通要道汉川，反而变得闭塞落后和少见多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冬环从乡亲们的眼光和议论中感觉到了某种不祥气息，来到县银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自己和一家老小的穿着来了个大撤换，四个人全都换上了与当地人“接轨”的衣衫。她把连衣裾和皮凉鞋用报纸包好，放进了箱子的最底层。
汉川县银行的的办公楼是解放后盖的，职工住宅区在办公楼后面的一个大院里，院里有一长排木板房是解放前的一家当铺的旧仓库，现在是银行职工宿舍。仓库分两层，都用芦席分隔成若干小间，每间约莫10来个平方米，一家紧挨一家地住着。冬环一家四口分了两间，根据好坏兼搭的原则，楼上楼下各一间，考虑到楼下潮气重，冬环和女儿住了楼下，让母亲和儿子住了楼上，一家两住，各开各的门，各进各的屋，别的许多人家也都这样，似乎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另外作为对新来同志的特别关照，银行还发给了两副床板，一张简易书桌。她和母亲、女儿将房间打扫干净，好歹把家安顿下了。
当时正是连晴高温的大暑天，夜晚也不退凉，屋子里热得跟蒸笼一般，根本无法睡觉。吴雅和吴稚在雅安和宝兴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天气，成天热得噢噢直叫。冬环不得不买来两张竹床摆在露天里，一家老小通宵都睡在外面。露天虽不像屋里那样憋闷，但酷热却是一样的，大约是水乡之故吧，蚊子也特多，稍不留神就咬得全身疙瘩。冬环和母亲不得不轮流着为两个孩子打扇驱蚊，直到他们身上干爽了，方才闭上眼睛打个盹儿。吴雅睡眠容易惊醒，常常睁开惺忪的眼睛看着为他们打扇的妈妈和外婆，轻声说：“妈妈、婆婆，你们还没睡呵？”有时干脆翻起身来伸手抓扇子：“我来扇吧！”但妈妈从未答应过，总是让女儿和弟弟好好睡觉，以免影响明天上学。
经冬环奔走争取，两个孩子都如愿地安排在城关第一小学读书，姐姐上四年级，弟弟上三年级。
10
学校里突然出现的两个外来的“异类”，一时成为同学讥议的对象，遭遇奚落最多的，便是他们的那一口与众不同的“四川腔”。他们不开口则罢，只要一开口，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别的地方，不是立即引来哄堂大笑，就是招来怪腔怪调的学舌，这令姐弟俩手脚无措，以至根本不敢开口说话！
吴雅到底是女孩子，能忍一些，吴稚就不然了，忍到一定限度就要起冲突--既然开口就要遭人取笑，剩下的也就只有动手了。还有一件事情也经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线：吴稚常将言荪堂哥送给他的小人儿书一摞一摞带到学校去看，有同学也借他的书去看，但看完后赖着不还，他有时去催要，反而遭骂甚至挨打，另外有同学见他的书多，就在背地里将他与街上那些摆小人儿书摊的相提并论，给他取了个“吴老板”的绰号，而老板这个称谓在当时是跟“地富反坏”相差无几的，他对此完全无法接受，只要听见别人叫了，就非被激怒不可！于是，吴稚和同学打架斗殴的事情频频发生。
冬环对儿子在学校打架和被打的事都很生气--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野蛮行为，就是错！在这种事情上她遵循着一个准绳：会教育的就教育自家的孩子。于是，吴稚的厄运到了：经常是在外面遭打之后，回到家里还要被罚跪。每当此时，吴雅比自己受罚还难过，常在一旁陪着弟弟哭泣。其实她是最反对弟弟与别人打架的，平时没少劝说阻拦。吴稚打架一般都是发生在放学以后，所以只要他们一起放学，她总是陪护着弟弟回家。但因姐弟俩不同班级，放学时间常常是有先有后，出事就常常是在这种时候。尽管事后弟弟总会告诉姐姐事情的起因，强调不是他先打别人，是别人先打他，希望她在妈妈面前帮他解释开脱，但因她毕竟不在现场，说起话来就不硬气，常常是被怒火中烧的妈妈反诘一句：“你怎么知道！”就再也无法开口了。
吴雅决定要摸清真实情况，为弟弟多少讨回一点公道。当时她有一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鲍琼芳，她的弟弟鲍顺安刚好与吴稚同班，有好多次打架他都在场。她就通过鲍琼芳去向鲍顺安了解情况，鲍顺安道出了实情：确实大多数时候都是吴稚先受欺负才引发冲突的。为了证实鲍顺安的话，吴雅放学后经常不动声色地尾随在弟弟后面进行观察，有一次终于让她抓了个现场：两个同学在回家途中又无端逗弄吴稚，盯着他叫喊“吴老板”，吴稚生气，双方开始口角，随后那两位向吴稚扔石头，吴稚躲闪不及，额头上被打了一个大疱，于是也捡了石头还击……当吴雅叫喊着跑过去制止时，几个人已经追打着不见了踪影。她四处寻找弟弟不着，担惊受怕地回到家里，不想弟弟却早已回到家中，正遭母亲的厉声斥责呢！吴雅赶紧向妈妈讲明了她的亲眼所见。
妈妈得悉真相，知道自己确实冤枉了儿子（而且不知已冤枉了多少回），就不只是心痛后悔，而是深感内疚了。她夜不成眠地检讨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在教育孩子上的一些过激和粗暴做法，特别是当她联想到自己这些年来遭受不白之冤的痛苦时，更意识到这样对待孩子是极为错误的--连你这个当妈妈的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指望么？她亲自走访了学校的班主任和吴稚的同学，要求班主任在班会上教育那些爱惹事打架的孩子，并请要好的同学放学后陪伴儿子。
从那以后，冬环再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儿子，在遇到别的麻烦时也强令自己冷静处之。为此她发自内心地感谢女儿吴雅，是她的爱心和细心，使她这个因生活艰危而变得心烦气燥的母亲恢复了理性和从容应对生活的自信。
为了帮助弟弟再免遭“欺生”，吴雅让弟弟结识了同年级的两位年龄稍大且身强体壮，又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吴稚每天放学都跟他们一块儿回家。别的同学见有两位金刚在侧，再也不敢撩惹生事，打架的事情也就慢慢地少见了。姐弟俩也终于慢慢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融入了新的学习集体。
1964年秋，吴雅升入高小，分在5年级5班。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被她视为人生第一个恩师的年轻教师余宪伟。
余宪伟1959年毕业于蒲圻师范学校，先在汉川马口镇小学执教，因教绩卓着，于1963年调入时为县中心小学的城关镇一小，一年后成为吴雅所在班的班主任，同时兼任语文、算术教师。当时班上的学习风气比较差，许多学生都有厌学情绪，各门功课不及格的相当多，吴雅的聪慧机敏和努力上进，以及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赏识。他将她树为榜样，经常夸奖表扬，继而又点名让她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吴雅非常珍惜老师的这份器重和信任，认真负责地承担起了这份职责，成为老师的小助手。她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督促同学们按时认真地完成各科作业，为此她在余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在班上组织起几个学习小组，让成绩好的同学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她每天准时催收作业，对收上来的作业本，逐一认真检查，凡有错漏或敷衍潦草的，一律发回改正或重做。起初一些同学有抵触情绪，当面顶撞她：“你又不是老师，管得宽！”对此余老师总是及时地出面为她撑腰，旗帜鲜明地支持她做好工作。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班上的学习风气便开始有了起色，课堂秩序变好了，拖拉作业的情况减少了，全班学习成绩的排位在年级中出现上升趋势。吴雅成为大家心服口服的学习标兵。
吴雅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大凡班上的课外活动，比如办墙报，参加合唱团，组织社会活动等等，她都是骨干积极份子。她从小对乒乓球运动情有独钟，到高小时已是技艺超群，少有对手，经常作为城关小学乒乓球校队的主力队员外出比赛。1965年夏天，余老师特地带领吴雅一行到武汉与一些知名学校的球队进行友谊赛和对抗赛，这支来自小小县城的乒乓劲旅，所到之处气势如虹，连连力克强手，令东道主们刮目相看，大为叹服，尤其是吴雅勇不可挡的快攻抽杀，一时传为美谈。
吴雅有一种做任何事情都要力争最好的禀性，同时又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和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不管在班上还是在球队，都能与大家的融洽相处，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轻言软语，面带笑容，从未有过与人争吵之类的事情发生，即使是无端地受到别人的误解或欺负，也从不急躁恼怒，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她当学习委员，除了坚持原则，也从各方面具体地关心同学，耐心地对一些特差的同学进行个别辅导，向家庭有困难的同学赠送笔和作业本等等。外出比赛，她在场上总是竭尽全力地拼打，如果没有安排上场，她也会心甘情愿地在一旁为大家抱衣服、送茶水，加油鼓劲。
余老师对于这个自己从教多年难得一见的优秀学生喜爱有加，着力培养。与此同时，弟弟吴稚因脑子灵光，成绩拔尖，也成为班上和年级里受到老师青睐的好学生。
11
冬环一家回到汉川的第二年，因旧仓库改成的职工宿舍出现部分朽坏垮塌，县银行决定拆除，职工的住房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冬环家的住房从原来的两间压减成一间，不得不到外面去租房子住，后来在地处县城南部边沿的南街租到一间平房，因冬环要上班，便带了吴雅仍住在银行大院的简易房里，南街的房子则由外婆带着吴稚去住。
南街的平房在一个大杂院里，原来是一处普通私宅，进门过一个天井便是堂屋，堂屋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吴稚他们住了左边的一间。外婆把她在老家的一些旧家具搬了过去，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做工考究的雕花大床，那还是土改时她分到的财产，尽管年辰已久，油漆斑驳，但几面的雕刻仍保存完好，吴稚经常对着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儿小马马和花鸟鱼虫看得发呆。吴雅过来时，也常和弟弟一起数上面有多少个人，多少朵花，但数来数去，从来没有数清楚过。
因为家里一日三餐都是由外婆在安排打理，所以全家的日常生活重心也就跟着外婆转移到了南街，吴稚自不待言，冬环和吴雅每天也都到南街来吃饭，这里实际上也就成了全家聚首的中心。
南街住处的一大缺憾是不通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照明，姐弟俩都得到银行宿舍去做作业。每天晚饭后，妈妈便左手牵着儿子，右手挽着女儿一起到银行那边去，引得街上的人们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
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只能到外面去挑。冬环特地买来两口大水缸，一个盛吃的水，一个盛用的水，吃的到水站买，用的到附近水井里取。水站是自来水公司开的，有两个水龙头，凭水签接水，一根水签2分钱，可接一担水。最初挑水都是外婆去，那时她50多岁，体力尚好，可惜小脚走路不稳，一担水挑到家里，常常是晃荡得只剩一半，因路途往返，加上排队等候，每天挑水就得花费不少时间。吴雅见了，便提出外婆不要挑水了，由她每天放学后去挑，而且说做就做，冬环觉得让孩子锻炼一下有好处，也表示支持。当时吴雅刚满11岁，个子只及大人的肩头，挑不起满桶，只能挑半桶，为免路上磕碰，还不得不把桶绳挽得高高的。妈妈看她挑着一步三晃的实在吃力，肩膀也磨红肿了，担心她压坏了身体，就提出是不是暂时作罢，干脆花点钱请人挑算了。吴雅坚决不答应，说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经过一段坚持，慢慢的就像那么回事儿了，桶里的水再不东摇西荡，半路上也不用一歇再歇，从原来每天挑一担进步到挑两担甚至三担。街坊邻居见了，无不啧啧称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