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在金河的小说中，许多隐秘的、容易被人们误会和忽视的心理现象一经描绘，立即就使人醒悟、震惊，耐咀嚼。例如《等候李平》中对传达室老头和机关干部大魏二人都因不愿吃亏的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的描写，《猫眼儿》中老太太囿于习惯而在换了装的修理工面前难以做出抉择的心理波动，鹦鹉嘴天下乐饭店经理前后各异的反复心理等，都被金河描绘得相当传神。但是，对一种心理的捕捉和描绘并不是目的，不能在这里停止；如果停止了，作品除了为读者提供一种心理现象之外，余下的就十分有限了。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对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既给予肯定，又感到不足的。不能说这几篇小说除过现象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社会内容，但显然作家是以揭示一种怪异的心理为目标的。所以，当读者意识到了这种怪异的心理之后，欣赏的活动也即结束。由此看来，只是肯定金河长于描绘人们的社会心理似乎还未能尽入肌里，还不能更深入地认识金河小说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在不少的时候，金河竭力捕捉人物的社会心理，并以细密的手法把它加以描绘和表现，只不过是把这种心理也作为一种更内在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从而达到对社会进行判断的目的罢了。这种以剖析人物心理入手剖析社会的做法，在《重逢》中对朱春信心理的描写、在《带血丝的眼睛》中对吴一民心理活动的揭示等都有过表露。但到了晚近的一些小说中，金河变得更自觉、更有意识了。当一伙晨练的各色人等面对着饮马河上真相不明的漂浮物体作出种种猜测时，人们的不同心理活动是多么活跃。在稍做努力即可真相大明的时候，他们却不去探明，竟更乐意胡猜乱想，竟一定认准那个漂浮物就是个死婴，并由此作出多种推测。这看似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心理，但在这些人物及心理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传统思想、道德的积淀影响和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冲击。他们对传统生活不作分析地保有那种依恋和对现实生活不甚理解的抱怨，正是产生这些心理的条件。《神童》所表现的生活情形更是令人欲哭无泪。一个智力出众的孩子最后竟被难以打破的愚昧的阴云所笼罩，悲惨地结束了年幼的生命。围绕着这位“神童”表现出的种种心理是偏僻农村的好奇心与种种愚昧、麻木的评判行为。他们以落后衡量进步，以愚昧对抗文明，结果使天才的萌芽在刚刚生长的时候就被冷酷地掐断了。
使人感到特别的还在于，金河还不断地从某些本应是明智、文明的人物和场所中选择描写对象，通过不同的心理流程让读者看到社会的变异、丑陋和人生的沉重情形。《小气候》里研究生佟子明的导师吴教授本来是文明的化身，是应通达社会人生的。然而，还是这位吴教授，竟偏执地毫不体谅学生作为一个青年、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在生活上的情感要求，不允许他在春节期间探亲，结果导致佟子明精神失常，成为残疾。像吴教授这样也许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来要求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看似在理，其实却是对人的忽视，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因为，吴教授自己也知道离开孩子之后的孤独和冷清滋味不好受。然而，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在一种貌似亲善的行为下被迫就范甚至走向不幸的啊！《两套车》中写到受雇于他人的汽车驾驶员到姐姐家，同身为知识分子、做教师工作的姐夫的一次冲突。过去，满仓因为贫穷常得到姐姐、姐夫的帮助。现在，他为人开车，生活好起来了，渴望对生活紧巴的姐姐一家有所帮助。然而，当姐夫知他受雇于人时却并不因为他富起来感到高兴，反而有某种失落和悲哀的心理情绪流露出来，进而对满仓的富有和帮助感到不快。姐夫自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现实中的满仓也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两套车”。但问题在于，姐夫却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个现实，他宁愿接受贫穷的满仓，却不愿接受富有但受雇于人的满仓。这种宁愿拜倒在某一种也许正确的观念脚下，却不愿向实际低头的心理行为，难道是一种现实的正确选择吗？难道不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纷纭复杂现象和人们的某种困惑、为难心理吗？在《典型形象》中，作家卢鸿卿因不满恶劣的社会风气和丑恶的工作作风而秉笔直书，结果却因周围人们的不断冲击而陷入痛苦的心理波动之中，后来竟也打不起勇气承担责任，却使他人蒙受冤屈。卢鸿卿的心理痛苦是社会病灶的内化。他这种被社会扭曲伤害的心理历程正是一种“典型”，是一种颓废世风的典型。
人的心理有一些是社会的传统积淀渗透到人们内心的反映，这多是一种无意识或不自觉的行为。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心理是因为环境、地位的改变，人被一种力量冲击或主动接受某种惯力而发生的。对前一种社会心理，金河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不少小说中有过生动的表现；对这后一种心理，金河也是分明地看到并有精彩的描写。早在《张堡两姑娘》中就有这种发现的流露。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畸形的岁月中，因为丑恶的政治势力的束缚与扭曲，小赵（后来的赵教导员）与玉珍的爱情被人为地割断了。为此，玉珍心神两伤，以至疯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里记叙的或许还不是当事人的痛苦心理，但在知道这个悲剧故事时读者自然会有许多的思索和诘问。到了《打鱼的和钓鱼的》时，金河已是在自觉地通过对新任副县长覃涤清的心理描绘批判一种社会的邪恶风气了。作为覃涤清本人来讲，趁着节日到水库走走，一则散心，放松一下，二则回到故地，重温一下历史的旧梦。就是说，他纯粹是一次出游了。然而，在水库负责人郭斌等人看，这却是一次讨好、献媚的难得机会。这样一来，覃涤清就被这一伙人团团围住，结果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带走了本不应归己的鱼。一方面是对他主动献上；另一方面又强行地以施罚款10元的处理对待曾在水库工地做过不少贡献的常洪全。两相对照，多么分明。作品充分地描写了覃涤清矛盾复杂的心理过程。但是，透过他的这些心理，我们看到的却是邪恶的社会风气对覃涤清的制服。当覃涤清坐到县长这个位置上后，虽然他想清廉，可这个位置所引起的他人的欲望却足以吞噬掉一颗期望清白的心。同覃涤清不一样，《市委大院的门柱》里的姚达坐在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自觉地意识到了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有关大院门柱是否倾斜、是否需要重修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看似荒唐的活动，非常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了姚达及他周围一些不同职务的官员的心理。当姚达固执地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时候，正是一种恶劣的总是领导高明的社会生活常习对他侵之入骨的时候。问题是，姚达是完全主动地接受了这种浸润，因之他的被扭曲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亦是一种人生的不幸。当我们从金河的小说中看到社会生活对各类人心理的这许多影响情形之后，我们确有顿开茅塞之感。金河的眼光从一个个细小的窗口投向外面的大世界，他看到了外面的阳光和风雨，看到了迷雾和清明。于是他的作品在浓缩了的人生中透视着社会的情状，在人们心的造影中折射着生活潜流。
金河的小说基本上是以写实的风格见长的，即使他自认为是吸收了一点现代的东西的实验品，除去《市委大院的门柱》显示了一点荒诞的成分外，别的并无多少“现代”味。其实，正如金河所以为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是现实的，只是它对现实的评判不同，表现手法不同罢了”。金河的这篇《市委大院的门柱》采用的有点荒诞的假设的手法所表现的还是一种现实。因之，我认为，与其把它看成什么新实验，还不如看成对过去手法的一种发展、丰富更妥当。在不少人忽视了现代主义的现实性内含，只把它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结构圈套、一种形式的不断变换并以此看轻乃至取消了它的思想、社会内容的情况下，过多地从手段上看作品容易陷入无多少意义的纷争，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主要部分的研究和发展。
朴素、平易的写实风格使金河的小说附着浓郁的现实生活色彩，使它显出一种平和温煦之气。然而，金河的小说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刻板摹写，也不是居身生活之外超然处之。它自有精警的艺术和更内在的情感波流。金河的小说几乎看不出作家编织、结构故事情节的痕迹，他总是那么显得似乎是无意地说开来，但只要你稍有耐心，他很快就会让你进入一种环境或气氛之中，在不自觉间参加到作品中。《阀门》所讲的事情太平常不过了，住上了楼房的人都会对此习以为常。厕所的阀门坏了，请房修公司的师傅来修，就如此个小事。可金河却从这个小事中发现了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以及人们对这种不平等的抗拒。卢果成是个修理工人，在他对社会中的这种不平等无力改变的时候，他却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以或说是恶作剧式的狡黯手段无情地冲击它。他把领导特意为组织部长备下的阀门装到无权无势的教师家里，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中实际上正表示着一种公平和良知。整个小说开头平易，但结尾却相当有力。《堵塞》也是这样，市委副书记陪着老同学去游览，结果走到半路交通堵塞，前不能行，后不能退，打出书记的牌子也无能为力。而这位书记下午还必须在省委书记到来前赶回去汇报工作。结果，尽管归去晚点了，可没想到省委书记也因火车晚点未能如期到来。一个普通的交通堵塞，却让金河一写，颇具意味和联想。它既指出了交通的落后现状，又十分巧妙地嘲笑了权力。在这个普遍落后的交通状态面前，无论你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不管你权力有多大，同样也无能为力。所以，要改变一种落后的、困难的局面，仅有权力、仅靠几个哪怕是智慧的人而没有整体运动同样是乏力的。能够把普通的生活现象十分自然地转化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并使这种现象包含着比它的本体丰富得多的社会人生内容，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我们自然不必去贬低那种凭借圈套变化而赢得读者的作家作品，但若有人把像金河这样的表现方法视为是笨拙，是缺乏灵智的迟暮情形的话，那是无论如何也让人接受不了的。金河是接近那种大巧若拙的作家的。他的小说作品中有着艺术的意蕴，就像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相声段子中有着哲理的智慧幽默，而不是如今许多相声段子那样只有无聊的滑稽一样。
面对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要看他通过作品倡导一种什么精神，传达什么样的主张，还要看他选择和描绘了什么，描绘的程度如何。在不少的时候，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真诚描绘有可能远胜于他的倡导，而且更有价值。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金河同下层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乃至生活接触上都有不少联系。所以，金河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总是把自己与下层人们的喜怒哀乐结合起来，以此生出他小说中的许多社会人生波澜。他对普通人（如《带血丝的眼睛》中任大娘、二妮，《抹去名字的人》中的何颖，《阀门》中的吴全这些人物）遭受不公平寄于深切的同情，且以愤激之情为他们呼吁。而对赘通人身上那些存在着的美质，金河更是满怀赞赏的心情给予肯定。像《大车店一夜》中的大辕马，《杏花山下的孩子》中的二发，《白色的诱惑》中的方子贤及妻子郭玉荣等，在这些人物身上都倾注着金河的真情。金河常把平凡的生活摄入自己取材框内，让众多凡人凡事在自己的小说中活动展现。因之，他的表现手段也不能跳出这所有的约束，去搞一些时髦的着装。他注目并乐于描绘普通人的生活，才使他的作品相当充分直接地传递着现实生活的面貌，反映着下层人们生活变化及复杂的心音。《典型形象》中那些居民对煤气的渴望与战兢兢的行为，《白色的诱惑》中方子贤进退为难的选择，《气与色》中一个县办疗养院中包容的社会矛盾及人生疾苦等的被认真对待，不都体现着金河对社会、对人生的焦虑及思考吗？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金河所关照的对象甚至比他关照的成功与否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反映作家的意识，后者反映作家的能力。但是，切不要以为金河是一个土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和作品没有贵族气，并不说明作家的笨拙。只要细心地体会金河小说中那许多足以揭示社会人生肌里的描写和剔抉灵魂的笔墨，体会一下金河对于社会人生了解的深透和适当的把握，你也许就会知道，皮相地理解社会人生是如何也产生不了金河及他的大量小说的。金河的小说从内容到表现都不是一种浮华艳鲜的惹眼，却如同一幅幅中国山水画一样，疏朗、蕴蓄、深沉，透着一股神韵。
金河和他的小说创作或许成不了一种“金河现象”。但是，金河这样的创作状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之，通过认识金河同他的小说作品，或许能让人明白点什么。金河是以写社会问题走上小说创作园地的。尽管写问题曾使他成功也曾使他受制，但金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由此出发对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认识的透彻及坚定性却是一贯的。正是这种坚定性使金河对自己的小说始终充满信心，相信它能被读者接受并具有价值，并始终不渝地往前走。而在金河走的这条路上，许多作家却因为在眼花缭乱的文坛面前失去了镇静，产生了疑惑，没有了准绳，结果在徘徊中停歇了。现在，当一切都转入常态，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学同社会生活相联系、彼此互存仍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再看看自己因徘徊给创作留下的空白时不免遗憾。看到金河的进步，或许会有一种赞叹。金河以他稳而不乱、不变中求变的创作实践提供给文坛的是一种例证，它证明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前途暗淡，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使人回顾，而是仍具有宽广的道路和勃勃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任何文学形式都不应也不可能因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被人欣赏。即使那种被认为似乎是一种纯粹形式的作品，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填充进内容而使它变成一种有内容的作品。所以，认识或评价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创作是不能只从形式一途去分析的，还应注意到它存在的环境等条件。现实主义创作在我国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不能以过去那种变态的现实主义为据评价现实主义，而应该认识到现实主义在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方法方面都是具有充分的科学性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妨碍作家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表现手段的多样性，而是为作家提供了最自由的活动场地。现实主义在反映我国的社会生活时具有相当的优势，也是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方法。金河的成功就在于他明白地意识并切实地实践着现实主义创作。这并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指出来未免滑稽。然而，不幸的是，近几年，面对这种现象，文坛上竟有那么多的理解、争议乃至相互的攻讦。即使我今天这样认识金河的时候，也难免会遭到某些人的戏笑，那就各随其便吧！
（198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