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时性角度来说，不只有儒家传统，还有墨家传统，道家传统，楚骚传统，佛禅传统；不只有封建传统，还有资产阶级传统，无产阶级传统；不只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还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等等。我们需要继承古代（古典）优秀传统，也需要继承现代优秀传统，尤其需要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优秀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优秀传统。
再次，传统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这就意味着：
从共时性角度看，没有超社会的完全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万能传统，也没有超民族的完全适用于各种不同民族的通用传统；不同社会形态必然有不同的传统，不同民族也必然有相异的传统。例如，中华民族的“诗言志”的传统，就不同于古希腊的诗要模仿自然的传统。当然，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因此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传统之间，可能会有某些共同的或相通的地方；但是，要想以这种传统取代那种传统，或者要想“回归”到某种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历时性角度看，没有永恒的、凝固不变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传统，没有完全适用于不同历史时代的通用和万能的传统，只有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变化着的传统。就以“文以载道”为例来说吧，不同历史时代，文的形态与道的内涵必然会有不同，唐代韩愈所说的“道”同魏晋南北朝时刘勰所说的“道”有差异，宋代二程、朱熹的“道”与刘勰、韩愈的“道”也不会完全一样，而且他们各自时代的“文”也不会完全相同，因而，不同时代的“文以载道”，其形式和内容也都不会相同。而且，从大的历史范围来说，“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产生于旧的等级观念大行于世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都有主有次。显然，那时候，“道”是主，“文”是次，“道”是公婆，“文”是受气的小媳妇，“文”要为“道”服务，“文”要以“载道”为己任。但是，当历史发展到等级观念不那么强烈以至消失的时候，“文”与“道”不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文以载道”的命题还会不变吗？说到这里，我想起哲学所美学室滕守尧同志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西方审美文化的发展，先是从“核桃模式”走到“苹果模式”，然后从“苹果模式”走到“洋葱模式”。“核桃模式”即摹仿艺术的模式：核桃由壳和肉两大部分组成，它的肉，即被摹仿的现实，是主要的，而它的壳，即艺术形式，则是次要的。“苹果模式”即再现艺术的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是形式主义的模式）。苹果由果肉和核组成，二者相比，果肉（即再现形式）是主要的，而被再现的内容，即果核，则变成可有可无的。“洋葱模式”，即后现代艺术的模式。洋葱无所谓壳、肉、核之分，也不存在壳、肉两分或肉、核两分，它的壳就是肉，肉就是壳，没有先后、主次、轻重之别。因此，在这种洋葱式的艺术中，再现形式就是其内容，内容又是其形式，二者高度融合、相互生成，不分彼此。这样，其形式或形象就完全脱离了工具性。这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设想，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历史实际，还需要研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呢？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的变化也是有根据的；而且，每个民族也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某一民族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必然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也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可以继承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会重演，由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回归”到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是不可能的，譬如，要求从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是办不到的。
在某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之间的连续性，更需要看到其跳跃性，即质的变异和发展。这种跳跃性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必须超越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从而形成和建立新的与当时的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特点相适应的传统。这是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标志。就“超越”性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要求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更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史的行进、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由一种经济体制转换为另一种经济体制），正是连续性和跳跃性的辩证统一。
因其连续性，故有传统的继承。
因其跳跃性，故有传统的超越。
历史的行进是连续性与跳跃性的辩证统一，故传统的演变也随之有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继承中有超越，超越中也有继承。
但是继承与超越又不是一码事。继承绝不可等同或代替超越；超越也绝不可等同或代替继承。
只继承不超越，那是传统的停滞和凝固。
只超越不继承，那是传统的断裂和破坏。
我们既要讲继承，又要讲超越；讲继承和超越的辩证统一。
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强调继承；不继承，不可能有现代文艺学的中国特色。
针对“告别现代，回归古典”的复古倾向，我们必须强调超越；不超越，不可能有中国文艺学的现代形态和历史发展。
上面所讲的对中国文论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即在认同传统的同时，使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获得更新。不错，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和骄傲，单讲文论传统，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躺在传统上睡觉，我们不能把活传统变成死传统。我们不能把古代文论的研究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学问来研究，把古代文论作为一种死去的遗迹来研究。倘如此，古代文论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组成因素进入我们现代文论的知识结构，就不是活传统而是死传统。必须走进现代。这是社会大趋势，也是文论大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文论的现代化。我们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事实上就是讲如何把中国文论的传统现代化。八十年代我们曾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这是在刚刚打破禁锢之后看到自身落后时，努力学习先进西方的一种反应。到九十年代，经过历史的文化反思，本民族的传统以最显着的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把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文论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建设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形成新时代的文论思想，这也许可以称作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和文论革命。
说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的“转换”二字，就必须强调超越和发展。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超越和发展，就表现在“创造性”上。问题是需要找到这种创造性转换或转化的内在机制和途径，这是一个大难题，需要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我现在几乎是束手无策，正期待着方家高见。不过，也作了一点粗浅的思考，说出来，请你批评，也就教于大家。
首先，要对古代文论的文本作科学的创造性诠释。有的人提出这种创造性诠释分五个层次：1、实谓，2、意谓，3、蕴谓，4、当谓，5、创谓。实谓，弄清本文说什么；意谓，本文表达什么；蕴谓问本文作者可能想什么，或本文蕴含什么意思；当谓，是在本文表面结构下，查出作者也许看不出的深层结构，据此对蕴谓层的蕴含作新发现；创谓，是解释者为救活原有思想或获得突破性的理路，找出我必须践行什么，创造性地表达什么。
其次，在对古代文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基础上，对全部文论传统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辨析。我们的文论传统中，有一部分在形成它们的当时就不科学，例如齐梁形式主义文风和理论主张；另外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今天已经失去价值（例如，革命文论传统中单纯强调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就不适宜了。邓小平同志四次文代会的讲话和胡乔木同志的署名文章已明确指出不再使用这种提法），对于它们，我们应该弃置一旁，不要让它挡着我们的进路。我们需要找出的是那些至今仍有意义、能够成为我们现代文艺学中有机组成因素的东西；或者经过改造和重新解释变得有用的那部分东西。这些东西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是在现代革命文论中，都是非常多的。例如“诗言志”，“诗缘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兴观群怨”说，“意境”说，“滋味”说，“兴趣”说，形神说（形与神的关系），虚实说（虚与实的关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气韵生动”说，“立象尽意”说，以及以禅喻诗，“我手写我口”，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直到毛泽东的典型创造理论，等等。当然其中有些东西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加以解释，使之成为现代文艺学的组成因素。
当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的超越和发展显得尤为可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要想超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能获得一点超越，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因为中国的传统，如前所说，实在太强大、太沉重了。传统中的精华强大和沉重，当然是好事；但传统中的糟粕强大和沉重，则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成为建设现代文艺学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轻装前进。
我们不但需要发掘传统文论中有价值的因素；同时还要不断总结文艺实践的新鲜经验，形成新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真正超越。譬如说，对新近几年十分红火的纪实文学，就需要给以新的理论说明；对于新产生的电视小说、电视散文以至电视杂志（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的“伊甸园”等），以及连同稍早些时候产生的电视剧、电视音乐，都需要有新的理论透析。
这些，光靠继承传统是不够的、不行的，需要文艺理论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文艺实践的挑战，迎上去，进行理论上的超越和创造。
今天我说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1996年9月9日夜11时
文学与道德
前些天我主持召开了一个由首都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文学与道德的问题，后来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文学：呼唤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道德》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栏目里，占了整整一版；随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见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想你对此也作了深入的思考，今天不妨再进一步探讨。
大家对当前道德状况说法各异，代表性意见是两种：即“滑坡”说与“爬坡”说。有人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见死不救时有发生，因此，得出道德“滑坡”的结论。但也有人认为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爬坡”。就是说，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现实向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发起了猛烈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兴起、发展，并将主导社会生活。因此，从本质上看，道德在“爬坡”。
你持哪种观点？
我认为，目前的道德状况，既有“滑坡”，更有“爬坡”，“滑坡”与“爬坡”并存。看到“滑坡”，我们必须给予严重关注，克服那些不适应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道德；看到“爬坡”，我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并努力促进新道德的生成、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强调，道德“滑坡”是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他说，我一向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面临的社会现实道德状况却不能令人乐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走向了本世纪末。世纪末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而言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当代中国而言则意味不同。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些人在疯狂：在乳山县的走私案件中，是在疯狂地掠夺；还有一部分人在忧虑，忧患，忧国忧民。可是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文章，着书立说又有多大用处？干坏事的人根本不看，什么优美崇高，在疯狂的人看来是一文不值。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归根结蒂，是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他说得有道理。
你前两天对我谈的感受我也赞同，你说，目前全社会都在关注精神文明、关注伦理道德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就我们文艺界来说，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学与道德问题，也很少见。
是少见。
文学与道德这个题目不是哪个人硬想出来的，而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实践把它推到我们面前来的。
当今，世界历史的大潮和中国历史的大潮相汇流，不容分说把我们中华民族这条古老而又崭新的大船从计划经济推到市场经济的航道之中，不管我们这些坐在船上的人愿意或不愿意，思想有准备还是无准备，准备得充分还是不充分。当然，我绝不是说船上的人全都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无动于衷的、任某种力量摆布的。历史，不论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归根结底是人自己的历史，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历史。也就是说，是有意识、有意志的人自己创造了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我们所乘坐的这条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由我们自己建造、自己装饰，破了，也由我们自己修补，并且归根结底还是由我们自己掌舵，自己选择航向。但也应该看到，人的创造物常常并不完全俯首帖耳听人使唤，人创造的历史也有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当我们为自己乘坐的这条船选择航向的时候，并不是人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必须符合总的历史潮流，偏离历史潮流是要吃亏的，逆历史潮流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着一基本航向，恐怕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