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只承认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的全球化，例如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里的全球化，而拒绝艺术和美学领域里的全球化，认为在这些领域只能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只能保持民族、地域、流派、个人的独特性，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因而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
而现在，由于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到类似于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的现象（虽然给人的刺激并不都那么强烈），我发生了动摇。
救救马克思
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墓地在伦敦西北区汉普斯泰特荒阜旁边一座能俯瞰整个城貌的小山丘上，人称“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位于海格特公墓东面深处小径旁。
马克思墓共埋五个人：马克思夫妇，他们的外孙昂利·龙格，女佣琳蘅，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
当初，马克思墓只有一块大理石上书逝者姓名和生卒年月，没有生平事业介绍。
1956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73周年，各国进步团体和个人捐款树碑落成。碑高4米，用浅灰色花岗石制成，碑顶是马克思青铜头像，正面上方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央镶嵌的一块白色大理石上记载着五位逝者的生卒年份，下面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这位伟人，我充满崇敬。我至今仍然不断引述马克思。只是我不再把他神化。
马克思是不死的。但是假如把他神化（多年来，我们常常这样做，包括我自己），那就把他杀死了。
请救救马克思，不要杀死他。
看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心路历程”
初见《走向共和》这个名字，我从心里不喜欢，不知为什么。
后偶尔看一集，觉得还有点儿意思（那时大概已经演到第4或第5集了），就随着看下去了。越看越被吸引，觉得它人物刻划得不错（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等），又能增加些活的历史知识，遂一集不落。到最后几集，早早把时间空出来，等在那里。当看到最后一集，卯足了劲儿，准备享受一番。
结果，大失所望。
它的说教结尾，使我感到像一顿美味佳肴，最后吃出了一只苍蝇。
李慎之逝世一月祭
今日是2003年5月22日，李慎之同志逝世整一个月。对这位中国最有思想的人之一的逝世，至今大“报”、大“台”未见一字报导。慎之同志孜孜不倦呼吁法制（不是法治），呼吁公民和公民意识，说“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可敬可敬！
我最爱读慎之同志的文章。他逝世后第四日（2003年4月26日），我读到《泰山通讯》增刊第16期刊载的李慎之遗作《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选自《观察文丛·二十世纪回眸》一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且，我正是从这一期《泰山通讯》知道慎之同志逝世的信息的，--它在“李慎之”三字上面打了黑框，且在名字下面括号中注明：“1923·8·15－2003·4·22”。当时心里轰然一声。感到无以名之的悲哀。一颗耀眼的思想之星陨落了。
慎之同志此文述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思想，称赞哈维尔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何为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前辈曾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制度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地谎言。哈维尔所举的案例：
某一个蔬菜店经理在其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过问标语的意义。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如果这个经理贴上另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惟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可恶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何打破它？人人说真话，做实事。这是哈维尔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反政治的政治”者，政治在西方本是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要以道德、良心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反此前的“权力”政治，而主张“道德、良心为基础”的政治，此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按：太天真！）
哈维尔真正说真话，真得没治了！赤裸裸的真理！连社会的生殖器（最不愿暴露的部分）都露出来了。太好了！伟大！然而，他的道德、良心政治能实现吗？
十二平均律
中国明代皇族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朱载堉乃朱元璋之后，其家被封郑王，但其父被同族某诬陷谋反，万历时昭雪。父亡，本应由朱载堉继承王爵之位，但他反举荐诬陷者继郑王，自己作平民百姓。朱载堉在自然科学与艺术、艺论方面均有很高成就，可称为中国的达·芬奇（比达·芬奇晚数十年）。他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把八度音平分为十二分）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对世界音乐的伟大贡献。可惜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传到西方，成为近代音乐基石。
朱载堉是真得不能再真的人，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傻得不能再傻的人（傻得有点儿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然而是可爱得不能再可爱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会有惊人的创造。
贝多芬
贝多芬，1770年生于德国波恩，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与海顿、莫扎特并称欧洲古典主义音乐维也纳三雄。1827年3月27日辞世，享年57岁。
第三交响乐《英雄》，1804年作。完稿时听到拿破仑称帝，把封面撕下扔在地下，怒曰：“不料此人亦凡夫俗子耳！”因为此曲首页原来是献给拿破仑的。
第五交响乐《命运》，他不向命运低头，声言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第六交响乐《田园》，先写走进田园乡野的清新感受；次写“小溪边”；次，村民歌舞；次，暴风雨；次，雨过天晴的欢娱。
第九交响乐《合唱》（《欢乐》），觉得仅器乐曲不足表达胸中块垒，故加合唱，且歌席勒《欢乐颂》。
贝多芬作为音乐家而失聪，受尽命运残酷捉弄，且终生未娶，没有享受家庭欢娱、天伦之乐。然而，他个人不幸，却把幸福送给人类；个人痛苦，却把欢乐送给人类；个人孤漠，却用他的音乐使人沟通、理解、联合。他是以《欢乐》结束其音乐生涯的，充满对生命的赞颂，对人类的热爱，对未来的信心。
听贝多芬，遂觉世间真有不朽与永恒。
贝多芬的交响乐，只有第六《田园》是自己标题的，他首创标题交响乐。
余光中讲座
中国中央电视台10套2002年12月11日中午及18日中午《百家讲坛》，台湾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以《创作与翻译》为题作精彩讲演，听众激动不已，掌声雷动，会后求签名者如潮，余光中乃应接不暇。今日之中国，余光中是最受欢迎的知名度很高的散文家、诗人之一，“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用高适的诗句描述余光中，当是恰切的。
余光中说，诗人的本事在于把混沌不清的世界加以重新组织，给他以新秩序。他以自己的短诗为例：晚霞是落日的签名，有效期是黄昏（大意）。晚霞、落日、浮云、黄昏……本是无序的自然现象，诗人给以重新组合，使之具有了新的秩序。
余光中说，文法是一只恶狗，诗人要哄好它。
李白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何不说“昨日不可留”、“今日多烦忧”、“蜀道难于上青天”，而多加那几个字？若去了那几个字，气就不够。
诗人的能力：民族的想象力；民族的表达力。
创作：经验--文字（将经验翻译成文字）。
翻译：文字--经验（将文字翻译成经验）。
余光中说：我来这个世界时得到两件礼物，一是肉身，一是语文。我走时将它们还给世界，一件用坏了，一件更完美。
学习西方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西化”，一是“化西”。徐志摩善于“化西”。
余光中鹤发童颜，风姿高雅，妙语连珠。
我很崇敬余光中。他的名作《乡愁》构思很巧妙，很独特，耐人寻味。读此诗，犹如喝绍兴老酒，有后劲儿。这是古典形态的诗，一点儿不朦胧、不“后”。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的散文也写得好。他作诗为文，虽然情感十分充沛，但又并非任凭情感驱使而失控。你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时时看到有一个理字在。
一次出差途中在某宾馆吃饭，正值光中先生偕夫人饭后路过，儒雅，礼貌，清骨，飘逸。可惜未及交谈。
无名氏戏和长征诗
当官不怕喝酒难，
万杯千盏只等闲。
三鲜火锅腾细浪，
五味高汤走鱼丸。
桑那按摩周身暖，
麻将桌边五更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
虽是戏作，有失敬之嫌，然状当今现实，却神情并茂。
大印象：“反正”·“反思”·“反叛”
题解
“大印象”之“大”，“大而化之”之“大”也，“大略”之“大”也；“大印象”之“印象”，借用心理学术语，意在强调它的感性特点，强调它同理性之判断、概念、范畴的不同。题目叫做“大印象”，是说本文所谈的只是个人对二十年（1978－1998）文艺学美学运行轨迹的一种感受、感悟，一种鸟瞰式的总体观感，一种远远望去的大略印象，犹如登泰山而观齐鲁或登华山而观三秦。
我对二十年文艺学美学运行轨迹的大印象是：反正－反思－反叛。开始是拔乱而反正，这过程中就有反思，接着就是反叛。这里的“反叛”，也可以叫做突破、超越，或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王元化先生于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传统与反传统》，该书第16页上说：“需知，对传统文化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定。”他还特别引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举行的反叛”。这里的表述基本上是历时性的，但同时又有它的共时性。因为反正中包含着反思；反思中也包含着反叛；而到后来，反思与反叛更是互相搅和在一起。
反正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们认为本来“正”的政治路线、经济方略、思想、学术、文艺、美学……都是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搞“歪”了，因而要拨“乱”反“正”。
然而，那“正”是什么？那“正”就是真正的“正”吗？即使当时是“正”，还适用于现在吗？即使要“反正”，能返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正”吗？历史能重复吗，能倒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再走一遍吗？
“文革”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刺激实在是太强烈、太深刻了。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
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痛苦地思考。不但对“文革”的灾难、民族的创伤进行思考，而且对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进行思考。个别最敏感最有心计的知识分子，早就进行思考了，如顾准。比较多的人、比较集中地进行思考，是在1978、1979年，主要表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延续到八十年代初的是有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辩（周扬、王若水、胡乔木）。
这就是“反思”的开始。这个“开始”开得很好。它的最伟大的成果、对于我们的时代带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成果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我看还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思想上。思想的“改革开放”比经济的“改革开放”重要十倍、百倍。继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之后，中国人又一次睁开眼看世界了。看世界之后再来返观自己，觉得中华民族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弄不好，要被“开除球籍”。
文艺学美学的反思大体也同时开始。
反思
刚才我说过，个别人的反思早就有了。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把脑袋都反思掉了。然而，正象一首诗里所说的，他们把带血的头颅放在天平上，叫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而更深刻的是理论家的反思，这就是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反思。顾准已经深入到学理层面。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抛弃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的大地上来。顾准的反思，拿到今天可能觉得并不稀奇；但不要忘记他是在隆冬。
顾准和顾准们是隆冬里开放的花朵。
花朵的大批开放，是在春天，是在顾准去世三四年之后。
那还是早春，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顾准式的知识分子，一些最敏感、最善于思考的头脑急速地运转起来。他们从“文革”追溯到五、六十年代，对那些似乎无可怀疑之“正”提出疑问，这里既有青年诗人的仰天长啸“我不相信”，更有理论家的低头沉思痛苦呻吟。他们要刨根问底：
“文革”的发生是偶然的吗？“文革”的灾难到底是怎样造成的？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早就被列宁判定为“垂死的帝国主义”，“垂死”了百把十年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为什么最优越的制度反而最落后？
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存在异化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是“最优越”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模式是否真正是最“优越”、最“先进”？
在我们这个最文明的社会里，为什么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知识和知识的生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最不文明的待遇？
领袖是“神”还是人？
党员和公民应该是“驯服工具”还是自觉的“主体”？
等等。
思想的影响同传染病的传染差不多。这股反思的思想潮流逐渐由少数人传染到更多的人，以至整个民族都在反思。有的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新启蒙”，我看不是没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