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随着女人的裙子在飞扬？一裙边指数
经济的发展和裙子的长短竟然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这个大名鼎鼎的“裙边指数”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华尔街流行开的，是由拉尔夫·罗特纳姆创立的。他发现，道·琼斯指数的中长期走势跟巴黎妇女们的裙子长度密切相关，当裙子变短时，道·琼斯指数上扬；反之，当裙子变长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什么秘密呢？
心理学家这样认为：女人的心情可以从她们的着装上显露出来，当经济景气时，股票指数上扬，大家的钱包鼓了，女人的心情也好了，心情一好，个性就张扬，裙子自然就短了。所以股票指数和女人的裙边走向必然是一致的。例如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女人的裙边也跟着往上调；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70年代中期，世界的经济萧条，女人的裙边就往下延伸。依据“裙边理论”，每次股市高峰的出现，女性的衣着都变得越发具有挑逗性。
经济学家却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番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期，尼龙产品刚刚面世，尼龙丝袜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并不像现在这样廉价。有钱人家才能够穿得起丝袜，越有钱的人穿的丝袜越长，越贫穷的人穿的丝袜就越短，甚至根本就穿不起丝袜；经济越发达，男人赚的钱就越多，男人为女人买的丝袜就越长，经济越衰退，男人赚的钱就越少，为女人买的丝袜就越短。
女人穿长长的丝袜，目的就是要暴露其美丽的大腿。所以女人丝袜穿得越长，裙子就穿得越短；丝袜穿得越短，裙子就必然要越长。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越景气，女人的裙子越短；经济越萧条，女人的裙子就越长。后来，好事的拉尔夫·罗特纳姆就将女人裙子的长短和经济的好坏联系起来，并美其名日“裙边指数”。
然而，裙边指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领先指标，而是一个滞后指标。对于股市的好年景而言，时尚总会以轻佻和堕落作出反应，因为女人的轻佻和堕落是需要男人的金钱作为支撑的。在股市状况变坏时，男人的金钱少了，男人身边的女人也就少了，女人的轻佻和堕落自然也有所收敛，慢慢又回复更为严肃、保守的风格。英国的经济学家甚至有例为证：上次股市大涨结束后，钢管舞女郎的打扮在英国大街上流行了很长时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与女人的裙边完美配合，伴随着整个世界经济大幅度的增长，女人的裙边和股票的市值一直协同升高。直到1968年，超短裙被剪到膝上15~25厘米的极限长度。也正是这样，“裙边定律”被人们宣传得大名鼎鼎。
真的这么神奇吗？假如我们试试扩展一下“裙边理论”，正如每次股市走牛的时候都会将市场推上一个更高水平一样，那么道·琼斯指数从1928年的100点上涨到2010年6月25日的10237.82点，提高了100倍，女人的裙边是否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是不是也减少到了原来的1%呢？换句话说，如果随着每次股市高峰的出现，女性的衣着都变得越发具有挑逗性，那么，在穿上迷你裙之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推高，女人裙边向上提高的趋势将在哪一点上终结呢？难道能趋近于零吗？绝对不能！其实，“裙边指数”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个有趣的笑谈而已。
再说2003年，尽管当年的石油危机、恐怖主义、“非典”病毒泛滥，以及世界经济的欲振乏力等，所有的这一切并没有挡住女人们剪短裙边的渴望，根据服装流行的跟踪调查，迷你裙的狂潮似乎更像是久被压抑之后的爆发，已经短得不能再短了，它根本就没有与经济的衰退一起降落。经济也好，恐怖主义也罢，女人纤细脆弱的裙边已经拉不动世界经济的马车，也阻挡不住愚蠢的好战脚步。裙边与经济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再来看2004年，联合国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将全面上升，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5%的水平，国际贸易量将增长7.5%。全球经济这套老马车正在努力赶上迷你裙高高的裙摆。但是，女人的裙边却已经迅速回落了。2004年的裙装已经是妩媚当道了，温婉柔和的裙边在膝间翩翩舞动。经济的周期和服装流行的周期或者说和裙边起落的周期已经严重地背离了。
裙边，已经开始和经济说拜拜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完全否定“裙边定律”，否认“裙边指数”。它其实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它仍然不失为一个人性化的经济指标。比如西方很多国家用“女人整容指数”、“女人隆胸指数”等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它与“裙边指数”不是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吗？它难道不是受到了“裙边指数”的启发而设计出来的吗？
9·11之一萧条单词指数
《经济学家》杂志发明了两个有趣的指数，一个是“巨无霸指数”，一个就是萧条单词指数。
萧条单词指数告诉人们，当报纸上的文章开始频繁提到“萧条”这个单词的时候，通常它预示着萧条的开始。
《经济学家》杂志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作为统计的蓝本，计算一个季度之内这两份报纸上“萧条”这个单词出现的数量，从而预测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萧条”单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们成功地预测了1981年和1990年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也显示了最近经济下滑的趋势。
萧条单词指数在2000年的中期开始上升，并且在2001年的第三季度，这个指数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这个季度正是9·11恐怖袭击的那个时期。在2001年的第三季度，“萧条”这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已经达到了每个季度1000次以上。虽然它还不是最高，还没有达到1991年最高峰时的一半，但是在美国经济经历了克林顿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这个指数达到1000的水平，已经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了。
这个指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指标，它不能告诉你一些具体的、实际的东西，它只是告诉你一种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判断。它是一个领先的指标，是经济萧条开始的指示灯。它可以和其他的具体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从而起到互相认证的效果。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们越来越仰仗那些具体的、明晰的、科学的数字指标，而这个指标开始遭到了人们的一些质疑。尤其是对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经济下滑等的描述，有很多同义的、相似的词汇都可以应用，比如“泡沫”、“衰退”、“紧缩”、“不景气”等等。这些数字与萧条具有非常接近的含义，我们是否把它们也计算在统计指标之中呢？如果将它们加入统计的话，还是不行，因为与“泡沫”、“衰退”、“紧缩”、“不景气”之类同义的词汇还会出现，这还有尽头吗？
看来，每一个指标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也不应该求全责备。
还有哪个大城市更适合我们生存？一生活成本指数
假设一个人漂泊在北京，他~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应该达到多少呢？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曾经做过一次测算，我记不住了，那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让我们一起也来做一个测算：假设与他人合租一个房间的费用一个月是700元，一天的食品费用按30元计算，一个月是900元，有一个普通手机，一个月的费用按50元计算，水费、电费、煤气费合计按100元计算，交通费按每天5元钱计算，一个月是150元，服装费用按每个月50元计算，这已经达到1950元了，这里面还没有计算头痛脑热的药费、没有计算最基本的娱乐费用、没有计算日常的卫生洗理费用（比如手纸、牙膏、香皂、洗衣粉等）、没有计算最基本的交际费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见的费用，如果将这些费用考虑进去的话，我们权且按着每个月100元计算，那么一个人漂泊在北京，他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就是2050元！你认为这个费用很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了，在这个水平下，这个人不能有社交活动，不能生病，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手机而只能发送或者接收信息，不能请人吃饭也不能吃别人的饭，因为吃了别人的就要还账，这个人也不能接待家乡来的客人，不能谈恋爱，不能生孩子……
不说不知道，一说让你吓一跳，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北京的生活成本竟然比巴黎还贵，比意大利的罗马还贵，比德国的柏林还贵……你相信吗？北京的人均GDP不到4.5万元人民币，而巴黎这项指标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23万元。而调查结果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北京的物价高过了巴黎。
2009年7月上旬，美国著名公司美世咨询公司（Mercer）发布了新一年生活成本调查报告，香港、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排名整体提高，在全球各城市生活成本遭遇“洗牌”的背景下，刮起了一阵“中国风”，香港、北京、上海分别排在第5名、第9名、第12名。
本项调查已经在中国进行了15年，调查以美国纽约为基准，对全球143个城市进行生活成本比较。相比2008年的排名，中国城市整体上升，香港升至第5位，北京升至第9位，上海升至第12位，深圳、广州更是从第61位和第70位跃升至第22位和第23位。而国际方面，日本东京超越莫斯科，成为新科“状元”。
中国城市的整体跃升，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更有网友质疑调查的真实性。在最先披露该报告的《福布斯》杂志网站上，有网友发言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悉尼生活成本高昂，却在排名中“默默无闻”，“（报告）是在开玩笑吗？”而今年3月由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似乎也为质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媒体报道，该调查报告主编科普斯泰克表示，两大因素决定城市相对生活成本：当地物价水平和汇率。该报告评估的“十大最贵城市”分别为：东京、大阪、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苏黎世、法兰克福、赫尔辛基、日内瓦和新加坡，虽然中国城市的排名也有所提升，不过上海、北京仅排名第29位和第36位，与美世公司报告相差甚远。
在回答这些疑问的时候，美世公司工作人员如是说：“我们是通过面谈、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向产品的销售商、消费者和在当地工作的员工采集数据。”美世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该报告选取了家庭食物、烟酒、家庭用品、服装和鞋、个人护理和化妆品、家政服务、公共事业、非家庭食物、交通、运动休闲这10类产品200余个国际使用率较高的著名品牌，再加上住房费用，以纽约市为基准（100），每类产品都有一定加权系数，从而计算出相应的生活成本指数。
美世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成立于1937年，1995年进入中国。“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每年进行两次，每次均采用统一的方法，在规定的时间内采集数据，通过这份报告，跨国企业和政府可在派遣驻外雇员时了解各地的生活水平，进而确定员工们的薪资酬劳。
美世公布的《生活成本报告》，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其调查选取的样本主要是生活在当地的外国人。
在京工作或生活的外籍员工，购物习惯与本市居民有所不同，也不太可能与普通市民一样逛菜市场、批发市场。而且在调查中，美世选取的样本都是比较知名的品牌，“我们的调查是为了让企业参考，制定相应的补助福利制度，以使被派遣至国外的员工，不会因为城市间生活成本的差异，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
因此得出的数据，与公众消费习惯上就有一定差距，也不等同于普通公众的生活成本。”此外，“汇率变化是生活成本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美世公司资深顾问表示，由于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货币汇率产生了明显的浮动，这也成为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的生活成本排名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却对以上排名用另外一个视角加以解读：“生活成本提高，恰恰说明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不过随着生活成本提高，我国城市“性价比”较低的问题却无法回避，美世公司2010年4月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质量排名》报告显示，北京市生活质量排名虽因北京奥运会系列改造有所改善，但仅排在第113位，而生活成本指数却排在第9位这样的“好名次”上，如何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和生活成本的“性价比”，这仍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6年，面对美世的调查报告，北京市统计局宣传中心副主任张雪原曾经对记者这样解释：“它不是比较大米、白面的价格，而是比较住五星级酒店、打高尔夫球的价格。这份排名比的是跨国公司派驻人员的消费。”“美世的评比对北京市民毫无意义。”也许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无道理。
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张世东博士对北京市统计局的评价表示认可，他承认美世公布的生活成本是“用于帮助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决定外派员工津贴补偿的数额”。他对记者说，即使是对像他这样待在外企里的本国打工人员，这份排名也没有意义，真正关注它的是各个跨国公司的总部，他们需要以此来决定从总部派往世界各个城市的员工应该给多少额度的津贴。
生活成本调查的最主要目的是向那些特定的政府机构、跨国公司提供特需的参考数据。因为这些机构在确定外派人员的工资待遇与各种津贴标准时需要参考。为确保被派往海外工作的人员仍具有一定的购买力，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低于被派往城市的当地同类人员，所以这些主管职能部门需要美世提供可靠数据。因为列入调查的项目是完全根据被派往人员的消费特点、结构来评估的，所以其评估结果不完全适用于长期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当地居民。而公司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作为调查对象，是完全按照一些国家政府组织的需求和相关公司的指令性要求来进行的。
这就是北京的生活成本排名高过巴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