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他允许我陪同他去文化馆门口等他的朋友。我紧紧拉着他的手，穿过喧闹的菜场，冷冷清清的大街，走向十字路口。一路上他会不断地停下来看两边墙上新贴出的大字报。开始我以为他是对大字报的内容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他仅仅希望能够从那些打上红叉叉的名字中找到“李仁和”三个字，这样的话他就能判断出来朋友的下落。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敲锣打鼓的队伍，那些人扛着横幅，挥动彩旗，喜气洋洋地高呼口号，宣布某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幸运的时候，队伍里还能看到打腰鼓的，舞花环的，踩高跷的，耍莲湘棒的，他们一律描着斜插到鬃角的粗眉，眼睛画得乌黑溜圆，脸颊上打两团朱色腮红，嘴巴红艳如血，穿滚边的中式袄褂和裤子。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全身心地陶醉在激情和喜悦当中，对我们这些旁观的路人不屑一顾。
也有让我们心惊肉跳的时候，那就是从旁边的巷子里忽然钻出一队衣衫褴褛者，个个灰头土脸，不是戴着高帽，就是挂着木牌，低眉垂眼地走着，沉默得像一群石头。他们要被押送到某个会场，去接受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羞辱。
猫眼叔叔把身子侧过来，有意无意地挡住我的视线。他以为我会害怕。其实我爸爸被涂上黑手游街时，我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很久。不夸张地说，我对这一切已经习已为常。
文化馆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单位，馆长和馆员——包括我爸，统统都进了牛棚，馆里只剩下看大门的郝师傅，他现在同时兼任总管、保安、清洁工、木工和电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前后几进的院落料理光鲜的，所以他只能任凭灰尘厚厚地堆积在走廊和窗台上，鸟儿们从破碎的玻璃窗里钻进钻出，在废纸堆里排泄和做巢。
我找到了正在后院里生煤炉烧开水的郝师傅，直通通地问他：“那个……郝师傅，李仁和回来了吗？”
郝师傅的耳朵有点背，他问我：“哪个？”
“李仁和。”
“你都问过几次了。”他不怎么耐烦。
“最后一次！”
“哈，你以为我相信你？”
“真的最后一次。”
明天再来的话，我还是会说“最后一次”。我一点儿都不介意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问什么问啊？”他发牢骚，“这么大个文化馆，一根人毛都看不见。人都哪儿去了？我还想找人问问呢。”
他迟缓地转身，把屁股对着我，拿一把破扇子呼啦呼啦地往炉门里扇风。
猫眼叔叔远远地看着我和郝师傅对话，他说我在开口之前应该加一个“请问”，结束的时候要说“谢谢”。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这两个词，感觉有一点古怪。从来没有人这么教过我，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能不能鼓起勇气说得自然。
我带他去参观文化馆的小礼堂。礼堂的两扇木门都坏了，门轴掉落了一半，门板歪着身子摇摇欲坠。窗户上原先挂着紫红色的丝绒窗帘，现在干脆连窗框都不知了去向。小舞台上堆着墨汁桶，巨大的毛笔刷，破损的红布横幅，写了一半又废弃的大字报，只画了一只胳膊的怒目圆瞪的造反派英雄。我告诉他说，我上幼儿园大班的那一年春节，在这里玩套圈圈的游戏，赢过一个无锡泥人，是个胖阿福，穿红肚兜，头顶上留一撮桃子形的头发。
“阿福呢？”
“被我弟弟打碎了。我妈说他是破坏精。”
他大声地笑，把躲在墙角里梳理羽毛的两只鸽子惊得飞起来。我发现在礼堂这样高大宽敞的空间里，笑声会放大，听上去像是好几个人同时都在笑，声音和声音之间亲密无间。
晚上临睡前，我去厕所小便。有几颗石子落在屋顶上，顺着瓦片滚动，哗啦哗啦地响。鸽子被惊动了，一只接一只不安地站起来，咕咕地叫唤着，脑袋转来转去，寻找危险从何方而来。
曹叔叔碰巧也来上厕所，听见屋顶响动，怀疑有人要对他的鸽子下手，迅速冲回家，抓了一把手电筒，打开后院门，往河对岸照射着。“谁？”他喝叫，“想干什么？”
我好奇，提了裤子跟过去看热闹。曹叔叔的身子铁塔一样堵着半开的门，我看不见前方的情况，拼命把脑袋从他肘腋下面探出去。一瞬间，仿佛有人一拳头用劲打在我的左边眼睛上，我只觉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下意识地、撕心裂肺地叫起来。
是对面有人在对着我们院子射弹弓。曹叔叔的手电筒一开，恰好成了目标，一颗铁弹子准确地击中我的眼睛。
我当时丝毫没有觉得疼痛。也许是恐慌，也许眼球麻木了，痛觉丧失，总之我那时的全部念头就是：我的眼睛瞎了，永远看不见了，我是个瞎子了！我跺着脚，拼命地叫，惊恐万状。我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捂住左边眼眶，感觉手心滚烫，而且手捂住的部位在迅速肿大，膨胀，把手心挤得很满。
意识模糊中，感觉有脚步声冲过来，有人问了曹叔叔一句什么，立刻就把我抱起来，吩咐紧跟在后面的另外一个人：“快走，上医院！”
这个人走得很快，几乎是在一路小跑，我在他怀中颠动不停，下巴一个劲地撞击他的肩胛骨，有几次差点儿咬了自己的舌头。他不断地催促后面跟着的人：“快一点，快一点。”我听出来他是猫眼叔叔，跟在后面的是我妈妈。我妈妈当时已经吓得三魂丢了两魂，所以脚步踉跄，走得跌跌绊绊。
我的眼睛火烧火燎，一个劲地流出眼泪，无法睁开。我听到妈妈在后面颤抖着声音喊：“小米！小米啊！”我很想答应她，可我的眼睛太难受了，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不想开口，一句话都不想说。
无影灯“嘭”地一声打开，隔着紧闭的眼皮我能感觉到灼热明亮的光线。戴着胶皮手套的冰凉的手指摸在我的眼眶四周，酒精药棉的水滴在我的鼻尖上，痒丝丝地流到脸颊。一个女医生温柔的声音：“小朋友不要动啊，给你打一针麻药。”眼睛上方的什么地方突然一麻，整个的半边脸都开始发胀，发木，像是皮肤里面有东西硬生生地往外挤，每一个毛孔都被堵死，不能呼吸。
进来了另外一个男医生，问女医生说：“怎么样？”
女医生回答：“还好，是眼睑部位破损，晶状体正常。要缝合几针。”
她开始不停地问我：“这里有感觉吗？这里呢？这个部位？”
她大概是在拿针状的物体刺我的眼球。可我一点儿都不疼，不疼。
一块满是酒精味道的布料盖到我的脸上，遮住我完好无损的那只右眼。左眼皮被什么东西撑开，死死地固定着一个姿态，无法眨动。我听到细细的针和线穿过我眼球的嗤啦啦的声音，跟我外婆缝棉被时用劲拉线的声音一样。医生的脸庞向我靠近时，皮肤上的气息是热呼呼的，闷在口罩里的呼吸声是粗重而有节奏的。我不能确信缝合我眼球的人是男医生还是那个女医生，隔着口罩和白大褂，他们性别不清。
我睡着了。温暖的海水浸润我的腰背和四肢，我像鱼儿一样呼吸和漫游。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爸爸坐在我的病床边上。我的左眼被纱布严实地裹住，只有右眼能够勉强睁开看人。眼前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一层彩色的纱网罩在我眼前，眼珠一动，纱网就急速地变幻色彩和图形，像是万花筒扣在我的眼眶里。我弄不清此时看到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幻。
“爸爸！”我急于确定身边这个人的真伪。
“别动，小米。”他按住我的胳膊。“你要安静地躺着，眼睛闭上，休息。”
“我的眼睛会不会瞎？”
“怎么可能？你很幸运，弹子儿没有碰到瞳仁。”
“那你为什么会来？”
他嘿嘿地笑着：“沾你的光，提前放我出牛棚了。”
“那就是说，我可能会瞎。”我很悲伤。
“没有的事，医生说保证不会。”
我闭上眼睛。眼睛睁久了就酸酸地疼，左眼的缝合处也很难受，像是被一根线吊得死紧，动一动就牵心牵肺。
护士进来给我换药，把我脸上的纱布揭开，扔到废物盘中，拿镊子夹了酒精棉球在我整张脸上擦洗一遍，再换一个新棉球，重点擦左边的眼眶。
爸爸凑过来看我的伤口。我的眼睛肿成一个熟透的水蜜桃，他完全看不见眼睛里面的情况。
“还要挂几天水？”他问护士。
“起码一星期。绝对不能让眼睛发炎。”
“将来外观会有影响吗？”每个父母都关心的问题。
“不会吧……”护士迟疑着。“我说不好，你该问医生去。”
我爸爸不敢问医生，他害怕听到肯定的回答。
护士把一块崭新的纱布盖到我的眼帘上，上下左右用胶带固定。新换上的纱布凉凉的，眼睛比刚才舒服了一些。
外婆不让我自己吃饭，她坚持要喂我。她把我的枕头垫高一些，托起我的后背让我坐起身，还拿一块毛巾铺在我胸口。
我又回到了婴儿时代，嗷嗷待哺。
眼睛微闭着，嘴巴机械地张开，咀嚼，吞咽。外婆做了什么饭菜？不清楚，我嘴巴里没味道，吃不出来。肯定是好东西，有营养、能够帮助伤口恢复的东西。不知道圈圈有没有垂涎欲滴？
“多吃点，眼睛才能好快点。眼睛很要紧的呀！少了手脚都没事，眼睛要是看不见，没个活头了。”
外婆的话里有两个谬误。其一，吃多吃少跟眼睛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食物只能让身体强壮；其二，手脚跟眼睛相比，谁更重要？要看怎么说了。因为我伤了眼睛，手脚却完整，外婆才有这种感慨。如果这回我伤的是手脚呢？老人家还会这么说吗？
可我不想反驳外婆，我喜欢她在我身边唠唠叨叨。之前外婆的关注点在婴儿身上。再之前在圈圈身上。我是以一只眼睛的代价换来了外婆的溺爱。
吃完了饭，外婆从医院锅炉房里打来热水，给我擦洗身体，换内衣。飘在我眼前的外婆的头发是花白色，发丝又细又软，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颤颤巍巍。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被外婆搂着睡觉了，不知道她的身体是不是仍然松软如发糕？我嗅到她身上的气味跟从前一样，混杂了饭、菜、油、肥皂、炉灰、火钳、抹布、砧板种种的芳香和苦辛。
我妈妈不愧是中学老师，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辅导我的功课。她抱着一本《成语词典》，鸭子填食一样把那些四个字的成语灌进我的耳朵。
“你不用睁眼，我说，你听着就行。”
好吧，我听着。
“风字头的：风尘仆仆。风餐雨宿。风花雪月。风驰电掣。风卷残云。”
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念经，我昏昏欲睡。
“小米！小米！”她喊我。
我睁开眼睛。她俯身看着我，眼睛里有怜悯。“你怎么一碰到功课就要睡觉？现在是你学知识的最好的年龄，大人搞运动，跟小孩子无关，要是你跟着耽搁了，将来一辈子后悔。”
我才不会后悔。又不是我一个人不上学，齐小如李志他们不都在家里玩吗？
“那好吧，”她叹口气，“成语听烦了，我们来背书。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怎么样？”
我草草了事地一口气背出来：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她有点生气：“我知道你是在敷衍我，这么郎郎上口的格律诗，被你这么一背诵，成什么样子了？真是糟踏了李白的诗名。”
“我眼睛疼。”
她立刻又慌了，伸手轻轻在我左眼的纱布上摸了摸：“是怎么样的疼？跳着疼还是牵着扯着疼？要不要我把医生叫来？”
我冷不防地问了她一件事：“‘五湖四海’来了吗？”
她傻愣愣地看着我：“什么？”
“‘五湖四海’，就是要割人喉咙的。”
她长出一口气。“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没来。不会来了，院里的联防组都解散了。”
“猫眼叔叔还在我们家吗？”
“不在了。你爸找了文化馆的郝师傅，腾了个空房间让他先住着。李仁和的朋友嘛，李仁和不在，馆里就要负责招待。你想见他？”
我点头。
“那天晚上多亏他！”妈妈仰起头，回忆起了那晚家中的混乱和恐慌。
他还在走廊上，我就知道他来了。他是故意地用口哨声通知我。吹的不是乐曲或者样板戏，是好几种鸟儿的鸣啭声。医院的窗户外面只有麻雀和乌鸦，如此清脆宛啭的鸟鸣一定是他吹给我听的。
“猫眼叔叔！”我大叫，一面摸索着下地，急急忙忙出门。
他迎上来抱起我，把我送回到病床上。“老实点儿，小家伙，你的眼睛还不宜站起来走动呢。”
“谁说的？”
“我刚刚问了医生。”他很得意地看着我。
我抱怨医院里太没意思，不能看小人书，又不能画画，什么都不能干，比死了还难受。
“那可不见得，你没有尝过死的滋味。”他一本正经。
他给我带来了我从没见过的一样东西：一块金纸包装的钱币形的巧克力。它看起来像是女人放在包里的小圆镜子，扁扁的，亮光闪闪的，金纸面上隐隐约约能够照出我的“独眼龙”模样。
“是什么？”我拿着那东西问他。
“拆开看看。”
我小心地拆开一道边，里面露出黑乎乎的肥皂块一样的东西，嗅一嗅，有芳香的甜味。他示意我掰一块放进嘴巴里。有一点点苦，又有浓郁的奶香和焦糖的香，没等我用舌头去搅和，自己就融化了，留下丝绸一样的滑腻。
“吃吧，是巧克力。”
我舍不得吃。外婆和圈圈都没有尝过这种好东西，我要带回家分给他们。
“吃吧，还有一块。”他变戏法一样地，手心里亮出来第二块。
惊喜也要分两回哦！
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干的事。他不能逍遥太久浪费时光，所以一边等着李仁和回来，一边创作一部交响曲，因为他发现文化馆里居然有一架钢琴！有了钢琴，作曲就如虎添翼了。德沃夏克知道吗？捷克作曲家？他写了一部《新大陆交响曲》，你听听啊——思故乡，思故乡，故乡在远方……很棒吧？你觉得怎么样？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大概忘记了我还是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县城里的小学生。
“我写的这部交响曲，吟颂的也是大自然，自然和劳动创造。一开始用长笛，很遥远很遥远的声音，从远古走出来一样。然后提琴加入，原始人类的歌吟。篝火点燃了，舞蹈和狩猎开始，庄稼在焦渴中艰难地生长，狂风暴雨试图摧残一切，可是人类不会被打倒，文明总是在向前，脚步声咚咚地敲打在大地上，像巨人心脏的跳动……”
他终于注意到了我的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的一只眼睛蒙着纱布，另一只眼睛勉强睁开一半，头歪斜着看他。我如果把脑袋放正，他的半个身体就会被纱布遮住，变成一个残缺的人。
“小米，对不起……”他道歉。
干吗要对不起？我喜欢他说话的表情，他用的这些陌生的词汇，他的咬文嚼字的口音。这比我背成语和古诗要有趣得多。
一周之后，我的眼睛拆了线。又过一周，纱布也拿掉了，我可以四处走动，望望呆，跟圈圈下几盘很无聊的工兵棋，在曹叔叔打扫鸽笼时，帮他站岗，劝告人暂时不要使用厕所，以免呛进鸽粪中的微尘。
我眼前总是有无数灰尘浮动，有时候像是有小虫子在飞，还有时候出现红色和金黄色的光晕，一个圈套着一个圈，转动和变幻。仅凭这一点，我相信我现在活在童话世界里，一切都匪夷所思。
医生告诉我父母说，这是因为我的眼底还有出血点，我还要等待更多的时日才能完全复原。
我跟外婆和圈圈分享了一块巧克力。外婆不习惯巧克力的苦味，说她宁愿含一块上海产的牛奶糖。圈圈倒是喜欢，可是他吃得太急，一口就咽进肚里了，我估计他根本没尝出什么味道。他踮起脚，让我把嘴巴张开给他看，不住声地问：“还有吗？还有吗？”我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给他看——的确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