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不能冰释，疙瘩不能解开，结果，‘私人相处中的感情问题’显得相当突出，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线索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了”。不过，要把本来一部青年恋爱的悲喜剧变成时兴的阶级斗争戏，这的确不是作家想不想写好，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两股道上的车，跑不到一起去。正如还有的评论所言：“作者为了使爱情纠葛和社会斗争两条线结合起来，曾作了不少的努力，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些努力仅仅做到了使两条线从外部胶粘起来，而没有做到内在的结合。所以实际上，它们依然是平行的，彼此游离的。”从《归家》的写作与出版可以发现，如果小说不表现、或不主要表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写些富于生活气息的人物故事，表现充满谐趣的凡人小景，已经是非常不合时宜。轻则挨批，重则被上纲上线，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或“靶子”。于是小说被一步步挤上了惟一的路，非描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可。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分上、下两册，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描写1957年夏季，京郊农村东山坞农业合作社围绕“土地分红”和“闹粮”，农村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认识和态度，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发展的具体过程。由于“文革”否定了孙犁、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们那些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也就在被禁之列，这往往给后来的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文革”中一花独放的《金光大道》，连同作者在“文革”前出版的《艳阳天》是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经典。但实际上，早在《艳阳天》之前也就是当浩然发表第一篇表现农村生活新气象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时，柳青就在准备完成《创业史》，对农业合作化历史做一种全景式的描述了。也就是说，在《创业史》中，一种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农村题材小说格局已大体成型。而在小说表现乡间民俗俚趣，以增添这类题材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方面，赵树理的小说也已成为模本。虽不能说《艳阳天》师承了哪一位前人，但显然不能忽视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已经提供的一些思路与原型。阶级分析的理路自不必说，就拿《艳阳天》‘对农民比较生动的描写来说，主要表现在中农阶层人物（中间人物）对合作化运动复杂的心态方面，小说描写焦振茂遇事“留一手”；马子怀“傻子过年--看隔壁”；还有对马大炮、弯弯绕夫妻“仰脸女人，低头汉”的描写，使人马上联想起“中间人物”的讨论：
“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这里自然有作家在农村生活的积累，也不能完全否认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的某种历史延续性。但是，与《创业史》、《“锻炼锻炼”》相比，写作《艳阳天》的社会政治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浩然比他的前辈也多一番政治考虑：
我是个农民孩子。从土地改革，打国民党反动派，到办互助组、农业社，我都是跟农民同志一块儿走过来的。我从心眼儿里爱农村，爱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常言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话一点不假。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从开始搞互助组，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的人民公社，经历了多少困难和关口啊！特别是1957年，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那二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以后，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刮起一场“反共”的黑风。这股子风影响到正在蒸蒸日上的新中国；趁着我们的整风运动，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这股风很快又波及到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那些曾经压迫和剥削过我们的敌人，闻风蠢动，煽动农村里的一些不坚定的人跟我们闹矛盾，企图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我想用文艺形式，把我当时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跟大家一块儿经常温习温习它；也想把它介绍给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斗争的年轻人。为了永远记住这场斗争的胜利，为了发扬这场斗争的精神，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我决心要写这本书。
作者从自己的阶级出身一直说到反右斗争，这就对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衡量作品好坏，不但要验证作者的出身及其政治立场，还要看他对政治形势是否敏感，小说能否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打退“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对党的进攻。为达到这些新的写作要求，浩然具体实行了四点措施：
第一，突出人物，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静止的内心描写简略了一些。
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
第三，故事结构上也稍有改变，把倒插笔的情节，尽力扭顺当了，让它有头有尾……同时，还按照一位生产队干部同志的意见，给每一节加个小标题，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
第四，语言也稍‘加润色，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在一旁发议论的地方，只要我发现了，就全改过来……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作者为配合政治形势，在构思和具体描写方面都做出相应调整。例如，作品让萧长春始终居于明显的统领全局的位置，使他在政治思想和领导才能各个方面都比梁生宝成熟得多，这就避免了《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比较突出的问题。为突出主要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这就避免了容易招致非议的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同时，作品不仅“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在润色中删掉“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发议论的地方”。经过如此反复“提纯”，使“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的写作方式牢固地确立起来。《艳阳天》的第二、三卷描写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农业社取得决定性胜利。有这一番写作准备，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体现“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代表作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在文学想象力逐渐匮乏的年代，一部小说经过精雕细琢，刚刚面世时也给人一些艺术新鲜感；同时把带有生活杂质的人物、事件，连同作者对生活复杂的感受一一过滤之后，作品也能逃脱当时大批判的“检验”。然而，把这种写作模式定为一尊，这实在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违背了艺术创作必须以自由想象为前提的规律，小说的生命力也会因为这种“提纯”和“过滤”而窒息。
不过当时，小说艺术探索还气数未尽，因此那些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作品，情况也有不同。1964年，由陈登科创作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雷》，也是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1954年冬到1955年春天，淮北平原农村改造落后乡的故事。与《艳阳天》出版后好评如潮的景象相比，《风雷》的命运是坎坷的。《风雷》出版后，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热情颂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幅壮丽的画卷”；但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小说对农村形势比较悲观，“把一个区委组织写得那样糟”，调子有些低沉。至“文革”，《风雷》遭灭顶之灾，被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是“反动小说”。同样表现了阶级斗争观念，塑造了主要正面人物形象（祝永康），歌颂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风雷》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只要了解作品内容和写作背景，就会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