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总体上或本质上来讲，他应该是属于家族伦理这一股势力的，他决没有打倒白嘉轩并取而代之的想法。倘若他真能将鹿姓半族独立出去，成为与白嘉轩平起平坐的族长，为了族长的威严，他或许也会像白嘉轩那样学为好人。因为年轻时的白嘉轩本质上并不比鹿子霖好，他只是后来在族长的位置上极力克制和反省着自己，总惦记着自己“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第360页），这其实是对他一生中恰好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的无尽忏悔，到了晚年，他还在为谋取鹿子霖家风水宝地的事而深深自责，面对痴呆的鹿子霖，说要来生再世给他“还债补心”（第680页），也正是在这种无尽的忏悔和深深的自责中，他才成为一个好族长，这同样是伦理规范的力量。以鹿子霖的识见和能耐，他应该不比白嘉轩差。但问题是，白鹿两姓毕竟共着一个祠堂，尊从关系明确，祖宗的成法不可移易，因而在原有的伦理规范之下，他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便只能借助于伦理规范之外的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进入了家族伦理势力之外的权力圈，而又力图与家族伦理势力相协调，所以就不免将自己摆到了尴尬的位置，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第240页）。
白嘉轩、冷先生们瞧不起他，说他“官瘾比烟瘾还难戒”（第660页），田福贤们也视他为异类而不想真正重用他。表面看起来，他受田福贤的排斥是因为儿子鹿兆鹏为“共党要犯”，与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其实，恰恰是因为他舍弃不了“亲亲”之情，特别是希望鹿兆鹏能够回心转意，再回到伦理规范之内的婚姻家庭中。他与冷先生一起出面营救兆鹏，还带着儿媳到西安找兆鹏，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也正是鹿子霖受排斥、乃至被抓进牢狱被害得倾家荡产的根本缘由。倘若他能像鹿兆鹏那样完全抛弃父子关系，这一切的尴尬和灾难则都不会有；或者，他能像鹿三那样完全信守伦理规范早早地将不孝之子鹿兆鹏赶出家门，这一切的尴尬和灾难也不会有。所以，鹿子霖的要害问题就在于“平起平坐”，即试图能与白嘉轩“二元并立”，这影响到他的行事方式便是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举棋不定，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而中国人的思维历来就是“一元独尊”非此即彼的，故此他的行事方式不被任何人所理解，任何势力集团都视他为异类，以至于到最后被完全排除出正常人的行列，作为疯子在孤寂凄冷中悄然死去。他没有融入任何集团，所以任何集团也不会记起他，尽管他生前曾轰轰烈烈地活过，但死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凄惨结局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图解着一种政治概念：“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而这种政治概念本身却又正是“一元独尊”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所以说到底，鹿子霖的遭际还是因他对伦理规范既皈依又叛逆的自身矛盾造成的，而这一矛盾又是因两姓同宗--既规范尊从又平起平坐的矛盾造成的。由此也可以见出，伦理规范只要稍有逸出，就可能动摇稳定秩序，这也就无怪乎儒家对伦理规范的强调和执行是那样地严厉了。
或许，鹿子霖的作为和遭际还可以印证一个向来的政治结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我们看到，田福贤、鹿子霖们起来革命的时候，确实并没有彻底剥夺族长的权力，违犯族规的事，白嘉轩仍有权处治，而且作为村级行政长官的鹿子霖也仍得听从族长的，如惩治小娥尽管他知道有“七成的劲儿是对着”他的，是拿小娥的尻子当做他的脸抽打（第263页），但他仍得接受并积极配合。鲁迅说辛亥革命除了赶跑一个皇帝，其他没任何改变，而在白鹿村，除了增加了一个乡约似乎也一切未曾改变。然而，毕竟有了这一个乡约也就使原来的伦理秩序不能不有所改变，当县、仓（乡）行政分派的任务到达白鹿村时，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也就得听从鹿子霖的了。因此，伦理规范的尊从关系已开始颠来倒去，“仁义”已开始失范了。
鹿子霖们的革命显得那样平和而不彻底，到了他的晚辈鹿兆鹏们的革命则就激烈彻底得多了。鹿兆鹏们从一开始就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首先就毁了乡约占了祠堂，这意味家族权力的彻底丧失，伦理规范的全部失效。奇怪的是，白嘉轩面对这样的大逆不道却十分地冷静，他训斥惊慌失措的白孝文说：“要乱的人巴不得大乱，不乱的人还是不乱。”（第203页）当一切权力都失去之后，他认为劳动才是生活的根本，于是他成天踩着轧花机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似乎很能理解乱与治的关系，所以能坦然处之。他最感迷惑的倒是，为什么“鹿家兆鹏又入‘国’又入‘共’骑双头马”？（第197页）他知道“一个槽道拴不下两匹叫驴，一窝蜂里容不得两个蜂王”，但岳维山和鹿兆鹏两只举过头顶的手却攥到了一起，这反而使他的“心里总是毛乱草势的”（第198页）。看来，他并不是怕乱，而是怕尊从关系不能明确，所以当后来国共分裂互相争夺“尊者”之位时，他反能心清意明地冷眼旁观天下大势了，于是当田福贤借戏楼斗争农会骨干时，他竟以一种超然物外的调侃口吻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第235页）这似乎就是他高于鹿子霖的地方，作为族长，他确实比常人多了一分韧性和坚定：“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第590页）乱总要走向治，国共两党不管谁取胜，新的伦理秩序终究会建立。然而，令白嘉轩难以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乱与治却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乱与治，新的尊从关系虽然可以建立，但新的伦理秩序却已不能再建立，特别是“亲亲”的原则已被彻底抛弃了。
要说鹿兆鹏辈的革命较他父辈的革命体现得最彻底的地方，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那恐怕就是他们对“亲亲”原则的彻底抛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鹿兆鹏辈的革命，的确是六亲不认的。首先，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可以斗争父亲也可以抢夺弟弟的恋人。其次，为了革命，他可以不顾黑娃的个人感情，派人毒死与黑娃有生死之交的大拇指，逼着黑娃按他的意愿去投奔保安团，为黑娃的惨死埋下了祸根。
尤为不通人情的是，仅仅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将一个纯洁的姑娘逼向了绝境；不管怎么说，他的妻子鹿冷氏都是无辜的，她的死是应该深深同情的，但鹿兆鹏以一条生命的死证明了自己的坚定性，却对此毫无愧疚之心，哪怕是在父亲和冷先生冒死把他从刑场上换出来，希望他能给鹿冷氏留下一个孩子，以让她能有活下去的希望时，他也严词拒绝：“我能豁出命，可背不起他们救命的债。”（第330页）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鹿兆鹏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的确堪与高大全式的英雄相媲美，然而，正因为如此，其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一个心中只有革命的人，一个为了革命可以抛弃一切的人，他一旦成为“尊者”，就一定会将“己所欲”的东西强加于人，而将“己所不欲”的东西全部剥夺，完全抹杀“己所欲”与“百姓所欲”的差别，这在极左路线风行的年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所以，鹿兆鹏的形象，其实是为后来极左路线的风行提供了历史根据。但是，为什么会有鹿兆鹏式的人物出现？或者说，鹿兆鹏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事方式？
他虽然上过几年新学，但除了反封建再看不出他有多少新的东西，正如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鹿兆鹏的革命似乎看不出新思想的由来，因而这个人物成了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显得不真实。其实，正因为看不出多少新思想的由来，这个人物才是真实的，中国革命的参加者大都来自农民或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几个人受过很多新思想的影响呢？即便是晚了半个世纪的陈忠实本人，又能说有多少新思想呢？他的所思所想还是脱不了那个白鹿原的制约。因此，他们的行事方式还是得到传统文化中去找，尽管他们激烈而彻底地反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变换着形式将某一传统推崇到极端。若要从思想方法的深处剖析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缘由，则仍然须到仁学的内涵结构中去找。他们激烈而彻底地所反掉的是仁学的“亲亲”原则，这使得他们六亲不认；而他们所推崇的就是由仁学的“尊尊”原则演化成的一元独尊，只是变化了形式，成为惟革命独尊，虽然具体内涵不太一样，但就思维模式来讲则是同一的。而这一矛盾的结合体就凝成了鹿兆鹏。
在白鹿村的革命者当中，最后成为“尊者”的还有一个半路出家的白孝文。他的情况怎样呢？就六亲不认来说他似乎并不亚于鹿兆鹏，甚至比鹿兆鹏更冷酷，他残忍地枪杀对他青睐有加而仅要求解甲归田的团长，冷酷地处死同他一起长大且对起义有功的黑娃，他自己说“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第675页），这既代表着他自己，但同时也代表了新政府的一批人；而就一元独尊来说，则从起义胜利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搞起了以革命为名义的惟我独尊。但是，他毕竟到白鹿村的祠堂里祭过祖，未能完全斩断与祖先亲情的联系，这又让白嘉轩得到些许安慰，以为风水宝地的白鹿应证在他身上。可是，如果鹿兆鹏出现在他的面前，情况又会怎样呢？鹿兆鹏坚决不拜祖宗，也是反对别人拜祖宗的，因此，在反对“亲亲”原则方面，鹿兆鹏才是最彻底的，而如果要确定鹿、白二人之间的尊从关系，鹿兆鹏肯定要占上风。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白孝文如果割不断与祖先亲情的那点联系，鹿子霖的尴尬处境，又将在他的身上重演：这便是中国历史颠来倒去的闹剧。
在总结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时，《白鹿原》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迪：革命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仁学被肢解分化并推向两个极端的过程，辛亥革命首先肢解了亲亲和尊尊原则，使之成为平起平坐的二元并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亲亲原则彻底抛弃，成为惟革命独尊，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又演化成了惟我独尊的个人崇拜。这种变化尽管在内涵上很不一样，但却脱不掉仁学的思维模式。
儒道互补的优势及其现代性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乡土文学对“现代性”的关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最为深刻的流变，那就是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转到了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认同。五四时期，正当民族危亡国家危亡之际，作家们急于要为民族的独立找到自救之路，因而对“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便成为乡土文学的压倒主题；到了八十年代，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已是既成的事实，此时的根本问题已不是民族独立，而是要与他民族特别是强势民族比翼齐肩，因而民族文化的优势成了主导性因素，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追寻便成了寻根文学的压倒主题。两个主题虽有不同，但目标都是“面向世界”的，或者说是与世界的“现代性”潮流相与同步的。所以，尽管寻根作家大都指责五四运动以来断绝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但他们立意要树立的民族文化意识，却又是与五四时期所开创的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