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青春
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它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被吸住，再也不想离开。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那校园说不上美。在战时，在昆明，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是相当的残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住你，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而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领着你的心。
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蛾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一切犹如人，人有诸形诸态，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当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学”。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第一所。溯自古时，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算起来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作为不间断的校史，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形，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文化学术源流，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质的特征，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以中西贯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充满了蜕变的苦痛。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北大诚然美好，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老北大”或“穷北大”的谑称，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时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的完好，并不符合这所“太学”的实际，也不符合它的性格。
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1898是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牺牲。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改变科举、建立学堂，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因而，这所大学的诞生，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求生存的一线光亮。
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所以，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当然，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
这是一个宿命。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1840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史载，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非关学业的。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当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抗议。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第一次得到彰显。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
这所大学，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中，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民主广场的钟声，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使古今、东西、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勖，他们从来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这种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清政府《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怀抱。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这是北大学生的常态，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诟病的傲气。
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帜，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的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
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勇敢的抗争。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思想如刚刚解冻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时候了”，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拆去人间藩篱，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当思想被禁锢，充满挑战勇气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现在墙上，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那时胡风冤案既成，举国一片静默，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在新时代，为了维护思想自由，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最难忘，年年岁首，大膳厅灯火辉煌，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带着微醺致辞。他的潇洒不羁，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马寅初终于以浄言获罪，他的《新人口论》遭到围攻。马寅初勇迎风暴，他的《重申我的请求》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将永远流下去，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北大遗事
北京大学盛大的百年庆典已经落幕。回忆那些时日，数万师友自世界各处来聚燕园，共庆母校百年华诞的情景，满耳的笙歌弦颂，满目的彩幅鲜花，赏心乐事，极尽人间的欢愉。这一切当然都留在了人们的心头，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此刻已是曲终人散，燕园早已恢复了平日的宁静。湖畔有人倚肩漫步，林间有人细语幽幽，而更多的人则依然是步履匆匆，继续着他们的青春浪漫的奔突与冲刺。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原不习惯于节日庆典之类的活动，特别是当这些活动被外加上一些别的什么的时候。北大人倒是乐于把这番庆祝当作一个反省的机会，反省这一百年北大走过的路途：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后来又有了怎样的缺失？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有多少是真正地保留到今天、并得到发扬光大，有多少被修改，又有多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一个学校犹如一个人，人的一生有许多颇堪自慰，甚至值得自豪的经历，但不会是绝对的完美。一个学校不论它曾经有怎样值得羡慕的历史，但不会没有遗憾。校庆的那些日子，我除了和老朋友欢聚之外，我把很多时间留给了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考。
那时候，出有关北大的书是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在众多的出版物中，有两本书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北大旧事》和《北大往事》。“旧事”辑录北大建校之初到抗战前的文章，而“往事”则是1977年“文革”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教育制度转入正规以来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北大的真实情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1937年到1977年的这一段北在的历史，则未曾有专书述及。而恰恰是这40年，是北大由“旧”而“新”、再由“新”真的变“旧”、终于噩梦结束重庆新生的大起大落的历史转折期。这段时间的北大，所经历的变故最多，经验最丰富，给人的心灵震撼也最重。要忆北大百年，不能不忆北大这四十年。要是缺了这四十年，便是不完整的北大，有空缺的北大。
这一年，胡的清从珠海应我们之邀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来北大一个学期，便赶上了这次盛典。她投入而有悟性，不仅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特有的氛围之中。北大是催人成熟的，胡的清很快也成了北大人。这样一来，如今这样一本书的构想，也就在她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校庆期间的两本书，书名都很有深意。现在的这本书，原是为弥补遗憾而编的，书名原应与之相呼应方好。胡的清征求书名于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大故事》。后来发现出版物中已不约而同地用了，只好回避。北大校庆结束了，胡的清也将学成离校。但这本书的组稹工作没有中断——我们的初衷原不在热闹，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大、也为世人留下一个绵长的记忆。事情到了七月中旬，我将有远行。在与胡的清的一次餐叙中，终于定下了如今这个名字——《北大遗事》。不是故事，不是轶事，更不是逸事，而是遗事！
“遗事”是有点苍茫的。但北大这四十年，其中隔着40、50、60、70年代，不仅距现今的灯火楼台、繁弦急管是显得有点苍茫，而且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男女，如今也都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艰难路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名满天下、功益当世，但一定也有他们的感慨和遗憾，在豪情奔涌的激流之中，也会有潜藏内心的一份悲怀吧！何况，那些逝去的年月，伴随着青春曼妙的年华的，有多少天边的阴霾和头顶的雷电！
如今，都远去了。留在这里的，是那一件件欲说还休的“北大遗事”。要是读者诸君在这些不乏激情，甚至也不乏柔情的叙说中，发现了那夹杂在字里行间的“悲凉”，也请不要感到意外，因为，那些年月毕竟是有点“苍茫”的。
时间过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的这个时节，当政者有感于中国的积弱，为改变国运而试图变革，于是有了著名的百日维新。那次的变法是失败了，所有的新政措施均告流产，唯独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下来。这个站立在志士仁人血迹斑斑的废墟之上的幸存者，是中国艰难时世的见证人。从那时起，北京大学的学子就以忧患之心审视着这片灾难深重的黄土地。
北大人是人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一例，那时北大师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怒吼有如雷电，但最终转化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变革，却更为显示出北大人的胆识和才智。当日新文化革命的前驱者中，北大师生齐刷刷站成了雄壮的队列。而《新青年》和《新潮》这两面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崭新的文化旗帜，依然是北大师生所高举。
这一百年风雨交加，有各种各样的战乱和流离，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灾苦，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和追求。北大人在风雨际会中屹然自立，经过数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坚持和奋斗，北大在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继往开来中形成了有异于人的独立的精神品格。
在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下集聚的北大人，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形成了既继承中国古老文明又批判和剔除其封建毒素，吸纳域外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学术品质。北大绝不褊狭，它贯通中西，涵容百家，表现出它的大胸襟和大气度。但北大又绝不中庸，它在包罗万象中有它的抉择和坚持。
北大诚然是古老，而古老并不意味着墨守陈规。历史的久远使它有深厚的沉积，而求稳平庸则有悖于这所大学的常性。在历史和现实的风云际会中，北大总是站在前列。它坚定，但又时发惊世骇俗的声音。为了维护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北大人从来都表现出惊人的坚定。北大是博大精深，但北大从来不缺乏奇思异想，那些充满想象力和首创性的新锐之气，往往更能表现这里独有的精神魅力。
北大有深厚的传统，但北大更是现代和当代的。北大的神经总是敏锐地捕捉着现世的悲欢和忧乐。它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它的思考和呼喊往往概括着时代的精神、体现着社会的脉搏。鲜活的现代精神，如一道长流水，滋润着北大人的心田。每一个“现代”和“当代”的北大，汇聚而为“历史”的北大。要是没有这一切，北大就要窒息、衰竭，那就要真的老了！很难想象，要是北大只以保古为荣，死抱住“国粹”不放，而漠视新思想、新知识的吸收和拓展，那么，不仅没有北大的明天，恐怕连今天也难以维持。
百年诗心
八十年前爆发的那场新文化运动，北大是风暴的中心。五四运动的一批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都来自北大。高举《新青年》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们。这场文化革命既充满了激情，又是充分务实的。它生发于现实的疼痛感，即由于中国的积弱，而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唤醒民众。重铸民魂的目标，使这些先行者倾全力于改革旧文学。这种以文学改革来开发民智的思路，直接继承了清末那些维新变革者的思想遗产。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顽强的堡垒，这些人意识到，只要诗的变革取得了成功，整个文学变革的胜利亦当在望。新诗的变革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