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也用品德操守的标准来选拔人才。他的《笔记》中有一篇题为《才德》的文章，曾经谈到了这一点。文章说：“司马温公说：‘才德俱全，叫做圣人；才德全无，叫做愚人；德超过才，叫做君子；才超过德，叫做小人。’我说德和才不可偏重，‘才’好比是水，在‘德’的润泽之下，‘才’能作载货运物、灌溉田地之用。‘才’好比是木，在‘德’的作用下将曲取直，‘才’能作舟船、栋梁之用。‘德’若是水的源泉，‘才’就能使水起波澜。‘德’若是木的根，‘才’就能使木枝叶繁茂。只有高尚品德而没有才干相配，那几乎是愚人；只有才干而没有高尚的品德来支配，那几乎是小人。世人多数都不愿意以愚人自居，所以都自认为自己是有才干的人；世人多数都不想与小人交朋友，所以看人常常好选有高尚品德的人。比较起来，二者如不能兼有，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还不如宁愿无才而近于愚人。”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最终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董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讳、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人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逢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棉代之，费棉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祐、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前十七年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之臣辅佐之故。
因此，不管何时，识人、用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这一标准。那么，在德与才之间，哪个更重要呢？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这反映了司马光选用人才的思想，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蹇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好人，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人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以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因此，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则，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强调德才兼备。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更进一步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刘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常常只看到人的才，而忽略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不过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表面细致，实质粗心者不足以重用
曾国藩认为，不管何种人才，只有具备了周密细致的性格，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想要有所建树的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看不起那些简单的事情，不要忽视那些被他人认为很容易的细节和细致的工夫。一个人能够将简单之事做到位，这便是不简单。大家都认为很容易的事，若你能认真严谨地做好，这便是不容易。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个人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会形成习惯，好的素质不是一天养成的，需要不断地积累，细节体现着人的综合素质，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有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及其性格。
一个性格严谨细致的人，总会考虑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才能把事情做得令人满意。注重细节，做出来的事情也一定能抓住人心，虽然一时也许无法引起人的注意，但久而久之，这种态度形成习惯后，一定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中国向来不缺少雄才大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不注意细节的决策和施行必将致使悲剧的上演。细节中潜藏的魔鬼既可以将你送入天堂，又可以将你引入地狱。有的人因注意细节而崛起，有的人因忽视细节而落败。
一家大型企业的人事部准备招一名资源管理部主管，招聘当天，现场人满为患，散落一地的废纸被应聘人员的鞋踩得杂乱不堪。接近尾声时，招聘方的人事经理看见不远处的一个人正在边走边捡地上的废纸。当他来到经理的面前，这位经理问他为何要捡这些废纸，它们已经是被利用过的。他回答道：“尽管这些纸已经利用过了，可是另一面还可以再利用，这样扔掉就太可惜了。”这位经理这才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原来，那么多的应聘者中，无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正是招聘者设置的一道无声的考题。由于资源管理部的主管就是负责管理资源，避免浪费的。在诸多的应聘者中，一开始那么多人，无人注意把废纸捡起来等待再利用，的确让这位人事经理很心烦。不用说，只有这个捡废纸的应聘者得到了这个职位。
一个企业的盛衰在于细节，一个人的起落在于细节，一个决策的正误同样在于细节。关注细节中潜藏着的那个魔鬼，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而既然是“魔鬼”，当然就有它该有的威力，天堂和地狱的归属，只凭它的一个指头就可以划定界限。
慎重周密者可堪重用
做事不慎重，不周密，粗枝大叶，只图眼前瞬间的快乐，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今后的影响，曾国藩认为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有什么突出的成绩的。
真正有抱负的人，都为自己制订了明确的目标，并围绕着目标，规划自己的工作。他们每做一件事，都会预先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对自己的目标有何影响。若能出现正面的影响，就会认真去做，如果出现负面影响，就要放弃，或者进行适度调整。
许多人在处理事情时总喜欢盯着眼前，从不考虑今后的影响，比如在交际过程中，图一时之利，把交际的对象划为三六九等，从而戴上有色眼镜，对那些有权有势或对当前局势能产生影响的人尊重有加，而对那些小人物或当时看似无关紧要的人却不屑一顾。比如，办公室里的那位满脸长满雀斑的文书小姐，你对她总看不顺眼，可是不久她就被提升为老板的秘书。再如，你同事的车子坏了，在你开车路过他面前时，他向你招手，而你正赶着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而未顾得上理他，两年后他成为你的主管，若他还记着这事，难免不会给你“穿穿小鞋”。
这并不是说你在生活或工作中，绝对不能冒犯别人。为了工作，你必须敢于表达自己，敢于陈述自己的观点，不顾某些人的脸色和面子。可是你要注意，争执和分歧必须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再者就是要对事不对人，同对方做好沟通，免得对方记恨你。
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有短期的价值和长期的价值。短期和长期的价值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你必须事先考虑其对未来的影响，千万不可只图眼前的利益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衡量做事是否慎重，其实并不困难。做事的目标便是衡量的尺度，就是做任何事的指南，只有对目标的达成有促进作用的行动才应该进行，否则就应该放弃。
对某件事做出决定时，你要事先考虑对你的目标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悖于目标，或者打乱了你的规划，那么，就不要去做。
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你的目标也会改变。当目标已经发生改变，即使是一点点儿，你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行为。为了配合日后所期望的结果，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必要的调整。否则，不合时宜的行为必定会对将来产生坏的影响。
总之，凡事都应该考虑其对未来的影响，才能避免犯一些本不应犯的错误。而一个少犯错误的人，常常会获得同事的尊重和上司的青睐，在奋斗的道路上，走得既稳又快，就会大大提高成功的几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