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是一棵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
--布雷兹·巴斯卡《思想录》
1974年10月中旬，“调委会”几个工作人员，将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从忠扣在了行署招待所。扣他的理由，一是当时正进行赣南“三查”运动杀人风潮的调查，而他在“三查”时正是瑞金县革委会主任，要他就此作出交代；再有，就是要他明确表态，补发“调委会”工作人员在原单位被扣发的工资。
徐从忠瞅了个机会，宛如惊弓之鸟似地来找朱毅：
“朱毅，‘三查’杀人那事，你们就晓得来找我，我是事先不知道，事后制止了……”
“就凭这一点，你瑞金死了三百多人，你却事先不知道，你就够呛！”
徐从忠慌了，脸急成猪肝色：
“你晓得于都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
“于都杀了五、六百人，我们才三百多人，你们‘调委会’怎不晓得去找他们？”
朱毅吼道：
“哪有共产党的官比杀人多的，你给我住口！”
就这么个层次，就这么个水平，又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连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都四处扯着嗓子喊：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你能都归罪于一个县革委会主任？对扣人此举并不同意的朱毅，极力抑制住自己，挥了挥手：
“你可以回去了。”
他筛筛抖抖，竟不敢自己回去……
10月17日。赣州地委书记田启松，以“调委会”“绑架”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从忠、“继续大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直接对抗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为由，密电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对“调委会”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自然落在了中央当时分管“批林批孔”运动的王洪文、张春桥手里。他们两人责成江西省委在京常委，按照他们对李九莲一案的明确表态，果决处理此案。
10月22日，江西省委在京常委，通过了给赣州地委的决议--
赣州地委：
地委10月1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央收到了。省委在京常委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如下：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这四点决议，当晚分别由潘世告和陈昌奉的秘书，急电告在南昌、赣州的省委、地委。电报内容，朱毅次日就知道了。转眼间，每刻每分的时间，都像走在定时炸弹上那样惊魂夺魄……
他先去理发店剃了个头，回来后秉烛夜书，赶写了几封信。24和25号，更似织布机上的梭子，跑各家，奔车站，遣散“调委会”主要成员，将他们一批批送往各地，以免一网打尽。他自己则不想跑。他为对方设身处地想，轰轰烈烈七个月，闹到王洪文、张春桥那里去了，对方抓不到自己，岂不太丢了面子？自己得给他们留个面子。他也不能跑，自己必须履行自“调委会”成立那天起内心里早已作出的承诺，一人将“调委会”的全部“责任”承揽起来！
当他再经过赣州公园时，暮色阑珊之中，门口行人寥落，几乎冷可罗雀，只见几双磷火般闪动的眼睛在来回飘忽……一阵重负卸去后的轻松感过后，一股更强烈的失落感充塞了心头。一切都过去了，这二百多个有爱有恨、有声有色的日子；一切都将泯灭吗？这二百多个敢做敢当、敢吟敢歌的日子。这里，不是人去室空、余音绕梁的怡红院，潇湘馆。这里，是中国夜色如磐的长夜里，一座曾云集无数宙斯、万千火把的奥林匹斯山。自己不该有这份失落，他觉得必须为明天给这座“大山”留下些什么！
此刻，朱毅想到了一个人，凭清彻的理性，也凭压抑了的感情，他断定这是一个可以以这段岁月的见证和对未来灼热的期待相托付的人--钟海源。
她没有撤离赣州。也许是朱毅潜意识里的安排，也许这更是她本来就有的秉性，在“调委会”里，她干的都是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工作，抛头露面极少。人们对她远没有对她的声音来得熟悉。又是个女同志，朱毅估计不会对她怎么样，何必要让她抛家携女，四处飘泊，她丈夫不是更要耿耿于怀吆？
像是彼此心有灵犀，钟海源此时也想到了朱毅。
她来了，提出去外面走走，他陪她去游了八景台。八景台在八景公园里，古代是小城的防御阵地。往下看，是章水、贡水的汇合处，往周围看，小城的八面景色皆入眼中。时令正值金秋。柔和似纱幔的阳光中，乍看之下，小城澄静而又色彩分明，恍如系在青苍色的江水缓慢、庄严流去的赣江上的一个迷离梦幻……
他们不会有澄静的感觉。现实更不会让他们沉于梦幻。他们久久注视着的，是西面伟峙的郁孤台。南宋词人辛弃疾，抗金主张未被昏庸的朝廷采纳后，自行南下联络、组织抗金武装。路过赣州时，他登临了此台，想着仍在灯红酒绿、笙歌水袖里泡着的京都，想着巳被吞噬多半、云暗雾嶂的中华河山，他喉间的郁结，胸中的孤愤，一如脚下的江水奔泻：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予，
深山闻鹧鸪。
他们耳边，也仿佛听见了长夜冷雨里那鹧鸪的一阵阵啼喊：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也许，此刻她与他相怜相伴的欲望，愈发强烈了，如同栖巢里两只鹧鸪靠得紧紧的，彼此焐热着去度过冷雨长夜……
她的嘴唇蠕动了，又止住了，止住了，又蠕动。
朱毅未等她说什么，这个过去带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似乎现在情感世界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老牛皮。他打开随身带来的书包，将“调委会”的一些材料和自己部分文章的底稿交给钟海源。交给她的还有几个通讯地址，几张照片。在一张照片后，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忍耐并非罪恶”。
他虽然无言，却明明白白在告诉她：“我走了，而你必须留下！”他正是将这些东西作为遗物一般交给她的。里面，有李九莲所苦苦追寻的真理，“调委会”不长也不短的七个月历史，里面还有他的巨大信任，他的无法说破只期待她能谅解并释去幽怨的隐衷，还有他对她前程与个人生活的衷心祝福……
钟海源不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期待与祝福，接过去了，可秀美的睫毛和纤纤的五指，都在簌簌地颤抖，仿佛接过去的是一抹就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就要枯萎的残红。她的目光里溢透着凄凉，还不仅是凄凉，因为得接受这晚霞的消失，这残红的枯萎，目光里还有某种自嘲，某种被迫的残酷意味。那目光又是单一的，单一得像一串晶晶润润的烛泪，一枝檐下快要融化了的冰棱，叫朱毅不能不看，又不忍多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在中学，大学里，不知多少次读过这诗句的朱毅，今天才体会到这诗句一旦溶于血脉，那胸中便会有一种怎样悲怆、超拔的境界。他余兴未了，觉得自己是一匹流血太多的战马。就是在倒地之前，也得发出一声猎猎嘶鸣！
10月29日早上，朱毅回到家，看望过母亲后，他写了一份大字报《仍然并非最后的话》，又在当晚他被捕前的几个小时，将这份大字报贴在了赣州公园的女墙上，那里正是贴过李九莲公开申诉的地方--
李九莲已先我们（坐牢）去了，我们也即将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赣州的人民。
我们并不遗憾。因为我们和人民及其忠诚的女儿（李九莲）一道，共同创造和度过了这样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所思想的比过去七年还要多。能够这样思想，证明我们比过去七年还要勇敢、纯洁，我们的思想收获比过去七年还要丰富、深刻、珍贵！这段岁月，和由此即将而来的一切，对于我们不是耻辱，而是一个真正无愧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才会感到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是坚强而又开朗的……
“调委会”取缔了，赣州的这块地面非但干净了，平静了，而且“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胜利。因而，领导者们能有时间坐下来，松口气，再泡上一杯茶，点上香烟，在蓝色水母般轻轻荡开的烟雾里，对自3月份以来的颇为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作一番回顾……
1974年12月3日，赣州又一任地委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主要是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几万字，可它却是当时的官方（不仅仅代表地委）对于李九莲和“调委会”的一份正式、全面的“檄文”。为着报告文学的客观性，同时，也为着后来的人们，对于快要湮灭于历史云烟里的这个故事，能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了解，必须将它摘录于本文。
这里，作者省略了报告中无关的开头部分（约占整个报告的五分之一，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74）26号文件，追查政治谣言等），此外，对后面的部分，作者也只照录其中主要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依据的，是经赣州地委办公室记录整理、供传达用的中共全南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1974年12月21日的翻印文本--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根本站不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一套反动思想的影响，她的许多话都与“571工程纪要”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思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是“反林彪”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上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这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当然，参与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调委会”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他们攻击毛主席……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的，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央今年25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定能平反！”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首先，不是我们乱批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题。如果说是办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班，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弄清了问题就结束……
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作，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作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多，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出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兴国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4）兴刑字第47号
公诉机关：兴国县公安局
被告人：李九莲，女性，29岁。工人家庭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汉族，籍贯江西丰城县。家住赣州市陈家巷7号。捕前系画眉坳钨矿工人。于1974年4月20日拘捕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该案经本院审理查明：
被告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现实不满，发展到思想反动，以致走上犯罪道路。1969年间，先后书写反动日记三十余篇，长达七千余字，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一封，其内容极为反动，恶毒地攻击我党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妄图拉拢他人参与她的反革命活动，阴谋组织反革命组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其上述反革命犯罪事实，我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间将其依法拘留，本应依法惩处，但经过教育，被告坦白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巳给予宽大处理，免予了刑事处分。1972年拘留教育释放后，并重新安排了被告在画眉拗钨矿工作。
被告理应老实守法，将功赎罪，可是她并不痛改前非，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玻坏活动。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告错估形势，从画眉坳窜到赣州市，公然在赣州公园围墙上公开张贴其反革命匿名信，扩散反革命毒素，公开张贴其泡制的反革命翻案书，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欺骗群众，盅惑人心，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大好形势。
在1974年4月20日拘留被告时，又从其家中查获一批已写好了的反革命大字报及其他反革命材料，如题为：《我的人生态度》、《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等，内容十分反动，犯下了新的反革命罪行。拘留入狱后，被告仍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抗拒交代，违犯监规，咒骂管教人员，并继续散布反动言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