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埃尔温·基希于1885年4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1948年3月31日病逝于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他出生在一个布商的家庭，十七岁中学毕业后便人工科大学学习采矿。他在服了一年兵役后，从1905年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他先后在《布拉格日报》、《波希米亚》报和《柏林日报》等新闻单位工作。作为新闻记者，基希一生曾经旅行过世界的许多国家。正是这种新闻记者的身份和到处旅行的经历，为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丰硕的成果。早在1908年，他就发表了报告文学《布拉格街头拾零》，1919年又出版了《布拉格冒险》一书。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基希大胆地揭露了布拉格社会生活的黑暗状态，真实地描述了贫困、犯罪、卖淫等现象。并且适当地指出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革命工人运动之后，基希的思想、眼光和作品的锋芒就更加犀利了。他1920年的《布拉格军团里的士兵》、1924年的《怒吼的新闻记者》、1926年的《沙皇·东正教教士·布尔什维克》、1927年的《世界冒险》、1928年的《时间匆匆》、1929年的《天堂美国》、1932年的《亚洲剧变》、1933年的《秘密的中国》、1934年的《禁止入内》、1935年的《五洲探险、1937年的《在澳大利亚登陆》、1942年的《广场奇闻》、1945年的《墨西哥漫游》等大量报告文学，就是他对于报告文学的实际贡献。基希的这些作品，真实具体，观点鲜明，激情饱满，有很强的战斗性。在对报告文学的理论认识和研究上，基希的《报告文学——一个危险的文学样式》，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所以，有人说：“是他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体裁”。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一直是十分活跃的。有一些作品也被陆续介绍到我国。例如：英国作家科·瑞安的《最长的一天》就被李文俊、陶洁和申慧辉合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1992年的2、3期上。《最长的一天》，报告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作品。这部作品曾由美国的福克斯电影公司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由着名导演制作和不少着名影星出演。影片在世界各地上映后，获得很大的成功。作品描写了诺曼底登陆那天的战斗及事前准备与事后余波。事情头绪繁多，人物众多，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作者笔端多带感情，读来扣人心弦，有身临其境之感。1985年《译林》第3期，刊载了英国作家福莱特的《万里救人质》。作品报告的是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发生了人质事件，美国某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被伊朗扣押，美国派出营救组前往伊朗解救。经过一番紧张复杂的活动之后，两名美国人质终于脱险。作品详细报告了事件的起因和中间的冲突及最后的结果。情景复杂，紧张激烈，十分吸引人。此书在1984年，曾经长时间居美国“非虚构小说”类畅销书之首。前苏联作家阿·阿达莫维奇和达·拉格尼合作的，报告1941年法西斯侵略者包围列宁格勒前后情景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围困纪事》、格里高利·麦德维杰夫作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总工程师所写的报告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核泄漏事故的《切尔诺贝利真相》、美国作家斯·特克尔根据135个曾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的口述整理的报告文学作品《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历史》、德国作家特·瓦尔拉夫报告外籍劳工在德国工作时所遭受的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的《在底层》、拉·施勒德尔夫与沃·尼曼恩合作，报告了德国的突击队，经过长途奔袭，成功地在索马里粉碎了恐怖分子劫持民用航空飞机行为的《摩加迪沙行动》、日本作家反映战争期间妓女生活惨状的《山达根八号妓院》（改成电影后，中文题名《望乡》）、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表现许多人在美国不同生活追求和经历的《失去与得到的美国梦》等等作品，可以说都是报告文学的新的发展与收获。当然，肯定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还未能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还不能具体地描述它。
但就我们见到的这些作品，也足以看到国外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了。
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成果
中国的报告文学，起步较晚。据杨如鹏先生考证认为，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才有了萌芽”，“直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报告文学’这个名称才介绍到我国”。我的观点与这个观点比较接近。我不大同意有的人把中国报告文学的起始时间与中国的近代史等同起来的看法。在“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进入中国之前，一些作家也在无明确文体意识的状态下创作了不少作品。这些作品非常地接近于后来的报告文学，后来人们也就把它当成报告文学看待了。像瞿秋白在1920年-1924年间，记述自己在前苏联的生活见闻和心理感受的长篇写实文章《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就是一个例证。另外，还有茅盾、叶圣陶等人描写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和《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朱自清描写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凶残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等等作品，也是这样的情形。1930年8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最早提到报告文学和大力倡导作家去写这样的文学作品。有人考证，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有不少作家、记者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战事件和人物的作品，南强编辑部的阿英，及时地将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编辑成书，题名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出版发行。阿英在书前写了《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的文章。这是我国的第一本报告文学的结集。
报告文学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应当说是在夏衍1936年发表了他的《包身工》和宋之的发表了他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之后。这两篇作品，以它的实际表现告诉人们，报告文学是个什么样子，具有怎样的特点和作用等。
这一年，萧乾发表的反映苏北、鲁西一带大水中难民生活的《流民图》，也引起人们的注意。范长江报告我国西北地区风俗民情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也是这个时期内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它的出现，使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变化。等到了1937年时，周扬就说：报告文学“成为非常流行的运动”。这之后，报告文学就十分活跃地运动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有着不凡表现。例如，出现了舒群的《西线随征记》、丘东平的《第七连》、刘白羽的《逃出北平》、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周立波的《战地日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刘白羽的《游击中间》、何其芳的《日本人的悲剧》、《环行东北》、穆青的《雁翎队》、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黄钢的《我们看见了八路军》、曾克的《挺进大别山》、华山的《我们还要回来的》、《总崩溃》、《英雄的十月》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报告文学的创作也是有发展有曲折的。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魏巍、巴金、刘白羽、杨朔等人报告朝鲜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
出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丑陋的人和行为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出现了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如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在皇甫村》、沙汀的《卢家秀》、孙谦的《大寨英雄谱》、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华山的《神河断流》、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反映和表现先进模范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徐迟的《祁连山下》、穆青、冯健和周原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甄为民等人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报告文学创作也像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这期间，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例如：报告河南省干部杨水才事迹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报告北京大兴县干部王国福事迹的《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等，这些作品，都是严重地受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局限和影响的。在其思想认识性上有严重的偏差。好一点的有《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忆铁人》等，也是少不了有那个时代的痕迹的。还有的标着报告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些服务于“四人帮”政治阴谋的玩艺，与文学无关。
四、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收获与发展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伴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脚步崛起和发展成熟起来的。没有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变，没有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报告文学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认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否则，就无法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报告文学发展的内在原因。报告文学是一种特别需要文化土壤和文化环境保障的文体，它的生长往往和这种土壤与环境相适应。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大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推崇与报告
自1949年10月建国以来，因为极“左”思潮和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在过去多年连续不断地要求学习，改造的被动局面上又掉价一档，成了被批判、打击的“臭老九”，知识神圣、科学神圣的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毫无作用和力量。在当时出现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总是些被歪曲成不讲阶级、不明是非的糊涂虫乃至敌对势力的帮凶，只有在工农兵人物的不断教育关怀下才可以成为稍有用处的人。总之，知识分子、知识因为被愚昧而粗野的对待处在一种可悲尴尬的位置上。
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立即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这篇作品除去它所写的题材内容和陈景润这位有突出创造成就的科学家有着分明的神秘诱惑力外，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在文艺创作上突破了“四人帮”规定不能写真人真事，不能写活着的人的文艺禁区；它把知识分子和其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作为正面的，主角的形象内容给予热情的赞颂；它用活生生的人与事批判了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而被说成“白专道路”、“只专不红”、“不突出政治”的谬论；它通过陈景润的真实经历曲婉地对“文化大革命”那种妨碍以至破坏科学研究的行为环境提出了可能的批评，并呼吁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人们敏感而关心的问题。再加上作者在文坛荒漠之后，较早地以真正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报告生活人物的鲜明艺术性等，更使这篇作品不同凡响。《哥德巴赫猜想》为报告文学创作题材领域的拓展和作家的思想行动自由树起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同时，也为整个文学在冰封多年后的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并受到普遍热烈的赞赏之后，立即就有许多作家随之而来，走向知识分子，走向不同的科学领域和知识分子的五彩人生世界，写出了许多十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徐迟自己，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的1977年，就发表了报告李四光人生及科学道路的《地质之光》。
之后，他又陆续发表有报告植物学家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报告着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科学人生的《在湍流的涡漩中》、报告我国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及研究成果的《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等。另外，像理由报告遗传学家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报告数学家华罗庚的《高山与平原》、报告妇科专家林巧稚的《她有多少孩子》、黄钢报告李四光人生及科研道路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宗英报告中年科学家秦官属坎坷境遇的《大雁情》、柯岩报告两位居不同地心却同一地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人事迹的《奇异的书简》、陈祖芬报告主动归国的内燃机专家王运丰经历苦难而心不改，志不移的《祖国高于一切》等，都是这个时期内涌现出的报告文学力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科学道路为线索，既富人生启迪，又传播科学知识。这些作品以其丰富的内容和作者充沛的激情描写，有力地恢复、改变了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知识、科学的旗帜再次飘扬开来。这种在舆论上对知识和科学的尊崇，为此后人们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对国家的科技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为沉冤鸣屈，为正义鼓呼
长时期内滋生形成的极“左”思潮及屡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为数众多的人的心灵造成了剧痛与创伤。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更使中国冤魂遍野，屈鬼成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新的历史生活必须面对这个沉重的历史债务和严峻的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向来以锐敏和公正取信于读者，在这个许多人心牵情系的问题上，充分地表现了她的鲜明态度和正义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