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报告文学创作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新途径和新领域，它使创作更加贴近生活，也使作品对社会的参与变得直接明了起来d从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对于问题的发现和报告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理性深度，反映了敏锐和深刻的风格。这对于社会现实生活，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会有不小的帮助。这样风格作品的大量出现，也把报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报告文学创作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使报告文学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成为社会上万众瞩目的对象。但是，也应指出，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被社会、被读者接受和认可之后，许多人都把热情和兴趣投向这个方面，把发现问题的目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就“出现问题”了。这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以点代面，以小代大的现象有之；在认识和理解问题时，片面性、偏颇的看法也不难发现；更有一些人把搜寻的目光转向生活中那些冷僻的角落，借对象的奇趣吸引读者的注意。还出现了不管反映什么问题，都要把对象放到全景、宏观上去表现，结果是贪大求全，人为地堆砌资料，把作品拉得很长，作品本身已不再是报告文学而近似某个行业领域的资料汇编或调查报告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也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是这类作品创作中的一个教训。
历史生活的现实报告
报告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现实性要求。但这并不说明，报告文学创作就完全排斥现实生活题材之外的一切内容。在一些历史的题材对象中，同样蕴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它的揭秘报告之后，同样会使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在这方面，许多成功的作家作品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是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生活的作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复杂的原因，有近万名志愿军战士成了战俘。在战俘营中，他们艰苦卓绝地斗争，受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有一部分人动摇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坚定信念返回祖国。可是，使他们未曾想到的是，回国后，他们这些人从此被打入另册，不被信任，不被任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迫害。这固然与过去那极“左”思潮有关，但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不少人对于战俘的认识理解也有关。
应当如何认识战争，认识战俘，战俘是否就等于叛徒？等等。作品以不少战俘的悲惨命运让人反省历史，引起你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和理解。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于劲的《厄运》、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也是令人有许多恸问和沉思的血泪历史报告。当年西路军远征新疆，在河西走廊与匪军马家军遭遇，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终不敌对手打击，全军覆没。在西路军中，有一支女兵红军团，她们在战败后许多人惨遭杀害，也有不少人流散当地各处（至今仍有人在），受尽苦难。作品在记述了当时生死搏杀之后，通过访问和资料搜集，真实地把女兵团蒙难的过程和不少人的命运报告给人们，让人们对那页心颤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发出许多疑惑的慨叹和同情。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正如题目显示的那样，它通过大量资料和当事者的见证，真实地报告了日本侵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品所提供的大量事实物证，既击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当今那些妄图抹去历史罪责的政治家的滥言，也为我们的后代记取这血泪的历史书写下有力的一笔。这部作品绝不仅仅是对历史事迹的再现，它对于现实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实际作用和意义的。
解放军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撰写并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是两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报告文学丛书。这两部丛书，对中国革命史和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大事变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告，可以说是文学式的历史，又是历史性的文学报告。对于认识许多历史大事件颇有帮助，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工程。
在报告历史生活的题材中，像陈立人的《中日缅甸大角逐》、邓贤的《大国之魂》、王戈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陈立人的《孤独八百士》、陈凯歌的《我们经历过的日子》、邓贤的《日落东方》、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等，都是内容丰富，有较大反响的作品。还应特别提到的作品还有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黄济人的作品如实地记述了一批当年的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精神上所进行的一次次新的决战。写了他们思想、情感、行为的转变过程，既有信息性，又有一定的人生经历感悟深度。胡平的《中国的眸子》，较为充分地对影响江西省许多人的一件冤案进行了报告。一位有见识并占有正义和真理的女青年被活活地杀害并被掏去肾脏移植他人，可到了天晴气朗的日子却因为不少当事人的阻拦冤案迟迟不能昭雪。作者写的是旧案，但画出的却是不少人丑陋的灵魂。思考的是更加深入和沉重的社会问题。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反映的是“文革”后期插队云南边远地区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城风潮的内容。作品报告了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的苦闷不适及不同人的相异命运，并在返城与阻力的冲突中描绘出不少感人的场面和不同性格的人物。知青梦的生成和梦的破灭过程，是一个阶段社会生活的侧影。作者在作品中有反省、有批判，也有思考。在报告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中，这是最为厚重的一部。
在历史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带有相近特点的作品正在迅速发展并引人注意，这就是被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作品。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报告文学。这种报告文学，仍然着重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但是，她不完全或绝对地从题材对象上对作品作现实性的要求。她在现实性的核心点固定之后，把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更加阔大的领域。凡是那些通过文学的报告对于现实生活的进程会发生影响促进的题材内容，都可以拿来报告与表现。“史志”性的表现使她在纵横两个方面具有特点，使她的整体性和个性特点更加明显。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由笔者提出，并对其作了初步的论述。
最早具有“史志性报告文学”特点的作品有范长江写作并出版于三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这两部作品虽然带有明显的旅行记特点，但其中许多内容是有史志性价值的。再接着体现这种“史志性”的作品除上文已提到的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外，就要数钱钢的《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了。但使人对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概念明确起来，却是到1995年内出现了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韩作荣的《城市和人》、倪振良的《深圳传奇》、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等一批作品之后。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外在特点，自然是带有史志的色彩了。像《海葬》它直接面对的是大清国北洋水师从兴军到毁灭的进程，主要写了李鸿章在办北洋水师过程中的困惑及失败的非偶然性。这题材的表现看来是纯粹的历史了。但是，当你深入地感受作者在对李鸿章变革生活环境及行为所进行报告时的复杂心态时，你就会明晰地意识到作者对于现实改革生活的思考。《海葬》不能不面对北洋水师的覆灭命运，可它却把历史和现实沟通，希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相互接近类同的地方，从而使现实不致再走历史的弯路。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是通过对鸦片战争的文学报告，对历史提出一种认识，对现实提供一种参考。它除了重那些正史中涉及的事件人物资料外，也十分注意并用心搜集那些足以影响决策人物心态、情绪、行为的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背后又是有着影响强烈，积淀深厚的文化基础的。作者从大量看似琐碎的生活流程中审视历史，但它逼近的目的却是历史事迹的本源。它看到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无常。与其它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史书区别的是，在《昨天》里，作者不是单纯地从结果上下结论，一般地指斥英帝国主义的恶行和大清王朝的无能与惨败。它把一种反思、自省的自觉置于自己的思考之中，在对历史作批判的时候，很有洞悉力地把不少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冲突指示出来。
而所述的一些因为文化传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特点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现象历史地发生了，但它对于今人仍然是有启示和参考作用的。两位作者，从历史的细微处人手，在历史的本质处落脚。严肃的历史因为其文学性的报告而生动形象便于理解了。历史内容因其文化分析而有了更多一些的现实性价值。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和《温故戊戌年》从不同的视角报告了大清王朝变革失败的历史事件。前者报告清王朝主政者在深感国势衰败时自发地进行改革，可后来因为权臣们相互的权力、利益争斗而使改革流产；后者写戊戌年的变法维新运动。可是，良好的动机却因为十分幼稚、鲁莽的操作导致失败。在这两部作品中，人们几乎看不到一点关联现实的文字。但是你会感到，作者所报告的所有的历史生活，似乎都与现实正在运作着的改革生活密不可分。其实，作者正是把历史作为宝鉴置于现实之前，为今天的民众，为今天的改革者提供一种真实形象的参照。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仍不失史志的品格，但作者们的用意却不全在于机械地再现历史的本原，他们更多地在于把历史作为对象，从中发现总结出对现实有用的内容。在这里，作家们直面的是历史，可思考的却是现实。历史与现实中间并不隔着万水千山，有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近很密切，不作分析地把历史报告从报告文学中剥离出去，有失偏颇。
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是他“航天系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在《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走出地球村》这三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李鸣生几乎把人类的飞天梦想从生成到实现在我国的发展实践过程作了最为具体真实、形象生动的报告。李鸣生的报告很好地兼顾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方面，他从现实回溯到历史，又从历史拉到今天和未来。报告“亚洲一号卫星”和“澳星”发射时，他的现时性展现十分叫人钦佩；在报告中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过程时，他却沿着现实的隧道走向过去，在一个宽泛的历史空间里报告一颗卫星诞生发射所牵连到的丰富社会内容。李鸣生的作品，把历史与现实，把现实与梦想，把科技和政治、文化、经济等结合到一起，着成了独具风格的文学报告。同时，它又是一部很好的文学特性的中国航天科技工程史。韩作荣的《城市与人》和倪振良的《深圳传奇》也有明显的史志品格。前者报告长沙现实的经济战略，城市发展定向问题。但作者却环绕这个中心对长沙市的历史沿革、文化、民俗传统作了十分简练但却很迷人的描述。在这种描述的背景上，既让人对今天长沙城的思路有了一个意向，又对长沙这块土地及长久以来这块土地上孕育积存的特有文化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深圳传奇》显然是报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最突出成果的现实了。但作品却对中央决策者设立特区构想的提出、论证、操作发展过程作了清晰的报告。可以说，它既是深圳现实的报告，也是深圳的历史报告，无论从史与现实哪方面看，它都是很有价值的。
“史志性报告文学”还是一种刚被人们认识发现的表现方式，但已有的作品说明了她穿透生活的能量及广阔的活动领域与发展前景。人们应有足够的耐心期待着她的发展完善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