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的欧阳修给梅圣俞一封信中的话。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信中所言的“轼”，即苏轼，上年他首次出川，赴京应试。试毕，他与苏辙，兄弟为同榜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激动之余，给同为考官的梅圣俞写了这封信。“当避路”，“放他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老作家、老诗人，有这等扶掖后来者的心胸，难能可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作家、老诗人，都有如此雅量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尤其这些年来，文坛上前辈斤斤计较于晚辈，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
而若细细品味欧阳修的这两句话，那才体味大师那达者的识见，和智者的参悟。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一份感情的流露，成为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颃，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与文人，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过于拥挤的人口密度，过于紧绷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脚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巴巴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碴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蛋挞只有一块，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的。犹如自然界，一定数量的花，和一定数量的蜂，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个不停，也是不好的。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让那些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棵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的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位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等，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之比，那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毛，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那名着《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初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壤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年产长篇小说一千部到一千五百部，中国当之无愧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从不值得费眼睛的一千四百九十部小说之外，找到十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
“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农”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二三十万字，四五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柜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可能，不过是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机会。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分作品，逃脱不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作出他能为他所作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公元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3300万，以公元1110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4673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二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也不到。即使将如今的十四亿，除以二，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来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
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的欧阳修，受命主持这届会试，梅圣俞也是考官之一。时间为公元1057年（仁宗嘉佑二年），地点为当时的首都开封。苏轼苏辙兄弟，一举中的，双双上榜。消息传到宫里，皇太后都向宋仁宗祝贺其得人之盛。
欧阳修所以连呼“陕哉，快哉！”其间还有一段隐情。苏轼的考卷，显然先由梅圣俞阅核，拟为第一。宋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在为最后圈定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实在精彩，但生怕这份糊名的卷子，会不会为其门生曾巩所作？因之不禁踌蹰，为总主考官的他，居然高中了自己的门生，居然还让他名列榜首，倘如此，必定要遭人物议，难免要被那些爱嚼蛆的家伙们拿来说事。于是，大笔一挥，将此卷改判第二。结果，一发榜，不是曾巩，乃是名字相当陌生的眉山苏轼，令他大喜过望。由不得感慨系之，庆幸国之得人。“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文忠公文集》）
更有趣的，试后，苏轼谢师，拜谒梅圣俞。“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驰，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中也载：“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幙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那年，苏轼才20岁，而欧50岁，梅55岁，这些近乎父执之辈的文学大师，对苏轼为自己杜撰之典故，那种毫不觉得有什么差错的堂皇神气，一笑了之。
古人之厚道，之宽容，之海量，之理解，着实令人敬佩。如果落在那些“魑魅喜人过”者的手里，还不得大做文章，以逞己能，而大嗡特嗡。
现在回头去看一千年前的宋朝，经过五代十国的相互残杀，狼烟四起，兵匪肆虐，天下大乱，终于得以弭平战祸，政求清明，休养生息，民生安宁。也许那时的文学大师们，处于辽阔弘大的日月天地之间，心胸要自由开阔许多，处于疏朗宽松的人际环境之中，襟怀也就要坦荡赤诚一些。因此：
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有足够的自身实力，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他，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作推手，甘当人梯，作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推诚相与的这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