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九年（1829），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扩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1830）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澍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断断，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拭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有用之学，又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60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以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1845）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威望卓著，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整顿矿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之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左宗棠接到信后马上赶到了长沙。船到岸时，只见江岸上轿马纷纷攘攘。林则徐见其家人递上一张写有：“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帖后，便急忙叫快请至家中，同时吩咐对其他来客一概挡驾。左宗棠匆匆忙忙地上到林则徐乘坐的船上，待过板时，也许因为心情激动，不慎一脚踏空，落入水中。及至船仓梳洗更衣后，便立刻与林则徐畅谈起来。天色近晚时，林则徐命将官船乘着湘江乱流，驶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处停泊。随后，船中烛火通明，林则徐设酒宴款待左宗棠，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纵谈天下古今大事。
两人就天下大势到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战乱，无不各抒己见。双方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西北军政事务，见解不谋而合。两人，一个是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方37岁的草野书生，毫无拘束，侃侃而谈，直到第二天清晨。后来左宗棠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夜话湘舟时，说两人“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会见中，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左宗棠：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表达了他对左宗棠殷切的期望。
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这次会见，是两人神交已久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对左宗棠的影响却是重大的。二十多年后，左宗棠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建置行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在东南沿海编练渔团、创办船政、加强海防、抗击外侵，均是林则徐影响所致。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并没能休养多久。第二年，广西爆发天地会起义。清廷又起用其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但他刚到潮州时，却突然染病去世。在临终前，他还没有忘记左宗棠，命次子聪彝向咸丰皇帝代写遗疏，在疏中还一再推荐左宗棠为难得人才。
一个月后，正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会见一周年的日子，左宗棠在长沙黄冕寓馆中听到这一噩耗后，“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哀恸之余，他给林公子写了一封情意深重的唁函，并写下一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殒。
这幅著名的挽联，后来书刻在福州西湖林文忠公祠堂（林则徐逝世后，谥文忠）。
智慧金言
人首先的是要做人，而做人的首要就在于读书，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喷出水来；木材本身包含火的因素，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现出美的本质，人不教化何以成人？人不学习何以做人？
古往今来，看无数英雄，凡成大器者必要砺志，必要读书。即使是一介草民，揭竿而起，夺取皇位，要治理好国家，也不得不再去读书。
受挫不馁，自强不息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若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可见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解读
德本来不在人身上，它在人以外的地方。人不过是一水池，等待着水的来临，人越长越大，水池也越来越大，人的任务就是须留住水，不使它泄露、外溢，这水就是德，这蓄水就是养德。人不是别的，他只是德的看护者。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
《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有时它表现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并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再比如一个有德行的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但是他实在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然而我们无法看见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
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个人化的。我之所以做好事，不是因为他人需要我的帮助，而是由于我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愿望和要求。我是本着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行事，因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就是我的法令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庸》讲“慎独”，就是说君子在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要谨慎。如果一个人以为没有他人看见就可以放弃道德修养，那他就达不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立德之难还在于它是无法言说的，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不能向他人表白的；否则就有邀功的嫌疑，或者想得到他人的肯定与承认，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做好事的理由。再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完全是为着自己积累德行，为着自己的德行反而以此向人请功，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清朝朱柏庐说：“善欲见人，不是真善。”这是一种不可表白，还有一种不可表白，就是在修炼时，自己有了一点心得体会，一经说破便无所回味了，这也就是对道德的放弃，那些喜欢在世人面前表白体会的人，常常是些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人。
一个人不可无能，但不可逞能；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贤能的臣子多了，国家就强盛，贤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兴旺。贤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谋，一半在天命，不可强求。大体而言，能人总是多多益善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能而不贤呢？或者，一个人就该显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强大、不可一世呢？
曾国藩说：不错，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外一种强大的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强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陵、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其终身。所以我们在自我修炼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