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法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
网罗人才，开拓事业
原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组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解读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所以，他后来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功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猿。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活学活用
秦始皇当政时， 秦国人才济济，先后到秦国的有：楚国上蔡李斯、韩国人郑国、齐国人茅焦、魏国人姚贾。
以上人才中的郑国是韩国派来的，以兴修水利为名，行疲秦之计，也就是以水利工程拖住秦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其无暇东顾进行军事行动。
韩国的计划秦王起初并未察觉，但工程开始后却在秦国宗室集团内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宗室大臣对此大作文章，攻击旅秦客卿，说这些人都是各为其主，要秦王把他们全部逐除。
秦王于是下了逐客令，把郑国也抓了起来。
李斯也在被逐之外，在他离开咸阳时上了一份《谏逐客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用事实证明客卿在秦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批评秦王对于人才“不问可否、不问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指出这绝不是用以统天下的办法。他说：
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即众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平豹公孙枝于晋；孝公用商鞅，以定秦之法；惠王用张仪，以散六国之从；昭王范雎，以获并之谋：四君皆赖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负于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将去秦而为敌国之用，求其效忠谋于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看到李斯的《谏逐客书》，猛然醒悟。他立即收回成命，同时派人一直追到骊邑。把李斯请回咸阳，官复原职。
正是因为秦始皇继承了先辈重才任人，听取意见的传统，才使自己在政治决策上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严重恶果，影响深远的重大失误。
对于韩国人郑国，秦始皇也将他放了，还让他继续主持修建水利工程郑国渠。
在秦王朝的统一过程中，李斯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楚国上蔡的一介布衣——李斯为了施展报负，告别故土，怀着建功立业的心情来到秦都咸阳，投入丞相吕不韦门人，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秦庄襄王死后，赢政继位，吕不韦掌握大权，李斯才华出众，受到吕不韦的赏识，将他推荐给秦王赢政。
拜见秦王，李斯就单刀直入，提出了吞并六国成就帝业的主张。
李斯认为，当年穆公虽建霸业，但由于列国为数众多，对周王室共同尊奉的观念尚未形成，因而不具备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自秦孝公以来六代君主所面临的局面就不同了。周王室的地位已微不足道，秦国以东广大地区只剩下迫使这些国家处于政治上从属的地位，就如同秦的郡县一样。
对比了今昔异势之后，李斯尖锐地指出：如果错过眼下时机，让各国重新恢复力量，相互结盟，形成对秦国“合纵”的态势，到那时，“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嬴政一下子被打动了，他非常赞同李斯的意见，决定重用他，拜他为长史，让他直接参与谋划吞并六国的具体步骤。
李斯又建议秦王用重金收买六国大臣，破坏其君臣团结，从而干扰这些国家内外方针的制定。
还当秦王重用李斯的时候，魏国大梁人尉缭来事秦。
尉缭向秦王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指出：秦国以实力消灭东方各诸侯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若诸侯国合纵抗秦，也会给秦的统一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他向秦王政献合纵之策：一是离间各诸侯国的君臣关系，用30万金贿赂各国权臣，乱其谋，为秦国所用；二是进行暗杀活动，对各国名臣重将不受贿而坚持为敌者，则设法杀害，以削弱各国的实力；三是派良将率大军压境，进而消灭各国。
尉僚的计谋与李斯相同，秦王就用尉缭为太尉统领兵权，由李斯具体执行其计划。
李斯派出的一批批谋士携带大量金银珠宝，来到各国，他们以秦国的武力为后盾向诸侯展开外交攻势，同时明里暗里结交亲秦势力，用丰厚的贿赂诱使他们为秦国的利益服务，对那些拒统上钩者，或设间陷害，或使人暗杀，手段种种，无所不用其极。
反间计的实行，有力地配合了秦对六国的军事行动和“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一旦诸侯国内政局不稳，秦国马上就大兵压境，轻而易举地取得战争的胜利。
齐国国王建统治后期，他的身边实际上潜藏一个以相国后胜为首的秦国间谍网，这些人被先后用金钱买通，不断诱齐王中止同别国的“合纵”，与秦交好。齐王听信其言，果然不再帮助五国攻秦，甚至长期不修攻战之备。所以，当后来秦集中力量攻灭五国之后腾出手来收拾齐国时，齐都临淄实际上已是不设防的城市，大军所到，如入无人之境。齐王建不战而降，做了战国列强中最后一个亡国之君。
与李斯一起从荀况学“帝王之术”的韩非也为秦王所用。
韩非写了著名的著作《孤愤》、《五蠹》，秦王看了这些文章，大为倾倒，他感叹说：“若能见到作者，死而无恨。”
前234年（秦始皇十三年）秦军向韩进攻，目的仅是为了得到韩非。韩国无力抵抗，只好让韩非入秦。由此可见秦王对人才的重视。
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在盛情接待之后，便让他以客卿的身份留在咸阳为自己献策。
魏国人姚贾也来到秦国，提出了以金千斤破燕、赵、关、楚四国合纵联盟的计策，提出在用人上要任其才能，不要求全责备的建议，这些建议为秦王所用。
齐国人茅焦来到秦国，他冒死直谏，指责秦王政因缪毐事件而软禁太后是不对的，秦王政也采纳了。
秦始皇13岁登基，22岁亲政。他亲政时，存在着韩、赵、魏、燕、齐诸侯国，合纵与连横的对立仍然存在着。韩非当时分析形势说：燕在北方，魏在南面，再与最南面的楚国联合，然后还要与东方的齐国建立巩固的关系，再把近秦而贫弱的韩国连在一起结成合纵，但成一个由北向南的战线去对抗强秦，是必然要失败的。
李斯分析道：山东六国，对于秦来说，如同处于郡县地位一样。以秦之强足以灭六国，统一天下，创建帝业。
历史正如韩非、李斯分析的那样，秦始皇以他的雄才大略，用了10年的时间，灭了6国，这其中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他能用心网罗人才。
历史上的周公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还能够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周公被封于鲁，是春秋时鲁国的始祖。因为他代成王摄政，不能就国处理鲁国事务，便让儿子伯禽代管鲁国。伯禽临行之时，周公对他惟一的嘱咐，便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据《史记》记载：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周骄人。”的确，周公作为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代行周朝大权，可以说是十分显贵的人物。然而，他却能平等待人，在人才问题上孜孜以求，毫不懈怠。正如他告诫伯禽时所言，一旦有贤士来访，即使他正在洗头，也要握住头发去接见；即使在吃饭，也要吐出咀嚼的食物，以接待来宾。如此恭谨爱士，还唯恐怠慢或失掉天下贤才。因此，他要求儿子治理鲁国，首要之事便是广招贤俊，礼贤下士，尤其不可因为自己是掌权者而对贤士轻慢无礼。周公对伯禽的这段话，正是他多年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形象总结。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周公的言行，成为后世用人者恭谨爱贤的典范，成为千古之训，故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
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网罗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又成熟的经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据记载，这四个人的门客有时多达三千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投一门下，他们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有时候，这些人为了招揽门客，网罗人才，往往有许多矫情过分之举。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忽然发现自己的门客逐渐减少，就慌忙向门客请教道：“近来我的门下怎么来的人少，走的人多呢？难道我有什么怠慢大家的地方吗？”有一个门客回答说：“您的美人得罪了一个瘸眼的门客，大家觉得您爱美人胜过门客，所以我们也正要告辞。”平原君一听，立刻去调查，原来，他的房子临街而建，平原君喜欢美女，他的一些姬妾就经常站在窗前临街眺望。有一次，最得宠的一位美人看见一个瘸子挑水而来，姿态不甚雅观，就忍不住一笑，其实并无他意。谁知这人却是平原君的门客，他径直找到平原君说：“听说您喜欢结交天下豪杰，才有这么多人投奔到您的门下，如今您的姬妾嘲笑于我，损害了我的尊严，请您重重地惩罚她。”当时平原君并未在意。过几天也就忘了。那个门客见平原君并未当回事，就散布舆论，说平原君爱女人胜过门客，门客们因此渐渐离去。平原君现在弄明了情况，立刻杀了那名姬妾，他的门客也就慢慢地回来了。平原君如此对待门客，在关键的时刻，门客确也发挥了作用。当秦国围困邯郸后，楚国犹豫不决，不肯发兵。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自荐随从平原君出使楚国，果然，他脱颖而出，一番慷慨陈辞，居然说得楚王变色，同意了发兵救赵，这为邯郸解围立了大功。
魏国的信陵君为了结交看守城门的七十多岁的侯生和屠夫朱亥，不仅亲自驾车去请，还等前伺后，极尽委屈求全之能事，并遍请达官贵人设宴相待。事如师长。后来，魏王不肯发兵救赵，全靠侯生的谋划和朱亥的勇力，信陵君才得以矫诏发兵，解救了邯郸，使赵国未被秦国灭亡。
在战国“四公子”中，最有名的还数齐国的孟尝君，他靠门客冯谖收揽了民心，恢复了国相的职位，而且越做越稳，还建立了“国际”声誉。他靠能够学狗叫，穿狗洞和学鸡叫的门客逃出秦国，免于客死异乡，可谓是善于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了。但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却不这样看，他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说：“世人都说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因此士人也多归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力才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是能做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能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拥有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得到一个真正贤能的人，就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才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王安石不愧是千古名相。他的话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是可翻千古定案。
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得一贤士而开建一国的先例。汉朝末年的刘备，并不多交滥交，不像孟尝君那样去搜罗鸡鸣狗盗之徒，而是选一大贤之士，“三顾茅庐”，终开赢得了诸葛亮的信赖。诸葛亮确未辜负刘备的一片苦心，未出隆中就已“三分天下”，把天下大局和未来之势分析得透彻见底；既出隆中，又能呕心沥血，一生谨慎，终于帮助刘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国，甚至有并吞天下之势。诸葛亮的例子，完全能够证明王安石的观点，也极为有力地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