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点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余年间，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卑躬求和，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期间，曾国藩深为天津兵败而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抱乐观态度，进而为之悲愤填膺，难已名状。
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首领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将士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此非吾辈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内心中交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既凭藉他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发觉西方列强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又因自身头脑中传统文化中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中国如何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摆脱困境。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经崩溃，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而担忧。这种心理紧张状态和不祥预感，使他怎么也无法解脱心中的忧郁之情。
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所体现。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确实“惊心动魂”，因此，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于是，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因之，畏惧之心随之而生。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畏惧心理：“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优势面前的极大危机感。历史地考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国粹派士大夫的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只怕洋鬼子”与对洋人“无以御之”的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的：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
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但他多次对友人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反复提醒清延：“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来。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家书中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才能补救危局。这种认识也就为在避害反应中相应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机。
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摺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极力赞赏奕诉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船，益以精利枪炮”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他考虑的不仅仅在于“剿发逆”，因为“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同奕诉相比，他所着眼的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当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扰的是西方列强。认为只有师法洋人，才能摆脱危机，求得民族自存的权利。这是曾国藩心目中避害价值观念的真实写照，体现了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性质。
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作出比一般守旧士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的也更合符自卫之道的反应——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他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这至少可以表明，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模式来应付西方对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时务”，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相对于大多数站在更保守立场上来指责洋务派人士的顽固守旧言论，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