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底将来
——中国文字不进步底原因
我们底读书人每每自夸说中国底文字是世界上最古的一种文字。不错，它是最古，却是最不进步的。现在用从象形文改变而成底文字，只有中国字一种，其它用底都是拼音字。拼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而中国还是墨守着旧的守法，一点也没有进化。这个，我想有下列底几个原因。
一，文字被看为极神圣。文字底发明在原始民族中，都视为很神秘的。因为它能在不言不语中显示所要表示底意义。在中国底传说里，当仓颉发明文字底的时候，也惊动了鬼神，使鬼夜里哭过。这是表示文字有很大的威力，凡有文字底地方，邪神野鬼都要惊避底。这观念发展为道家底符咒。许多迷信者到现在还信天师符可以驱邪治病，就是由于这种原始的迷信而来底。敬惜字纸视为善举之一，对于有文字底纸帛等物，切不可轻易亵渎，不然，神圣就会责罚底。尤其是读书人，所有字纸必得恭恭敬敬地送到惜字炉去焚化。纸灰也不能任它随处飞扬，必得送到清水河里，教它能流进大海去。考察人间准是敬惜字纸与谁不是底，是文昌帝君底一分职务，为他发觉某人不敬惜字纸，或者教他今生不能得着功名，进身之路，或者罚他来生变个瞎子。敬惜字纸成为一种宗教行为，它底根本心理是认定文字是神圣，进一步便觉得会写字底人也是神圣了。
二，识字是士大夫。因为识字或会写字底人也被看为神圣，为高尚，无形中造成一种士大夫底阶级意识。如果一个人读了几年书，认得一千几百字，他就会有“我是渎书人”底感觉，读书人底肩膀是不屑挑东西底，双手是拿过笔，再也不能做粗重的手艺，指甲要留得长长的。所谓鄙贱的事他是不能再做了。在商店里任职底伙计，虽会写几十字。却是被看为读不成书底。所谓士大夫，实际上只是多识些字和会写一半篇或通或不通的文章，这样他便能武断乡曲，交官结束了，他靠文字捞得威权，当然不敢批评文字本身底缺点，也想不到它会有什么缺点，乃至不敢想它可以被修改到较利便的地步。这样，弄到读书人不当文字是传达意思底一种工具，却当它是一种捞取威权底法宝。法宝是不能轻易更换底。
三，书法是艺术。许多人宣说书法是中国艺术底特别部门。其实真正的书家在历史上是可以屈指数出来底。我不承认写字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若说有底话，记账，掘土，种菜，等等事工也可以当做艺术看了，饮食，起居，无一不是艺术了。为什么呢？文字底根本作用是表达意思，形相上的布置不过是书写材料，为纸帛，刀笔，墨汁等等关系，只要技术纯熟，写出来，教人认得它是什么，它底目的就达到了。凡是艺术，必至有创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说是创作。所变底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规定了一代的字体，漆笔时代，绝不能写出隶书真书，只能写篆文，毫笔时代也不能写出现代的“美术字”。现代青年多用钢笔铅笔，要他们写真楷更是不容易了。
又，一般求人“墨宝”底多是与写字底人讲交情，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字有特别的赏鉴心。许多人只喜欢名人字，和贵人字，尤是上款有自己底名号底。字既名贵，拥有底也跟着“名贵”起来了。写扇面，题书物，上者是钦佩写字底人，下者无非是“借重”，社交艺术乘君子自己，于字写得好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书法是由道教待写龙章凤篆发展起来底。古来有名的书家可以说多少与道教有关系。王右军一家，被认为书法底大师，而这一家人正是信道极笃地。六朝底道士如陶弘景，杨义，傅霄诸人都是书家。唐朝底颜真卿，顾况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层关系，宋朝朱弁底《曲洧旧闻》(卷九)说，“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宋朝废书科，朱弁因而感觉到会写字底人少，然则从宋以后，当然会越来越少了。明清底书家也是屈指可数底，清中叶以后，因为金石文字发现得很多，写字底人喜欢摹临，一变从前临帖底风气而为临碑。虽然脱离了“馆阁气”，却还跑不出摹拟古字底圈套。不知道北朝底碑文多是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底笔法。书体和章法本不甚讲究，在当时还不过是平常的刻文，本没有什么艺术底理想，南朝人讲究写字，被认为书法底正宗，但真配得上称为“艺术字”到底也不多。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未曾建立到有强固基础底地步，反而使练字底人们堕落临摹底窠臼。
对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字所以不进步底重要原因。看文字为神圣，是迷信底遗留，那不容别人批评中国文字底缺点，也是抱着卫道底精神，以为中国文字一被废弃，中国文化也就跟着丧失了。这可说是不需要的顾虑，文字不过是形象上的符号，换符号，不必是改变文化，也不必是改变语言。从事实上说，现在的中国字已不是周秦底篆文，更不是殷朝底甲骨文，所以形象上的改变是不相干的。现在的士大夫，许多不主张拼音字，因为他们怕拼音字一流行。汉文便会丢失，中国文化也随着会丢失了。这过虑是不须要，也是不诚实的。假如要保持中国文化，须要以保存中国字为手段底话，那么我们应当先要禁止官僚，教授们说那些半中半日，三成国语七成英语底语言。因为文字是根据语言写出来底。我们不能防止语言底转变，一样地不能禁止文字底改易。不一般阔人吃大菜，住洋房，说洋话，写洋文，用外洋家具，他们不以为是毁灭中国文化，却要反对用字母拼成底中国文字，这若不是“敬惜字纸”底迷信思想底表现，便是他们底主张不诚实。这种不诚实底根底在他们底“士大夫阶级意识”。他们怕中国人都识字，拼音容易学，不须很长时间，汉字非学上十几年，不能用得流利，这非有余力余时不能办得到。“读书人”要保持他们底尊严，所以感觉到难用的汉字不可废。新文字学会除要介绍通行的字母拼成底文字，因为我们纵然目前不能不用汉文，也应为后代子孙开条方便底路。但士大夫所想着中国文字不但不能废，甚且要积极提倡书法。书法本是有闲者底消遣，假如用它来替代赌博，吸烟，等等，我倒不反对，假如行将就木底人，轻事毋须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写字来消磨他底时间，我也不反对。假如驱使一般有为的青年，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练字，我总觉得是太冤枉，而且是一种罪恶。
中国文字，因为书写底不方便，与专凭记忆，所以文句上受了许多修削，结果弄成一种所谓“文章”底文字。会做文章就是擅于把文句里作者以为可删的字眼节省，会使读者一读就感觉到作者文笔底简洁与玄奥。简洁与玄奥未尝不可为，但简到使人误会，玄到使人不了解，纵然写得好文章，于文化有什么裨益呢？辞不达意，起初是文字底原因，写惯了，成为一种体格便影响到思想上头。中国底思想不清晰，中国文字应负起大部分的责任。所谓“读书不求甚解”便是使思想不能上进底根源。弄到为学非为致知格物，只为作文吟诗，有用的精力，费在未必能够成就的文艺上，这是何等可惜，何等可恨的事！
二中国文字所受不进步底影响
因为中国文字进化到表义底一个阶段便停止，在大休上说来就影响到思想底不清晰，但从文字本身说，也有几点可以提出来底。
一，字与文字。中国读书人可以说是识字底多，识文字底少。字是从原始的形态与单纯的意识写出来，文字是用复合的形，与声表示一个概念，它不一定是单字拼音，也许会连合五六个音才能表示出来。在旧字典里找不出文字，所收底只是字，多过一音底字，便被表为“辞”，不知道“辞”是不能靠单音或复音来判断底。拼音字或者是辞，如“牛”当作“牛马”底“牛”解，是字，当做一个人底性格粗蛮解，说“他是一只牛”底“牛”是辞。又如说“牛马”，分说是牛和马，是字，合说是含有奴隶式的服役底意思，如是“他为子孙做牛马”。如“蜻蜒”，“冯夷”，“吝啬”是字，说真一点是文字，不是辞，因为这些只表示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从前的学者不分别字与文字，所以写字，或读文底时候，每每弄不清楚，甚至把意义解错了。
二，文与文章。中国人读书是为做文章，对于“文”底法则好像不大注意。
这是地山先生去世后一个多月，从他的故纸堆里找出来 的一篇未完的文稿。他是为新文学学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刊 写的。在七月的下旬孙源向他催稿时，他说已经写好了一半 的，便是这一篇文字。墨痕犹新，而人遽已作古！
在《国粹与国学》一文里，地山先生写着： “我们到现 在用底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 想，非用上几十年底工夫不可。”这是“几十年”无疑地是 “十几年”的笔误，但也可能地是排印时的错误。然而曾有 批评这篇文字的人，根据这一点来指摘以为与事实不符。我 早就想为作者辩正，但现在倒不需要了 在这一篇未写完的 稿子里，他先写着(用毛笔)：“汉字非学上七八年不能用得 流利”，后来又用钢笔把“七八”两字涂去， 改上“十几” 二字，这虽是个小点，但因为关系学术研究。 所以附带说一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香港考古述略
——香港人何时从何处来的？最初来港的汉人姓什么？
已发掘的古物
香港和新界底史迹现在知道底不很多，最初注意到史前遗迹底是香港大学解剖学教授谢尔石(Pmf。Shellshear)，他辞职后，地理学讲师芬神甫(Father。D。J。Finn S。J。)继续工作，在许多地方发见石器，陶片，铜戈，铜斧等物。可惜芬神甫没有把他底研究报告写完就去世了。他底英文报告分期在《香港自然科学家) (The Hong Kong：Naturalist)发表了。此外还有史高斐(Mr。Schofield)，韩利(Dr。Heanly)，贝尔福(Mr。S。Balfuor)诸人底发掘。史高斐底论文曾在新嘉波学会宣读过，未见发表。此地没工夫叙述诸人发掘底经过与收获，只把未决的问题提出一二。
在香港附近发现底遗迹遗物以薄寮洲为最多，大部分藏在香港仔耶稣会修道院和香港大学利玛窦宿舍里头。其次大屿山底石壁村也发现不少。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也曾在香港本岛底大潭水池边拾得石斧一件。其它九龙及沿岸沙滩和新界山地也曾有石器，陶器乃至铜器被发现过。那些古物底体制颇似周汉两代底，可是不能断定必是那时代汉民族底遗物。因为被发现底古物多在距离地面不深的沙层中得着，无从测算地层底年代，其次被发掘底地点不是葬所，人骨底发见是几乎没有；偶然有，也不能证明它与那些古物底关系。在未被扰乱底上层或古墓里，从遗骨与遗物底位置就可以断定彼此底关系，但在迁移不定的积沙中是绝对不能肯定底。在遗物中有些显然是中国的，但这也不能断定此地在周汉时代已经有了汉族的殖民地。因为人不来，物品尽管可以在千百年后被带来。从陶器底花纹看，它们与中原所发现底有些不同，却与亚洲南部所发现底同一系统。这系统沿浙江，福建，广东，安南底海岸，一直到南洋诸岛上。如假定它是百越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区别，就清朗得多。
骷髅及其饰物
史高斐说他曾发现葬地，遗骨与遗物同在一起。有些没骷髅底骨架，头部用蚌壳来替代，也许是阵亡底兵士头颅在战场上已被割掉，埋葬时，用它来做假头罢。关于“玦”底问题，此地也可以顺便说一两句。在这地带，玦底发现多得很，大的过四五寸，小的不及半寸，厚薄也不一致。旧书说玦是用来送流亡底人，玦是表示决绝底意思。但这地带，既发现过许多遗骨。哪里来这么多流亡者带来底玦？因此有个说法是耳环…类底东西。但是缺口底环怎能安在耳上使它不掉下来呢？带饰物底古人总得劳动，决不会把费很大的工夫磨来底宝饰，轻易地安在耳上教它一动就掉碎了底。最低限度也得用穿耳或络线底方法，绝不会徒然把它夹在耳上。所以我很怀疑在广东文物展览会所展底一幅照片，一个骷髅，耳边附着一个大玦，是真确的位置。荡动的沙会使耳朵与耳饰保持原来的位置是很可怪很古怪的事情，还有一个“玉人”也是很可疑的汉刻。这地带没发见过有文字底古物，一个字也没有，可见这个民族是没有文字底。这样，遗物底主人是否汉民族就很成疑问了。汉代衣冠一定是从天外飞来底。总而言之，这地带底史前期如无地层底证明切不可同中州底史前期列在一起，也许会迟好些年。史前的文化在现存的民族中还可以找得到，我们决不能把他们用底东西当做几千万年古物看。关于香港及其附近底史前遗物须要专门的学识才能推论。如要作伪也得有常识，但这是学问蟊贼，绝不能增加多少文化上的供献。
英皇御容逸话
在香港底英国文物值得提出的是乔治四世底御容，现在督宪府里。那御容原是赠与道光皇帝底，当时官吏因无前例，不敢转呈，因是留在广州英国商行里，得香港后，遂奉移到现在的地方。还有车打先生所集底香港及中华各地早期的图片。车打先生遗嘱将全部赠与香港政府，现在分悬在总督府，辅政司署，香港大学等处。
香港古代民族
我们可以假定以前在香港及其附近的民族也许是越民族，与汉族接触未必不可能，但说他们已接受汉文化却又没有凭据。南海自古是采珠底场所，近的如合浦、珠崖，远的直沿安南海岸到马来半岛，乃至锡兰。新界底大埔海旧名媚珠池，相传汉时采珠于此，但是那个汉，魏以前的两汉呢，还是唐以后的南汉呢？大埔海如系志书底大步海，媚珠池当然是在那里。县志古迹记，“媚川郡，在城南大步海，南汉时采珠于此，后遂相沿，重为民害，邑人张维寅上书罢之。”志书底“城南”、“城东”不很可靠，现在宝安城南是内伶仃洋、不叫大步海，所以应是大埔面前的海。采珠客既然到过，北方文物当然也会随着他们来，南汉时代底采珠池虽然时代稍晚，也可以假定以前曾采过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