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打算修建一座中天台，下令认为，胆敢进谏阻止的，处死。表示这件事事在必行。许绾背着土畚，拿着铁锹进来了，对魏王认为，听认为大王将要修建中天台，我虽然没有什么力气，但是能够商量修台的事。魏王问，怎么样呢？许绾于是认为，天与地相距1500O里，现在大王据这个数取其中，应当修建一座75O0里高的台。台高度是这个数目，那它的地基必须纵横8000里。大王所有的土地，加起来不够作为石基，古时候尧舜分封诸侯，土地纵横才50O0里。大王一定要修建这个台子，就要先派兵攻打各诸侯国，全部攻占了他们的土地。这还不够，又要攻打四方外族，得到纵横8000里的土地，才够作为台基。修台的木材的积聚、民工的人数、粮仓的储备数量需要上万上亿，估计这纵横8000里之外，还要划定种田的土地，足够生产粮食供养给修台的人。修台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修台了。魏王听了，一时沉默不语，好久，才决定修中天台的事作罢。
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宝马得了肥胖症死了。庄王命令文武大臣为马披麻戴孝，并用棺椁盛殓，依安葬大夫的礼制来安葬这匹马。大臣们哭笑不得。有许多大臣上谏劝庄工不要做出这等荒唐的事来，庄王生气地下命令认为，再有为死马上谏的人一律处以斩刑。庄王的决心可想而知，这时，有个叫优孟的人出现了，他在宫廷上号陶大哭起来。他建议庄工用人君之礼厚葬宝马。庄王笑着问他的话做何解释。优孟认为，请大王用雕花的美玉做棺材，漂亮而耐朽的樟木做外椁，枫、豫、樟等各色上好材料做题凑，派兵士挖掘墓穴，老弱背土把坟修；齐国、赵国陪祭在前，韩国、魏国守卫在后；给宝马盖祠堂，用太守来祭礼，再拨万户城邑供奉享受。这才是上上之策。楚庄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决定确实荒唐，于是询问该怎么安葬宝马。优孟认为，请大王用对待六畜的礼制安葬这匹马。堆个土灶当作椁，用个铜锅当作棺，佐料用姜枣，调味用木兰，祭品是梗稻，衣着是火光，人的肚子是它的归宿。楚王哈哈大笑，认为，一切依卿之言，这匹马就交与御厨去办，以免贻笑天下。这就是中庸的胸怀。正是由于楚庄工能够采纳善言，因此能称霸中原。
老子认为，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空虚无形的物体，但是它的作用又是无穷无尽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啊，好像万物的主宰。它消磨了自身的锋锐，解脱了自身的纷乱，调和了自身的光芒，又将自身混于尘俗之中。它是那样的无影无形，可是又确实存在啊！因此，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是纯洁民众的思想，填饱民众的肚皮，削弱民众的意志，强壮民众的体质，永远使民众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念。尽力使心灵空虚到极点，使生活清静不变，使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考察它们循环往复的道理。这些观点都认为明了道体空虚的巨大作用。以道家眼光看，老板处世，贵在以虚无为根本，以柔弱为实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因顺万物的变化。
十一、兼容并包商机无限
培养兼容的性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一虚无就能容纳万事万物，心一柔弱就能圆融通达。老板虚己待人就能接受别人，老板虚己接物就能容纳万物，老板虚己用世就能转圆尘世，老板虚己用天下就能包容天下。
周文王问姜子牙认为，怎样做才可以治理天下呢？
姜子牙认为，胸怀比天大，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比天大，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德施于天下，然后才能使天下归附；恩惠施于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威比天大，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当机立断，就要像天道不能改变，就像四季不能更变一样。具备这六个条件，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姜子牙主张以大度、诚信、仁德、恩惠、权威、遇事当机立断六者为标准去治理百姓天下，百姓必然会拥戴主政者。这6条原则，是稳定局势的要略，其中又以包容天下为首，它可以作为老板人物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甘地是20世纪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最有权威的老板，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要老板人，人称圣雄。甘地不仅是出色的老板，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主张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甘地的思想很特别，他的政治观念是建立在印度传统宗教思想基础之上的。英雄式的忍耐性，使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精神注入到了每一个印度人的灵魂之中，从而使得英国殖民当局武力式的压迫在非暴力运动精神面前束手无策。甘地是一个纯粹的精神运动老板，无限的宽容和无限的忍耐，始终贯穿在他发动的革命运动之中。在甘地的老板工作中，找不出任何一点以权谋私的痕迹。他总是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来对待工作，并希望借此号召信徒、感服敌人。甘地的心灵永远是仁慈、虔诚的，甘地的胸怀永远是宽容、博大的，即使面对敌人也是如此。在此略举一两件小事。
1907年，甘地因为所采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遭到部分激进分子的抵制，同时，英国当局又用尽全部手段迫使他屈服。有一天，甘地在大街上被一群暴徒无情地攻击和毒打，这群人打到以为他断气了才离开。以后，甘地又被捕入狱、判刑后做了苦役。在那非常时期里，甘地仍然以他那无比的度量、最大的包容宽恕暂时的、永久的政敌，他继续为鞭打他的人奋斗，继续走自己既定的道路。甘地曾经和泰戈尔在观念上产生了矛盾，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出现了微小的裂痕，可是甘地不想做任何文字、口头上的理论和辩解。当有人在他面前攻击泰戈尔时，甘地就想办法阻止他们认为下去，并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们不要散布流言，破坏他和泰戈尔之间的交情，另外，他还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应该感谢泰戈尔。甘地就是依靠宽容赢得了他的人民乃至敌人的信任和拥戴的。
刘邦初定天下，大封功臣许多人，余者日夜争功不休。有些将官还三五成群在一起窃窃私议。一天，刘邦问道，诸将所议何事？张良认为，他们正在策划谋反。刘邦大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张良回答道，陛下起自布衣，与此辈同取天下，现今陛下贵为天子，所封皆昔日故旧、亲信，所诛皆平生结怨之人。此辈恐不仅不能受封，反因往时过错而被杀，所以才聚众谋反。刘邦转生忧虑，问道，那要怎么处置？张良反问，陛下平日最恨的人且为群臣共知的是谁？刘邦答，雍齿与我有旧怨，起事后又曾叛汉降魏，并再三困辱过我。我早想杀他，只因其功劳，不忍下手。张良便劝他赶快先封雍齿，而后必自安。刘邦依言，先封雍齿为什方侯，然后敦促丞相、御史快快计功封赏诸将。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他们还担心什么。张良略施微计，不但纠正了刘邦用人惟亲、循私行赏的偏向，而且轻易地平息了一场轩然大波。他这种赦小怨而坚众心的做法，不能不认为手段高明。
胸怀空虚的老板，无论是身处祸福安危之时，还是身处横逆生死之间，都没有不能接受的；胸怀坦荡的老板，无论身处庙堂富贵之中，还是身处山林贫贱之际，都没有不能通达的。这都是由于他们的心中总有一个主宰存在，不会被外物与环境同化。
虚怀若谷、虚衷接物，人的胸怀宽广，天海也就空阔。有人问吕居仁怎样使天下归仁？吕居住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口吟了一首诗，面前径路毋令窄，径路窄时无过客。无过客时径路荒，眼前满地生荆棘。这是用宽来解释仁。人心一宽就能大，人心一大就能容。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禁则无友。老板的心量能容纳下多少事物，成就就有多大。
十二、气度非凡才是大老板
兼容心是老板的气度，包括老板的雅量、容量与气量。修养气度的方法，在于戒除忌妒、怨恨之心，对人能容忍、宽恕。戒除了忌妒、怨恨之心，对人能容忍、宽恕，自能心量涵广、不计得失。
吕坤认为，学者最大的弱点，就是气度太小。自古英雄豪杰。圣贤志士更是如此。陶觉认为，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只是因为气度太小而导致许多不必要的失败。
明万历中期以后，朝政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有志之士皆汇聚东林党旗下，弹劾贪官，指陈朝政，确实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一时之间，国家栋梁无不以东林相标榜。但是，东林党人在大局的把握上面，不仅犯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毛病，而且过于意气用事，排挤他人，摆出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式。他们壁垒森严，门户之见甚深，只要有不合东林之旨的人，他们都将之斥为异党，竟相反对。在东林最盛时，即使是卓然自立，不附任何党派者，也遭东林攻击，被斥为小人。即使攻击东林的人，也偶有清操独立之士，但也遭东林排挤。这样就使东林为全天下人侧目，人人共愤。而且，在危如垒卵的时局下，东林人和其他派别也不肯联手一致对外，还要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以后竟然又自相倾轧，发生内乱，窝里反。最终，东林党被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铲除了。
东林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太意气用事，太认为自己正确，从而拒绝了许多中立乃至试图伸援的助手，从而孤立了自己。如果东林党人胸怀宽广些，心态宽容些，岂不是有更多人的支持？
不少老板都有一意孤行的癖好，除了自己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有益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在组织的环境里发生质疑的时候，出面发出质疑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是制造麻烦的人。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最佳方式？应当鼓励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并注意倾听。
战国时期，一位君王曾下过一道求谏旨令，群臣和百姓能当面指责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规劝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寡人的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赏。这道旨令一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年之后，人们想再进直言，已无话可认为了。而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泰民安，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老板人必定要垮台。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其实，关羽并不是疏忽大意而丢了荆州，而是丢在他不能兼听不同意见的弱点上。关羽守卫荆州时，东吴昌蒙做了大都督，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但他心知强攻硬取只会使自己吃亏，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正巧，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正在外面带兵攻打樊城，吕蒙一见机会难得，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暗中用计蒙蔽关羽。他诈称有病，让东吴书生陆逊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陆逊刚上任，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并备了厚礼，遣使拜见关羽，关羽听认为后，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还嘲笑孙权认为，孙权见识短浅，竟用孺子为将！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樊城。关羽的副将司马王甫、赵累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但后来事实是，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此是敌方讹言，以乱我军心！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都督之职，不足为虑！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后来探马报知实情后，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关羽这才大惊失色，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岂知公关也已被吕蒙夺取了。在这进退无路之际，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他对身边的司马王甫深深叹道，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
如果认为，荆州是关羽大意才丢失的还认为得过去，那么，关羽败走麦城则是不听建议所致。当困守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际，关羽决定抛弃麦城，突围去西川。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他又拒绝了王甫的正确建议。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偏僻小路，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王甫听后惟恐吴魏在小路设下埋伏，连忙建议部队取道大路。这时，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他固执地不肯听王甫的话，还自信地扬言，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王甫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纵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结果呢？父子双双遭擒身死。一代英雄豪杰因不能兼听不同的意见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窝皮珍贵；千百人俯首顺从，不如一人净言争辩对事有益。作为一个老板，应该具有从谏如流的雅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员工敢于讲不同意见。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板能经常听到不同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国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回答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他列举历史上的人与事认为，秦二世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耳目闭塞，导致国家灭亡。国君如果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采纳下面的正确主张，下情上达，就会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被蒙蔽，就昏庸。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连连点头称好，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曾国藩认为，盛世建功立业的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乱世扶危救难的英雄，以劳心劳力为第一义。不襟怀豁达难以成就大事，不心力劳苦难以建立功绩。吕新吾认为，男儿创建事业，经纬天下，见识要高远，规模要庞大，气度要恢宏。能够完善见识与规模之人，必然有气度。所以做老板的人要以气度恢宏为第一要义。
《战国策·赵策》载：赵国蔺相如因两次出使秦国有功，皇上加封他为上卿，地位在将军廉颇之上。老将军不服，公开认为，我做将军，多次身先士卒，攻城野战，立下大功，他相如素来贫贱，只不过张张嘴巴，地位反在我之上。我认为耻辱！如果让我碰到了他，我定会当面羞辱于他！相如听到了这些话，每次外出，只要看见廉颇，远远地便叫手下之人赶车躲开，相如手下人都认为受了屈辱。相如则认为，秦国之所以不进攻赵国，不是其它的原因，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在。假如我与老将军对立，肯定必有一伤。先考虑国家利益，后考虑个人恩怨，这就是我躲避廉将军的缘故呀。这话传到了廉颇耳里，他顿感羞愧，便赤着胳膊背着荆条，到相如住处去谢罪。最后两人自然和好如初，成为生死之交。个人恩怨不放在心里，以国家利益为主，以大局为重，这样做的人就是有涵养、有思想的高人。
十三、宽厚待人换取忠诚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认为，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问是哪五种。孔子认为，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能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老板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