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关于矿难的稿子并没有像刘东海预测的那样得到新闻奖，甚至连江天养所在的《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内部的当日新闻奖都没有得到，这是在过完年正月初十的第一次全体编辑记者大会上周浩然宣布的。
为了提升所有编辑记者的主观能动性，报社专门设立了当日新闻奖。国内新闻部、国际新闻部、法制新闻部等各部门每天都可以在当天本部门报道的新闻中挑选出一篇或两篇的报道，提交到每周末由总编辑主持的评报会上，然后由总编辑亲自确定哪一篇稿子可以获得当日的新闻奖。
关于江天养的稿子为什么没有获奖，总编辑周浩然给出了这样的说法：“这个稿子不错，真的不错。采访扎实，证据充足，题材也有足够的吸引力，按理说我应该给奖。但是为什么不给，原因就一个——江天养出差前请示了吗？选题汇报过吗？风险评估过吗？好在人平安回来了，可万一真出了事情，或者说就把他那一百多斤扔在小煤窑里了，在座的诸位谁知道呢？江天养的家人找我要人，我跟谁去要呢？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团队，个人英雄主义的灵魂在报社里是无处附体的……”
说到这里，周浩然用目光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位编辑和记者，但是他却刻意回避了江天养的目光。
事实上，江天养此刻并没有看他，而是正低头在自己手机上敲打。就在周浩然唾沫星子到处飞的时候，江天养的手机震动了一下，那是报社的热线平台发送过来的一条线索信息：有读者打来电话，称其弟弟在看守所中被打死。分管副总指示你去调查。读者电话：130XXX……《中国法制观察周报》是一家国家级的媒体，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个线索电话。按照流程，这些电话在接线员接听的同时，就要迅速录入线索库中，随后负责线索分类的热线部编辑就会把线索逐一分类。外地的线索一般都会按照地域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等区域，随后这些线索就会进入到分管副总编的操作平台上，等候分管副总编区分哪些线索是可以派出记者采访的，哪些线索是不具备新闻价值的。
当确定某一条新闻线索足够重大，需要派出记者采访之后，负责线索分配的副总编就会把这条线索重新发送到热线系统中，随后再把需要派出记者的指令一并发送过去。热线系统的工作人员在接收到这个指令后，就会把相应的内容全部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到记者的手机上。
“综上所述，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但是我不能给奖！”周浩然讲完话后，向着江天养点了点头，“你有意见吗？”
江天养笑呵呵地看着周浩然，摇了摇头……江天养有个习惯，那就是如果出差的地方能开车去，他一定是选择自己开车。
之所以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以不受火车、客车和飞机的时间限制，想早上走就早上走，想午夜回就午夜回，随意性强且不容易被跟踪。
说到随意，江天养的性格中就有很大的随意性成分在里面。他曾经在午夜时分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穿衣下楼，为了能看到水天一线的日出而驾车跑出几百公里，到北戴河去迎接朝阳；也曾经在麦收的时节开车跑到东北一片不知名的麦田，躺在麦垛上静静地看着高天流云，倾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
至于不易被跟踪，这可是完全取决于江天养的职业特点。
曾经有过许多次，江天养在外地采访，一旦被采访对象知道他的身份后，就会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尾随他。不远不近、不招不惹，仿佛若即若离，却又如影随形。那些技术拙劣的跟踪者往往都会被江天养发觉，而每当他接触过谁或者是去过什么地方之后，那些跟踪者都会立即记录下来，向神秘的主子汇报。
在经历过若干次跟踪与反跟踪之后，江天养总结出一个诀窍，那就是一旦他发觉自己有被跟踪的可能之后，就会找一条车流最少并且几乎没有任何隐蔽物的道路，把车停在路边。每当此时，那些跟踪者往往也会立即停车，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江天养的视线里。毕竟，这些极不专业的跟踪者大多不是科班出身。
至于如何摆脱这些跟踪者，江天养更是已经轻车熟路。他最喜欢使用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把自己的车停在某处显眼的位置，吸引住跟踪者，而他本人则已经悄然离开，这也就是他喜欢开车去外地采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江天养的后备箱一直被报社里的同事当成谈资，经常会有人一脸神秘地对别人这么说：“你猜我在江天养的后备箱里看到了什么……”
越野车的后备箱空间是很大的，江天养把他的后备箱当成了一个小型的储藏室。在后备箱的最里面，是一个大型的LV旅行箱，箱子里永远都会放着一整套的生活用品，如牙刷、牙膏、剃须刀、洗发水、香皂、毛巾一应俱全。
同时，在旅行箱内还会有几套干净的内衣和外衣，甚至还有几双干净的袜子及鞋垫。在箱子的底层是一件警用多功能棉袄，那是江天养在一次跟随警方解救被传销团伙拐骗的学生时，在场的一位领导看他穿得太单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的。这件棉袄完全是真材实料，足以抵挡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江天养特别喜欢这件衣服，总是放在旅行箱中备用。
在后备箱的中部，是一个专门用来装笔记本电脑、车载充电器及相关设备的箱子。是江天养特地从中央电视台一个哥们儿手中要来的，因为那个箱子里装有最先进的防震装置，哪怕是把箱子举过头顶再摔到地上，里面的器材都不会有丝毫的损坏。
在后备箱的外侧放着两个小箱子，一个箱子里装的是采访时使用的采访笔录纸、介绍信、写字笔等办公用品；另外一个箱子里则放着十几套不同的衣服，那些衣服里有医生穿的白大褂、民工穿的廉价迷彩服、抢险队员配备的救援服等。
曾经有一次，江天养去采访一个被严密警戒的事故现场，由于事故比较大，所以现场周围被封锁起来，一大票各个媒体的记者都被拦截在警戒线外面。
江天养驾车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发现没什么空子可钻，于是他把车开到附近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匆忙换上医生穿的白大褂，又把车挡风玻璃上的采访车证取下，然后大摇大摆驾车来到警戒线边。在接近时，江天养故意拿起手机，假装在与别人通话：“我到现场了……啊，我带着急救设备呢，那就让救护车和我会合吧……”
现场警戒的人一见江天养的穿着打扮，再一听他讲电话的内容，就把他当成了匆忙赶来的医生，赶紧打开警戒线放行。
就在江天养进入现场正在拍照的时候，被拦在警戒线外面的那些同行中有认识他的人就开始给他打电话：“你丫一会儿出来一定得把照片给我复制几张，让我能回单位交差，要么我现在就举报你，哈哈……”
正月十一的上午九点，当杨淼的电话打进江天养手机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家的楼下整理行李箱。
“这年也过完了，你是不是也该正经和我探讨探讨关于你和我一起走的事情了？”杨淼在除夕那天曾经和江天养有一个约定，就是在整个春节期间不谈论关于江天养是否和她去美国的问题，因为杨淼知道，在江天养的骨子里，他是不愿意放弃自己所热爱的这份工作的。
“今天可能不行了，昨天下午开会时刚接一线索，我得去一趟H市。”江天养抱歉地说。
“你不是刚从LX省回来吗？怎么又走？这回是什么事情？”杨淼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
“小事，不是什么大事。”江天养一边故意轻松地回答，一边把后备箱关上，随后坐到驾驶席上。
“你总说小事，前几天去LX省就说小事，结果哪是那么回事，我都没敢让我家人看那报道。”杨淼略带责备地说，“拜托你，胖子，别再干那些让我提心吊胆的事情了，你真应该考虑考虑我说过的那个建议，趁你还年轻，和我一起走吧！”
“嗯，我在考虑……”
“算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又没心思听我说什么，你还是自己注意安全吧！”
杨淼刚要挂断电话，突然感觉到自己还是应该关心一下江天养，“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假期又快结束了，你不是还要带我去你家吗？”
“快则三天，慢则一周。在家乖乖等我，我一回来就带你去我老家咱爹妈。”
“你怎么去？”
“我开车去。”
“那好吧，今年倒春寒，那边雪下得大，你路上开车小心点。”杨淼挂断电话。
江天养看了一眼手机的电池状况，刚要放下，一个外地的座机打了进来。
“您好，您是江记者吧？我是张玉林，您现在动身了吗？我在这边等您，到了给我打这个号码，这是这里的公用电话，我的手机可能不安全……”
江天养是前一天晚上很晚才把电话打进那个弟弟死在看守所里的线索提供人的手机里的。之所以很晚，主要原因是国内部的弟兄们请他吃饭，说是要安慰他那因为没得奖而受伤的心灵。
线索提供人名叫张玉林，在电话里他焦急地操着一口浓重的关外口音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张玉林是家中老大，有个没结婚的弟弟。三个月前，他弟弟因为阻拦野蛮拆迁，与拆迁办的人打了起来，随后被抓。结果就在一个月前，他接到通知，说自己的弟弟已经死在当地的看守所里。
来送信的是派出所的民警和街道干部，临走时把一个装了两万元现金的口袋放在张玉林家的炕上，说了句不许上告后就匆忙离去了。
为了能见到死去的弟弟一面，张玉林四处奔走，先后找到了派出所、公安局，还去了当地的检察院，但得到的答复都是他弟弟属于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并且尸体已经火化。
张玉林告诉江天养，自从弟弟离奇死亡后，他就被当地的街道干部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严密地监视起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有人密切地注视着他家的动静，街道的干部也会不定时突然造访他家，就是看他还在不在家。
“您来的电话真是时候，我刚从家里跑出来，我要上北京去伸冤、去告状！”
电话里，张玉林显得有些激动。
“你先别着急到北京，我可以马上去见你，我明天早上就走，中午就能到你那里。”江天养盘算着时间回答。
“但是我好不容易跑出来了！”张玉林焦急地说，“要么就这样吧，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就等你来吧！”
放下电话后，江天养拨通了白小宁的电话。
“小宁，有个急事得和你说一下。”由于长时期的合作，加上白小宁的个性中总是透露着少许男人的性格，所以江天养几乎很少和她客套。在江天养看来，白小宁不只是自己工作上的大管家，更像是一个哪怕是在后半夜两点都可以随时发条短信告诉对方“姿势不对，起来重睡”的好友。
“老大！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啊！”白小宁含混不清地嘀咕着。
“那就先起来去趟厕所，洗把脸。”
“啥事情？说！”白小宁想让江天养尽快把事情说完，好继续与周公相会。
江天养简要地把刚刚和张玉林通话的内容叙述了一遍，随后告诉白小宁自己将在天亮后去见提供线索的张玉林，如果可能的话就地展开调查。
“你都有打算了，还半夜折腾我干什么？”白小宁不情愿地抱怨着。
“这不是周浩然刚刚规定的嘛？让我以后不管去哪里都必须先给你打个招呼。”江天养大咧咧地说，“算是我在你这里备案了，出差的手续你明天帮我补吧！”
“给我带点鱿鱼丝回来，我要海边新鲜的。”
“行，我看看我家楼下的超市里有没有。”江天养调侃着。
“你敢！”白小宁说完挂断了电话。
街道办的人是上午的时候才发现有些反常的，因为他们发现张玉林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早上吃完饭后出门走走。于是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就拿着几盒避孕药品来到张玉林家，借宣传计划生育的机会一探虚实。结果张玉林的老婆并没有能把谎撒明白，而他10岁的儿子更是脱口而出一句：“我爸昨天半夜就走了，说是上北京告你们去！”
很快，张玉林逃走的消息被逐级上报到镇里和县里，最后被上报到H市政府应急办。
应急办这个机构在H市是一个临时机构，宗旨是为了维护地方稳定，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或事故，应急办直接对市领导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代领导行使处置一切紧急情况的权力。
当应急办的主任刘国权接到县里打来的电话时，张玉林这个名字对他来说还颇为陌生，于是他叫来了办公室的内勤，让内勤专门给他介绍了一下张玉林的事情。
听完汇报后，刘国权把一直端着的茶杯使劲儿往桌子上一掼骂道：“娘的，人家死了人，还不允许上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内勤没多说什么，而是例行地问道：“按照惯例是谁的事情谁负责，这个事情既然是看守所的事情，那你看是不是应该让看守所或是公安局出人去找呢？”
刘国权思索片刻，把手一挥：“你去安排吧，让公安局安排人去找。”
在上一代人的地理概念里，关内和关外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差别就在于关内和关外的气温相差很大，特别是在每年的一月，关内一带温度早已回升到零度以上，但在关外却还是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
张玉林并没敢进入进京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休息大厅里取暖，他害怕被随时可能赶来的街道办的人或是其他什么人给抓回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几个邻居曾经就因为一件集资诈骗的案件要去北京上告，结果从长途客车上被拦了下来。
在徒步走了几十公里之后，张玉林的双腿已经开始发抖，给江天养打完电话，他找了一张被过路的汽车丢下来的脚垫，靠着公用电话的亭子坐了下来，把棉大衣的领子立起来盖住脸后，就打起盹来。
也不知睡了多久，混沌中，张玉林看见自己的弟弟从看守所的大门里走来，手中还拎着自己的行李。他想迎上去和弟弟拥抱，双腿却怎么也迈不动步，想喊却喊不出声音。就在这时，几个凶神恶煞的人从看守所的大门里追了出来，一脚把弟弟踹倒在地，随后扛起他往看守所走回去。
张玉林想上去把弟弟抢回来，却又动弹不得。转瞬间，原本还高墙电网的看守所变成了一座城堡，城堡的大门上写着“鬼门关”几个大字。他急得大哭，直到把自己哭醒过来。
几名过路休息的司机远远地看着张玉林，他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上的关节，却发现泪水已经冻在了脸上。
不远处是服务区的厕所，那里有一个专门用来让人洗漱的水池，张玉林来到水池边，一边用力地洗着脸，一边任眼泪肆意地流淌在脸颊上。
当他回到公用电话旁边时，电话已经响了半天。张玉林激动得一把抓起电话，刚要说些什么，突然就被电话亭另一边站着的几个人给惊呆了，那几个人分别是街道办的干事和派出所的警察，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穿便衣的人，此刻他们刚刚从一辆面包车里下来，一抬头也正好看到了张玉林……江天养是看到距离服务区还有两公里的指示标时才开始打电话的，那边响了好半天也没人接，这让他心底不由得一沉。他重新拨过去，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直到他第三次拨出，才有人把电话接了起来。
江天养冲着电话喂了好几声，对方却没有说话，正当他疑惑的时候，他的车已经到达服务区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