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那么香港人应维持怎样的素质呢？
李嘉诚：人才最重要，不论是服务业，旅游业，还是贸易中心等等。人才包括移民及刚才提及香港需要的技术人才，这里的技术也不一定是高技术，只是要我们缺乏的，例如某种地方菜式的厨师，也要去吸纳。
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正如当年移民潮时期加拿大的计分制，但我们的家庭团聚名额订出后便不应改变。相信特区政府已看到香港面对的竞争，幸好我们有昔日剩余的储备充足，一般人的储蓄也多，在短期内可作支持。
学生：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依赖节俭、勤劳，与海派风格不一样。作为华人资本家领袖，如何对外竞争？
李嘉诚：几年前我去汕头大学开校董会，市领导安排在饭后会见大群记者，被问及“潮州人以你为荣，你是否以身为潮州人为荣呢？”这个问题不可犹豫作答，我在两秒内便回答道，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我心中，同事中有不同民族，会说潮州话也不会有特别好处。潮州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潮州人战前多从事米铺、木材、煤炭、苦力、拉车等工作。但近几十年潮州家庭也注重第二代教育，但必须记着身为中国人，事业有成当然应该对家乡有贡献，但更要有远大理想，不只中国，甚至放眼世界。在事业上谁有贡献、有归属感，便可成为公司核心人物，自然形成大群亲信，不分国籍。
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机构内并未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信也不等于亲人。但我并非不爱家乡，我花了不少心血在家乡，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十年我每次到汕大均工作直至凌晨二、三点。
学生：成功领袖的模式应如何？你有何不足之处及成功必备的特点呢？
李嘉诚：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处。人没有十全十美，要尽力去追求完善。作为一个领袖，第一最重要是“责已以严，待人以宽”，第一，要使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当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要走在前面的第一个。再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撞板，这样的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银行也一朝崩溃。
还有必须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有创业家的精神。这对你们读MBA重要，工作亦然。要有创造性，勇于挑战，但也须集中在从事的行业，正如清代曾国藩的家书记载他的朋友说，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个确定有水源的重要，熟悉本行差别很大。
一九六七年我做玩具工厂时，其中一种生产机器只可从欧洲一个国家用飞机引入，但我要赶生产，结果我把自己厂房内原有机器的一部分作出修改，二十四小时后使它生产量提升了一倍。但一倍并不足够，要继续增加，终于一部机器生产多四倍，既为客人解决问题，也可多赚金钱。
中国人在十五世纪时的技术也很出色，但无人去继续创造。封建政治中，排列“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事实上“商”很重要。我们要有创造性，我公司内很多MD经常产生新念头，只要有五成机会成功，又只利用不多的资源，我都会支持。
学生：下属最欣赏及最怕你的是什么地方？
李嘉诚：最怕我问figure，在他们开会时没有好好准备，说不出figure，又或是figure不对。有一次，一位在香港知名度颇高的同事跟他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一些figure，但我说不对，同事跟日本朋友商量后坚持没错，并说可以与我打赌。作为上司，与他们打赌金钱并不适合，终于以高尔夫球棍为赌注。后来经我解释错处后，翌日我便收到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棍。但我最终没有接纳，因日本朋友始终是客人。
我的工作很重要，不喜欢马虎，但人不可能没有错，所以，如之前所讲“责已以严，待人以宽”，但有些错是自己蓄意去犯的，例如贪污、在公司谋私利，便绝不容许。学生：有什么好的书籍或方法可以增加领袖领导能力。
李嘉诚：希望大家多看书籍，中文、英文也好。有时我也看一些哲学书籍。一定要看一些对于你行业有帮助的书，即使是些枯燥无味的书也要看。当日我们去bid英国3G牌，分20MHz及35MHz，两者差很大，但价钱只贵百分之十。我们遂一直bid高波段，投得以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3G的数码数据与voice不同，数据要多用波段，很多有关的知识便是靠多看枯燥无味但与行业有关的书才知道的。
传媒专访节录
2000年9月，李嘉诚接受了来自台湾媒体的专访，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有投资的李嘉诚，对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发展发表了他独特的看法。以下便是专访摘要。
记者：过去三年，您力挽狂澜，带领长实、和黄集团走出金融风暴（旧经济）阴霾，进而蜕变为新经济时代的佼佼者，其间必定有许多深刻而宝贵的经验可以与世人分享，因此想先请您谈谈整个集团在金融风暴中浴火重生的历程。
李嘉诚：在九七年至九八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中，当时有些国家货币利率高，美元息低，于是不少企业拼命向外借贷，形成泡沫经济，外债太多，造成房地产、股票下跌，加上大规模的国际对冲基金、外汇炒卖集团借势投机，加深及加速经济崩溃和货币下跌。
从前香港长期实施高地价政策，令楼市高企，产生通货膨胀，外围的资金流入，股市畅旺，形成经济过热，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香港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地产及股市大跌，人心惶惶，国际对冲基金及大炒家多次利用股市冲击港元联系汇率及期指市场，以期获取暴利。当时曾有人多次向我们集团要求借取股票在市场抛售，借以增强股售压力，加速股市崩溃，以获攫利目的。当时如果我肯借出股票，随便可获得数以十亿港元计的利润，但我认为此举会对香港构成很大损害，故一口拒绝，这些钱我是绝对不会赚的。至于香港政府，确实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去稳定大市，我是支持政府的做法的。
记者：金融风暴对集团有否影响？
李嘉诚：我们集团四家上市公司在这次风暴中虽然受到少许波及，但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我们早已作出多元化及国际化的发展，在全球二十四个国家均有投资及经营多项业务，集团也有各项传统的民生业务，例如能源及基建（电厂）、零售（超级市场）、通讯、货柜码头等，这些业务很多都较少受到经济好坏的影响，这些业务对集团盈利有强大的支持。经过金融风暴的短暂影响，我们集团的整体全球性业务发展更迅速，近年来均有理想的盈利增长。
记者：集团的基础业务发展在哪些方面？
李嘉诚：集团主要有三个重要的业务基础，第一∶是传统的重要业务，包括物业发展、酒店、货柜码头、零售及制造、基建项目（包括电厂、公路、桥梁）、建材（水泥）及能源（石油及天然气），也在国内投资发展药物及日用品，这些传统的基础业务范围遍布世界各地，足以支持集团面对外围环境的变化及冲击。
第二∶财政方面，集团有充裕的现金，在投资财务方面也取得理想成绩，估计如无意外，在一两年后，单是依靠这方面的收入已足以应付集团派息的现金需求。
第三∶星球大战（StarWar），在科技项目方面，我们的通讯及互联网的业务发展迅速，而在电子商贸（B2B、B2C）方面，部分项目也已取得理想的收入。在电讯业，集团3G发展方面尤其突出，我们是第一个亚洲企业在英国取得牌照，并在全球其他地方积极拓展。我们更有很多未公布的新科技项目，部分在申请注册当中，部分则即将投入生产阶段，例如StarWar一样，这方面的发展是多姿多采的。
在跨越廿一世纪的时候，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发展，包括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实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金融风暴后，亚洲面临新旧经济的转型期，不管官方或民间部门，在筹划重建策略时都必须正视新经济的潮流，例如有些言论即认为以往偏重金融与地产的香港，可望因为新经济时代的出现，而由“科技沙漠”转型为“科技绿洲”，能否请您谈谈对新经济的看法？
李嘉诚：新经济的核心，可以说是知识经济，而其主要动力，则为科技。新经济的发展，可说是必然的全球趋势。发展新经济是要有基础及条件的，香港的经济体系向以服务业为主，本身的银行、金融、通讯、贸易系统达到国际水平，外汇自由兑换，集资能力高，税务、法律等均很完善，这些优越条件是可以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一些基础。
香港在一些科技发展条件上，还可大力加强，首先要全面招揽人才，除了本地人才外，我们可聘用海外专才，也应与国内密切联系，希望特区政府放宽政策，适当地引入内地高科技专才。长远来说，香港当然要培育更多专业科技人才，及建立科研基础。香港的企业也可加强与外国先进科技公司的合作，从中吸取他们现有的经验，应用于香港。在硬件方面，香港资金较充裕，可从全球购置最新、最先进的仪器，甚至可引入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新科技。如此，香港既有国内庞大的市场作支持，又可输入国外的技术，拥有一定的优势。
其实香港的资讯科技发展不错，但与亚洲部分地区不同，香港没有相关的工业配合，例如台湾的晶片事业发展成功，全球的电脑装配多使用当地出产的晶片，所以香港应考虑发展这些相关的工业。
科技的范畴包罗万象，除了资讯外，还包括其他各方面，如生物科技、环保技术等等。科技的发展有不同的层次，由国防军备至日常的生活，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人可以参与，包括科学家、投资者，甚至普通人。作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有长远的目光，不可以只顾及即时的回报，要有分析能力去发掘有发展潜质的科技项目，具备国际视野，打破地域观念。
走向多元化及科技为本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大方向，在转型过程中，困难是无可避免的，我们要支持政府的策略，发展自己有能力、有基础的事业，以配合时代步伐。要建立完善的科技基础需要长期及大量的投资，如果特区政府政策能够配合，及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相信香港是有一些有魄力、实力的企业家愿意协助建立香港科技发展的基础，推动香港转型为“科技绿洲的”。
记者：亚洲朝野该如何应对，才能成为新经济的赢家？
李嘉诚：“全球化”不是一个瞬息即逝的现象，是一个持久的方向，“全球化”是国与国间的资金、科技及资讯互相结合，是会与当地文化、地域、传统及民生会产生一定拉力。
要领导一家公司向正确的方向走已是很困难的，领导一个政府更困难，要在不同层次上面对全球的竞争，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工、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及贸易、法律、税制及市场情况等等，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是容易的，但要普及提高整体质素，却极其困难，这工作是很艰巨的，在这急速变化的年代中，要有效率地与时间竞赛，因此，所有领导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所有繁荣社会都要在发展经济及承担本地责任之间，要寻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在全球化的社会中保持自我的特质。除了要鼓励国民不断求知外，我们还要鼓励多思考、多创作，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
记者：在金融风暴之前，您即已展开资讯科技时代的布局，在网际网路、有线与无线通讯等各大领域涉及甚深，今年也逐渐开花结果，像华文入口网站Tom．com三月公开上市曾掀起抢购热潮；同时间，盈科数码动力以后起之秀，击退新加坡电讯，成功收购香港电讯，更是举世瞩目；而在最近欧洲电信市场的购并与第三代行动通讯（3G）竞标风潮中，和记电讯也扮演要角，让世人见识到您开拓数位版图的雄心。
能否请谈谈整个集团未来的发展策略？
李嘉诚：我们集团的整体发展策略一向是发展不忘稳健，稳健不忘发展。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我们的主要策略是针对着各种变化而灵活应变。对于开拓新兴经济业务，集团的策略是在现有业务及新发展业务的范畴内，积极参与庞大增长潜力的资讯及新科技业务。借此，集团能从中汲取更多专业知识，应用到基础业务的运作上。虽然和黄向来敢于采纳新科技及创新概念，但也要视是否能协助业务发展和提高工作效率。
记者：如何让新旧事业相辅相成，取得加售效果？
李嘉诚：协同效应∶集团建基于香港，以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又在中国、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经营不同业务。在新经济的趋势下，集团未有弃守传统根基事业，而是将传统及新的业务兼容并蓄，产生前所未有的协同效应，令旧有事业更具效益及竞争力。举例来说，我们经营超级市场，旗下百佳占香港最大的市场占有率。百佳在数年前已引入网上购物，以迎合新一代顾客的需要。但每天仍有数以万计的顾客拖男带女的进入百佳超级市场一边闲逛，一边选购日用品。新经济的创意只是为我们进一步扩大客户基础，而不是取代一向的经济模式。
策略联盟∶在过去一年，和黄的个别业务多次透过与显赫有名的国际品牌合组策略性联盟（尤其是资讯业务及电子商贸方面），进一步增强本身的实力，取得更大优势。
记者：无庸置疑的，集团目前介入的新领域都极具未来性，但也因其资金密集的特性，使得经营风险提高，例如网路股自四月以来跌势颇深，投资人信心动摇，Tom．com股价难以幸免，最近还被迫裁员；盈动股价也大幅起落，多少冲击到公司的资金运用，您如何看待这些快速变化的产业与资本市场发展？
李嘉诚：在新经济社会里，竞争非常激烈，企业的股价不是惟一分析、反映新经济影响力的指标，发展的策略是否正确、聘用的人才是否合适才最重要。为了吸引人才，给予优厚聘用条件是必然策略，但因应新经济的外围环境快速变化，人才的流动及作出适当和灵活的整合可带来更大及更迅速的发展，高适应与灵活性可说是网络科技公司的特性。Tom．com上市认购价HK$1．78，昨天（九月五日）收市价为HK$5．8，在同类公司中是难得目前股价仍高于上市价两倍多，是一家有实质业务支持、良好的新科技网络公司。
记者：趋吉避凶的对策为何？
李嘉诚：资讯科技的世界就好像星球大战一样，瞬息万变，必须时刻应战，我们必须积极以现有的传统业务作基础，结合资讯科技，相辅相承，使业务发展得更好、更快，走在领先位置。
新科技业务本身不会制造泡沫，但企业要顺应环境的急促发展，有时需要透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然而当公司上市后，若主理人走错了方向，没有实际业务的支持，只将股票胡乱炒高，在跟公司的实际价值距离太大时，问题便出现，变成了泡沫经济。因此从事科技发展的公司必须有实质业务及具备可实现的目标，赚到利润后要适当地扩展，才能取得投资者长期的信任，这对企业的前景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