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如此伟岸的国家，理应有番作为，而实际情况是，320年的两宋史自始至终是受外族压迫的历史。这就如同表面光鲜的贵妇，剥开华服里面却是残花败絮而已。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一个国家。在檀渊之盟获得百年的和平后，宋朝始终以它所能想到的方式在为自己注入新的养分。王安石也好，贾似道也罢，他们在当日被称为祸害社稷者，但公允一点说，以当日之情形，王与贾的出场，无疑是当局最好的选择。只是人算天算都不能避免事件本身走上歧路，从这一点来说，靖康耻也算是一场意外。这场意外过于惊人，即使到了南宋，也无法抹去那曾经的战栗。
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黄先生认为，两宋没有承继隋唐带有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故而没有找到出路，只能在原地徘徊中日渐老去，直至死亡。
赵匡胤：一个不老实的厚道人
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
——黄仁宇
赵匡胤是个好同志，至少主观上他想成为一个好同志。黄仁宇先生说：“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希望能像他的父亲一样，不靠阿谀，不用奉承，用真本事，一步一步获得武将所能拥有的最高荣誉，因此，从22岁投入郭威旗下，到33岁黄袍加身前，他勤勤恳恳地履行着一个武将的职责，领导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以实打实的军功获得了大领导和小领导的绝对信任，这当中，赵匡胤也在军中树立了极好的威望。如果没有发生“陈桥兵变”，只是“如果”，那么这个武职公务员一定会以大多数人经历的那样，度过他的一生。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揣测，赵匡胤想在本本分分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些，家庭教育及生活经历都让他更具厚道人的品质。
但是，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陈桥兵变与其说是一个突发事件，不如说是旧秩序的延续。黄仁宇先生指出：“这种情形，在中国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往西旧事离赵匡胤并不遥远，他应该知晓这其中的“潜规则”，然直到事成，天下才知，心思隐藏如此之深，又与厚道的品质相差万里。
看上去，赵匡胤是个具有矛盾性情的人物，黄仁宇先生说他“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高手，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样一个视“武功”为日常必需品的人，按照自然地发展态势，应像刘邦那样，看不起文化人，骂他们是“腐儒”，事实上却是，赵匡胤亲近文臣，喜好儒学，据传还留下祖训，不杀士大夫。而有宋一代，也只有宋高宗赵构坏了这个规矩。
赵匡胤实在有些让人摸不透，厚黑一点说，正因摸不透，才能成他人所不能成的大事。黄仁宇先生认为，其实这是赵匡胤“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也就是说，赵匡胤的人生并不“厚黑”，他一直秉持“有一说一”的态度对待一切，他不玩虚，只玩真，当武将时勤勤恳恳，想当皇帝了，也不拖泥带水，扭扭捏捏。黄先生将其概括为“直爽”。
从军将手中收回兵权一事也是如此，黄先生说他“不以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而是推心置腹地对石守信等诸将说：人这一辈子不就求个富贵安乐吗？你们每天提刀挂抢，忙忙碌碌，太累了，我给你们钱，你们自己去选个好地方，为自己也为子孙建个豪宅，置办个歌舞团什么的，每天游山玩水，唱唱歌，跳跳舞，人生快意如此，不是很好嘛！
话说得很坦诚，道理也摆的很明白，于是，“杯酒释兵权”，皇权得到了巩固，又不至埋下仇恨的地雷。965年，赵匡胤平定后蜀，971年，平定南汉，975年收南唐，“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因为爽快、干脆，对事情有洞悉若己的判断力，所以才养成了黄先生指出的“不走极端”性格。由此，我们也好理解黄先生所称赵匡胤“坦率地承认各人的私利观”是源自怎样一种做人的原则。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后，停止了对契丹的军事行动，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收复被后晋国君石敬瑭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只是他实际看透了事情的本相：国家新立，内部安定，发展经济才是要务。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赵匡胤很明显的指导国家经济的力量”。
赵匡胤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对手下说：“佚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5000000缗就是5000000贯，也就是5000000两白银，换成人民币就是1500000000。虽然到了北宋中后期，财政收入已超过30000000000人民币，但重整河山后的赵匡胤时代，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丰裕的程度。正因如此，他也不勉强自己去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只能埋头骨干，多多赚钱，多多积攒了。赵匡胤还曾细心地算过一笔账，“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有一说一，不搞小动作，不掩藏内心，实际而不虚伪，赵匡胤终其一生，没有背叛自己的这一特性，照我们后人的看法，他活得很愉快，且愉快地活着。而那一点点所谓的“不老实”不过是生存之道罢了。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为人处世的成功，因此黄先生指出：“按照盖棺论定的立场看来，赵匡胤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我们可以想象，倘若将其放置于现今的职场，恐怕也会是一个好手。只是这位好手50而“崩”，倘若能多活几年，可能还会有其他可称道的事迹也未可知。
檀渊之盟：金元政治换来百年安静
不加兵者一百二十一年，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黄仁宇
檀渊，即今日的河南濮阳，它对宋朝的重要性，可以从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檀渊）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其地位，一如现在的天津对北京。
200多里的距离，以死对头契丹轻骑兵平均日行180里的速度，一天半左右即可兵临城下，扼住宋朝的要害，犹如打蛇打七寸。长于妇人之手，喜好读书，乐进士人的宋真宗赵恒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实上，父亲赵光义三征契丹三次大败留下的对契丹的恐惧，已经对皇帝的心理健康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黄仁宇先生指出“宋军崩溃”，他引《辽史》的记载，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
英雄老子都打不过契丹人，我一后辈又如何能展国威于塞外？30岁继位的宋朝第三位皇帝不会做“非分之想”。除了内心的恐畏，另一个原因也使得他没有必胜的勇气。自979年宋与契丹正式交战以来，宋朝军费开支连年递增。中央军禁军至宋真宗时已达432000人，地方军也近500000，光是养这些兵，每年就要支出50000000缗，相当于人民币15000000000。
赵恒御宇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还能勉强应付这些开支，但到了皇帝的后期，也就是赵恒“龙驭上宾”的前两年，中央财政收入为150850000缗，相当于人民币45000000000，而当年支出则为126770000缗，国库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国家财政出现危机，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向百姓增税，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凸显。赵恒的日子很不好过。
赵恒发自肺腑地想要做一个安稳天子，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也不想给百姓制造不安。国家疲敝的现实加深了他的弱性。不及交手，赵恒已经自我投降了。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赵恒想要做沙子里的鸵鸟，但契丹人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契丹，由于实行黄先生所称的“全民皆兵”的制度，“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至契丹第二个皇帝耶律德光，其兵力已达500000之多，且多为骑兵。耶律德光死后60多年，赵恒的宋朝所养的军马也才200000匹左右。北宋时期优良战马的产地，一是燕云北地，一是甘凉河套，前者已为契丹所夺，而后者则在1002年，被党项人攻占。时人普遍认为“军事之先，莫如马政”。失去宝马之所，现有的战马又比不了敌手，这让赵恒根本没有强硬的资格。
此时掌握契丹实权的是太后萧绰，黄仁宇先生评价她“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应该是个果敢有决断的人物。宋朝在太宗时期的节节失败，以及真宗败于党项，让她看到了赵恒的可欺。加之因为“重用降人”，对宋朝内部的形势必然知晓甚多。1004年秋天，萧太后与契丹国主耶律隆绪亲提200000大军南下，其势如黄先生所指出的“深入敌境七百里”，在攻占了现在的河南清丰以后，将澶渊城三面包围。
听到契丹围困澶州，进逼开封的消息，赵恒彻底慌了神。他想到了逃命，逃到哪里去呢？近臣有的说像唐玄宗一样去四川，有的说去金陵，赵恒斟酌再三，觉得金陵山水佳景，姿态婀娜，是个好去处，便收拾细软准备动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寇准阻止了皇帝的行动。
在他看来，迁都的举动无疑会将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契丹兵锋虽劲，但如果皇帝御驾亲征，必能鼓舞士气，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赵恒勉强答应，可是当车驾来到现在的河南滑县时，赵恒又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近侍告诉他，契丹人又往前线增兵了，寇准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赵恒这才百分不情愿地来到了澶渊城。当宋军看到城头晃动黄龙旗后，果然如寇准所言，“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这时候似乎老天也来帮忙，契丹总司令官萧挞凛被宋将射杀。主将一死，诸军心乱，斗志全无。萧太后也因痛失大将而心灰意冷，决定罢兵而去。
萧太后心情沉痛，但脑子却一点也不糊涂。她要求与宋朝皇帝订立盟约，获得一些实在的好处，否则回国不好交代。赵恒自然求之不得，便出现了黄先生所称的“与契丹之辽议和，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的情形。让奉行大棒政策的敌人撤并，宋朝付出了每年给契丹100000两白银，200000匹绢的代价。当然，为了颜面上的好看，赵恒在盟约上将这笔钱称作“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此外，两国还互开边境贸易，互通有无。战前契丹不让匹马入宋，盟约签订后，马匹也成了边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盟约签订后，契丹与宋之间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不加兵者一百二十一年，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两个原本相互视若仇寇的国家，彼此能保持121年的和平局面，是很难得的。正是有了这段不见兵戎的日子，契丹才出现胜景之期，宋更是了不得。121年，在宋为宋真宗至宋徽宗，虽时有西夏寇边，但终究向宋称臣，金人袭扰，以致靖康之耻，已是后话。这段岁月，宋朝基本处于国稳民富的状态，最盛时当属宋仁宗赵祯柄国时期。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1029年，全国户数为10162689；1042年，达到10377640户；1048年，增至10904434户；1060年，增加到12460000户。“仁宗盛世”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每年能征收22000000贯的商业税，相当于人民币6600000000元。这是对内，而对外的海关收入，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每年达到530000贯，相当于159000000元人民币。
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大了对重金属的需求量，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使采矿量大幅提升。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年～1053年)，朝廷年得铁量为71241000斤；年得黄金15095两，白银219829两，黄铜5100834斤。铅98151斤，锡330695斤。
宋仁宗时，中国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两年发行一次，每次发行额为1256340贯，为了保证交子随时兑换，朝廷还另外储备了360000贯铜钱。
北宋中期如婴孩般地迅猛成长，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是时代进步所致，但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很有这样巨大的成就。每天打打杀杀，如何能一门心思搞建设？宋真宗时的国民经济虽没有仁宗时那么发达，但是100000两白银，200000匹绢，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用这小小的付出，换来百年的宁静，“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便宜”。对宋朝来说，显然是笔划算的买卖。
王安石与他的财政商业化运动
政府作为商人，通常没有好结果。
——黄仁宇
1069年，江宁知府王安石被22岁的宋神宗赵顼提拔为参知政事。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个职位相当于副首相，虽然是副手，但其职权所在，却俨然第一总理的模样，全面主持中央的变法工作。一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宰相。
王安石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能在短短数年之内，从地方官导弹般升到政府首脑，当然要感谢赵顼的赏识。年轻的皇帝有一股冲动，眼见领土被契丹和西夏这样的蛮邦侵吞，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心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他面对的困难却也重重。
从外部来讲，自檀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虽偃旗息鼓，然而辽国贪得无厌，既然宋为大国，不屑这点银子，那就再多要点，于是从1045年（宋仁宗庆历年五年）起，原定每年100000两白银，200000匹绢的岁币改为每年200000两白银，300000匹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其间又有西夏闹独立，以下犯上。宋夏交兵，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连失城寨，死伤惨重”“迁延至1044年，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称帝如故。”而这一结果，是宋朝以每年255000两银绢的代价换来的。
连年战祸，加之“岁币”敷出，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也说明，骆驼也有瘦的时候。宋朝即便再有钱，也经不起年年做“散财童子”。到1065年，宋朝的财政亏空已达15700000缗，相当于人民币4700000000元。国家缺钱怎么办？向百姓要，于是百姓税赋连年增加，小康之家成贫困户，贫困户无力缴税，便向高利贷借钱，无钱还债，导致赤贫，豪强借机兼并土地，百姓走投无路，遂暴动反抗。赵顼即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