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一文中指出：“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外来危机越深，改革呼声也就越高。”
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自然是改革的重要环节，就连义和团运动本身，虽有破坏，但其本质是民间力量在国家危难之际的一种挺身而出，就此而言，它比任何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更具触动性。其后清朝的被推翻，民国的建立，已不是简单的改革，而是通常意义上的“破坏后的建设”，因为时人已看透，在原有的体制内已造不出全新的世界。
就“大历史”而言，正如黄先生指出的，如今我们有了150多年的纵深，才可看清这里面的不仅牵涉地理与文化，更影响到政治与经济。至清末，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相互激荡，使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化更加趋于剧烈。
自强运动：留着“辫子”干现代化
“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这使我们想到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
——黄仁宇
1872年8月11日，北京酷暑难当，间杂着无明业火般的躁动和失落。
这种情绪更多得来自紫禁城里的那个女人。大栅栏依旧人头攒动，小康之家依旧去六必居买可口的酱菜，每日清晨，运送“御泉”玉泉山水的车雷打不动地准时穿过西直门，而那些被称为“胡同串子”的浪荡之人还是以泡茶馆，进澡堂、逛窑子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使得“红色区”八大胡同照常“繁花似锦”。
这个古老都会的居民有自己的活法，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西北的旱情饿死了多少人，更没有兴趣闲聊发生在公元前489年8月11日的温泉关战役，斯巴达国王和他的300精锐全体战死的事迹离他们的确过于遥远。
相比于京城的闷热，帝国的另一大都会上海却显出几分惬意与愉快。这两个词语除了形容在这个开埠30年的城市冒险的外国人外，更能形容一个美籍华人的心情，他的名字叫容闳，后人送给他的“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称誉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概括无疑。
这一天，容闳以学监兼驻美副使的身份，奉命带领30名平均年龄不到12岁的幼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顺利登陆，随后，一行人乘坐火车，到达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是清朝官派留学生计划中的首批学生，至1875年，总共有4批120幼童参与了这项计划。这个计划由容闳首倡，经由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而成现实。
曾、李二人支持这项计划，是将其视作由他们发起并主导的“自强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强调治国以自强为要，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而制器，如军舰枪炮，及炼铁锻造采矿之技术设备都需专门人才，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一运动肇始于1861年，寿终正寝于1894年。将时间定为60年代的开端，似乎并不是当时人的可以安排，内在的因素是，这一年咸丰皇帝驾崩，新皇帝上任，免不了需要新人新气象，加之受辱多年，长此以往，朝廷脸面何在。外在条件，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十年，一段短时间内双方关系良好……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相比于前些年火药加黑烟的政策，“洋鬼子”这回给了帝国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故而也就出现了黄仁宇先生说的“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才有了宽松、安定的发展空间。
在这里，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我们视作边缘人物，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他的振臂一呼，虽为地方实权人物，曾、李，及日后的左宗棠、张之洞之辈，在“自强”这一事业中，怕也很难有所作为。这个人就是恭亲王奕。这位王爷是其父道光皇帝最宠爱的儿子，曾想立为皇储，奕也认为自己是天然的大统继任者，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同父异母的哥哥奕詝终以头脑战术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于1850年即位，次年改元咸丰。
也许忌惮自己这位被人成为“鬼子六”的弟弟在朝中的影响力，咸丰御宇期间，这个一心想有所作为的青年始终处于被打压的地步，没有一施手脚的机会，直至咸丰驾崩，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后，他的人生才焕发出另一种光彩。
他与慈禧的绯闻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宫闱之事如何，不能轻言，但慈禧对他分外倚重，却为不破的事实。常在宫中行走，互声情愫也未可知，但一个为权力而活，一个想青史留名，利益相交，才是两人合作无间的最大因素。
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奕便是睁开看世界的第一个满人，而且是位高权重的满人，他的建议就不能不让最高领袖引起重视。1861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专事外交的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奕为大臣，“鬼子六”也就理所当然地称为了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地方上各督抚在吸收西方先进事物上的“超前举动”，也经由他的支持而“便宜行事”。当人们的眼睛还来不及瞪大，所谓烈火烹油的大盛景象就如闪电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第二年，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试制成功，1863年底，中国第一艘螺旋式汽船建造完成。
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湖北枪炮厂，两年后，枪炮厂建成。在众多的军工企业中，湖北枪炮厂虽为小字辈，但是由于不惜巨资从德国购进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的成套设备，使得其产生的步枪、山炮均成为当时较先进的武器。张之洞离任前，枪炮厂共造步枪11万支，枪弹40000000余发，各种炮985门，各种炮弹980000余发。其所产步枪，以“汉阳造”而名闻天下，从1895年至1944年，“汉阳造”步枪连续产生了近50年。
在曾国藩设立军械所的同年9月20日，李鸿章实际主持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成立。这是清廷最为倚重，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枪炮、弹药、轮船、机器等业务无所不包。经过多次扩建，最盛时有近20个分厂，人员达到近3000人。企业开办当年，作为最大的股东，朝廷直接投资了250000两白银，日后的费用则由淮军的军费里抽取，对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来说，这无异于抽血养皮。为了保存实力，1867年，经由曾国藩出面，制造局获得许可，每年可从上海海关取得百分之十的关税作为制造局的经费，1869年，这一数字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这相当于每年有至少400000两以上的经费。
虽然投入巨大，虽然1867年仿制出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且每天平均可以生产15支毛瑟枪和各式弹药，但就总体而言，制造局自产和仿制的枪械的质量并不高。其性能的低劣连淮军也不愿使用，不愿使用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采购价格过高。制造局所产步枪的成本为17.4两，而西方同类军品的成本仅为10两左右。自己造不如外国买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这一难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自产业工人的高额薪水，他们的薪水比城市一般劳动力要高出3至4倍，此外，虽然是新式企业，但内部管理依旧因循衙门作风，拉关系，走后门屡见不鲜，而干活的则在磨洋工中度过他们的工作时间。这也是当时所有官办企业的通病。这种官僚习气在日后所建的福建船政局，南洋水师也成为一大恶瘤。号称亚洲第一，拥有56艘各类军舰，4000多名官兵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恶瘤“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而随着北洋水师沉入海底，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也画上了令人悲怆的句号。
黄仁宇先生指出：“‘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这使我们想到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
这些以现代科技为支持，以商业模式为基本运作方式的“西方事物”与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完全脱节，黄先生指出“所有的改革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的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传统社会依旧处于没有效率，缺乏诚信，毫无竞争力的阶段。
这就好像一个穿长袍马褂的士大夫在外头罩了件紧身西服，手上的鸟笼不见了，换作了文明棍，以为成了时尚的引领者，实则内里还是老一套，不中不洋，到头来成了四不像，工程师、技师、设备皆为洋货，但在管控上却没有现代意义的“人事管理标准”，账目无从认真核算，年度、月度预算也无人编制。“自强运动”何以失败，几乎同一时期开始的明治维新何以成功，从中可窥知一二。
百日维新：书生围坐对枯棋
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黄仁宇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的情绪降到了自“百日维新”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昨晚，当他命谭嗣同拟好设立政事顾问官的圣旨后，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那个“亲爸爸”，虽高高在上，但面目慈祥，喜欢吃糕点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会像前几十天一样，对他立志图新，强国御外的措施鼎力支持。
事实上，当这个27岁的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昭》，宣布即日起推行新法后，“老佛爷”已凤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了，对光绪来说，这是将国事完全将与他的体现，慈禧对他是完全信任的。自新政以来，虽然慈禧依旧手握对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但设立什么顾问官这样的事，光绪完全可以自决，但处于对长辈的尊重，光绪还是于13日早晨赶到颐和园，去咨询慈禧的意见。
出宫时，光绪的脸上绽满笑容，如黄仁宇先生说的“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使他对自己主持的一切充满了无与伦比的信念。他曾受慈禧的严厉管教，但自“亲政”以来，他并有受太大的挫折。然而当亲近大臣看到皇帝噙满泪水的双眼，微微颤动的双手，心中已知，情势将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这个亲近大臣叫杨锐，乃铁杆的维新人士，与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交往甚笃，时任四品军机章京。“戊戌六君子”饱读诗书，对内外大事也有洞见，被黄仁宇先生称为“最显着领导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更以“公车上书”成为学林领袖，但这些优秀的社会中坚，多在传统体制下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出身，除眼界外，与当时一般士人无多大区别，本质仍不脱“书生”二字。
黄仁宇先生讲他们“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正是对这些当时最前沿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依旧存有传统读书人思维的写照。就像黄先生强调的，在他们看来，“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由道德产生凝聚力，进而维系自身的稳定，自“皇帝”出现以来，传统道德的最高代表即为那个被称为“真龙天子”的人。他的思想便是天下的思想，他的旨意便是天下的旨意。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读书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皇帝颁布的全部“诏令与批示”，会得到最为彻底地执行。
于是，我们看到，在紫禁城一排低矮的房舍内，几个身着单衣，额头冒汗的书生，正在为一项新的提案兴奋不已。他们派出最信任的代表，将提案呈送御前，皇帝点头后，遂拟定圣旨，昭告天下。借由这样的氛围，也借由他们“乾纲独揽”的鼓吹，光绪也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坚定，措施得力，天下臣工、百姓就能体会“朕”的苦衷。因此，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从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两百多件诏令与批示。”
由现在的眼光看，我们不能怀疑光绪图强革新的决心，更不能将几个读书人的满腔热血看作滑稽戏。黄先生提出，光绪帝“颇有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与其说光绪是皇帝，不如说其品性特质更接近于书生。一群书生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听曲，倒是情趣别然，但以言谈多于行动的书生意气来执革新的牛耳，则过于浪漫主义，以至于一遇没有料及的大事，就六神无主，只能徒呼奈何了。
1898年9月14日，光绪召见了杨锐，直言因变法一事，太后与他的关系已处水火，光绪很悲观，认为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他掏出早已写好的诏书交与杨锐，诏书上写：
“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杨锐出宫后将诏书示于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一时无计可施，唯有抱头痛哭。这一突发事件之后，众人才想起拉拢实力人物。他们想到的是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书生的一厢情愿以及不合时宜的浪漫情绪达到了极致。
他们只是听到袁世凯说过一些变法的好处，谈到过自己也想如此而为，就简单地认为，袁世凯是自己人。于是，万般危及之时，匆匆地找到袁世凯，将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个子不高，体态肥满的人身上，以至身在颐和园的慈禧，从心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口中得知消失后，立即回到紫禁城，在对愕然的光绪斥骂一番后，我们就看到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叙的情境：“皇帝被软禁，终生再未重享自由。六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
至此，“全部运动突然终止”，被黄仁宇先生形容为“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的慈禧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一切又恢复到1898年6月11日前的景况。
“戊戌六君子”死的可谓悲壮，尤其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革新之路任重道远，身为书生，维新人士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固有毛病——“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最终，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自然也是中国式的。
义和团：时代铸成的坏脾气
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
——黄仁宇
19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锅热腾腾、迷糊糊的粥。
1897年11月1日，因不堪洋人欺凌，山东巨野县磨盘张庄村的村民杀死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而当地人同外国传教士以及信教的仇隙也越来越深。
这件事让慈禧很是烦恼，因为在此起彼伏的“教案”背后，总有“义和团”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