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所谓忠奸善恶，无法以当时的感受作为评价的依据，只有当事件与时间沉淀乃至消散，后人才能以较为客观地立场叙述其的功过是非。古往今来的圣贤如孔子、孟子，抑或红脸白脸都唱成名角的曹操，还是张扬个性的竹林七贤，抑或遗臭万年的白痴帝王与游戏君王，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看来，都是日后评价的产物。他们建立制度，创建信仰，或是摧毁制度，抛弃信仰，无不显现出特定时代下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因此，我们获知以下6人的生平与所为，也就多了一份审视的角度。
孔子：国民性的启蒙领袖
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
——黄仁宇
孔子在中国的历史简牍上留下了什么？是着《春秋》还是删《诗经》？现在看来，当然不是如此。否则，孔子就成不了“大成至圣先师”，顶多也就是一个被人时不时怀念一把的畅销书作家。孔子之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千年抹不去的深刻印记，除了他为数不多的那些文字外，更多的对这位老先生的记忆，是来自他的言行举止。正因如此，在读图时代，《论语》，这本薄薄的书依然能成为老中青三代的阅读宠儿。
那么孔子究竟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以至于对中国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黄仁宇先生指出，无外乎“成仁”与“复礼”两面。纵观孔子一生的行迹，没有金刚怒目的说教，没有歇斯底里的无奈，只有循循善诱的引导，故此，脾性各异的四方学子，在这位夫子面前，都成了他乐见其成的纯良之人。
孔子强调的是自身内在品德的修养，所谓“成仁”，就是主动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善于“观己过”，方能“知仁”，进而成为德行之辈。黄仁宇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之一字出现了六十一次”虽然“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然而“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之人”，如黄先生指出的“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去影响他人，继而改观这个天下纷争的世界，显然是孔子思想的主打。
孔子以此醒悟世人，也关照自己。“仁”首先是坦荡而不激进，舒畅而不圆滑，因而黄先生说：“《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照此理解，“成仁”大抵是一种人生境界，生活情趣，而决然不是朱熹说言的“饿死事小，时节是大”般的正襟危坐，全无人间气味。
知仁，首在知己。孔子的轻松愉悦之处，就是在于他能通过有时自嘲的方式来潜移默化地达到自己步道的目的。这或许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如果说，宋明理学将孔子描摹成近乎神一般的人物，让人不可接近，那么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显得可爱真实得多。
有一次，孔子在郑国和弟子走散了，他只好站在城东门发呆，与此同时，子贡等人正在心急火燎地寻找着孔子。郑国人就告诉子贡：“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然而自腰以下还不到禹的三寸。憔悴颓废的样子好像一条丧家之犬。”子贡到东门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老师。
子贡将郑国人的话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笑道：“外形上的描写不一定正确，然而说我像丧家之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有道是，看得清自己才能看得清世界，孔子活脱脱邻家之人，虽然周游六国四处碰壁，但初衷不改，其所宣扬的“仁”也才能落地于现实的脚下，成为后世遵从的模范。这也便是“立仁而达仁”的真正意蕴。黄仁宇先生将其理解为“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的表现。正因没有完全失望，在黄先生看来，孔子的“仁”是闲雅的，是一种对自我的规范，而不是对人生的羁绊。
如此姿态，铸就了孔子雍容大雅，进而不急的形象。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对“礼”的遵行。和仁一样，礼也是自我修养进而关照于外界，由此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当然，孔子绝不是老好先生，为了和谐而去和谐，遇到违礼而行、背礼弃德的伪善之人，他从来是白眼相待，甚至会以刻薄的方式羞辱之。
一个叫孺悲的鲁国人想要见孔子，按理说，孔子宅心仁厚，又是同乡，见一面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个孺悲是孔子所谓的“德之贼”，自然不能给这种人以好脸色。孔子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是让人传话说最近自己有病在身，不能见客，传话之人前脚刚迈出门槛，孔子就取来瑟边弹边唱。声音很大，这是故意为了让外面的孺悲，孔子的潜台词很明显：我没工夫陪你小子玩。
孔子这么做，与他的性格有关，按黄仁宇先生的话说，更多的是他对“礼”的尊重。心有景仰之情，自是不容他人亵渎。无疑的，孔子是要恢复周公时代的“礼”，人人各归其位，去纷争，无倾轧；邻人之间相亲爱，诸侯之间无干戈。孔子以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虽然前方风雨侵袭，但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秩序仍可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克己”不是压抑自身，而是去掉不应有的、破坏性的虚妄与欲求，只有这样，“礼”之所行才能有血有肉，不至成为扼杀人性的冰冷机器。也就是说，礼是感情迸发的产物，绝非教条。
孔子有一回坐车路过一个老朋友的丧礼，就过去吊祭，他被周围人发自内心的哭声所感动，也悲慠起来。出来后，他又让弟子取来鞍鞯上的一个部件作为祭品给丧家送去，这一系列的动作都符合“礼”的规范，在我们看来，是情之所至，丝毫不做作，他不是在表演“礼”的程式，而是在践行“礼”的精神。这也正是黄仁宇先生讲的孔子“端在正名”的一种实在表现。
“成仁”也好，“复礼”也罢，无非是在说明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人非禽兽，需知礼义廉耻，善养德行。成为一个“德之诚者”，而不是“德之贼”。这就需要我们时时增进自身的修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关怀他人，带给这个世界以更多的美好。
孔子的最大功绩也在于此，他带给我们每个人“如何做人”的切实参照，这不仅是个体的，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所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虚怀若谷，大度宽容，有坚定的立场，具执着的信念。强调责任与担当，注重人品与素养的锻炼。在“国民性”的启蒙上，我们需给孔子记上浓重的一笔。
孟子是充满感情的“革命党”
“亚圣……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
——黄仁宇
在《孔孟》一文中，黄仁宇先生这样写道：“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
所谓孟子的“革命性”，是与孔子的“轻松愉悦”相对而言，但很显然，即便不与孔圣人对镜相照，孟夫子的铁骨铮铮般的“革命”情怀也依旧能让人们在历史的重重云雾间得以明见。让我们看看孟子都说了些什么——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这句话坏了规矩，打破了封邦建国时代的贵族底线，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自三代而来，不管是商汤夺了夏桀的江山，抑或是武王伐纣成了天下共主，打出的旗号无非都是“代天伐无道”，也就是说，自己受命于天，是正义的化身，天子临垂，天下独尊。而百姓无非是“悉听君命，自作稼穑，不得妄为”。于是，时光越走越远，民在做“牛马”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反观君王，成了吃现成的货。
战国乱世，平头百姓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心情如何郁闷，他们被当权者教育：这就是命。孟子并不吃这一套，在他眼里，“君”也不过个普通人，不是罩了件绝世无双的绸缎，就能成为高高在上，不动如山的先知。因此君王犯了错误，一为规劝，忠言不听，那么民就有权利让君王下台，选“有德者居之”。
孟子的这种“乾坤颠倒”的思想，正如黄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改弦更张的勇气与立场。是黄先生所说的“道德的力量”。孟子将处于被动地位的“百姓”第一次拉到了寻求主动地位的轨道。百姓不仅要安定的生活，温暖的居所，欢愉的天伦，更重要的是，百姓能像主宰自己生命一样主宰自己的国家。用孟子自己的话来概括，这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倘若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将视线定格在孟子苍老的面庞，或许会发现，他正在为因诸侯的兼并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落下滚烫的泪水。
这位善养浩然之气的人之大者为何哭泣？
孟子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他自认是一个能担负起为民请命责任的人。他这么想过，也这么做过。公元前329年，他来到了齐国，公元前327年，他来到了宋国，他的双脚还踏足于滕国、魏国。他不是观光旅游，更不是度假消遣，他劳累奔波，一刻不得闲，是为了宣扬“仁政”。“仁”就是要重民、敬民、安民、保民，而君王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谦虚，更要谨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君王在宝座上能做多久，取决于百姓心中的那杆秤，而不是什么天意星象。
“民为重”，所以齐宣王说自己偶感小恙，不能去见孟子，孟子也说自己不小心被风吹感冒了，上不了朝堂去拜见齐王；鲁平公本来说好要去见孟子，但后来却做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孟子自然也就以眼还眼。君为轻嘛，你怎么舒服怎么来，甚至“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那么后果势必很严重。黄先生将其理解为百姓的“公意”。黄先生说：“如果把这个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
百姓的公意又是如何？两个字，生存。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电影《投名状》中，苏州的太平军投降后，高喊“馒头！馒头！”，这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谁也不能否认，生存是天赋人权。孟子甘心为此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试图让自己的思想从竹简上的竖排文字，转向实际的政策，即便被梁惠王轻蔑地叫做“老头子”，他也没有丝毫放弃。
孟子的可敬可爱之处，感情充盈之点也便在于这里。黄仁宇先生说：“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极为”动乱的年代，在后人看来，孟子不免“迂远而阔于事情”，过于理想主义，这就好比让豺狼告别食肉生活，转向去吃素，让秃鹰和兔子成为和平共处的邻居，是不可能实现的。
时代的脚步来到战国后期，一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黄先生所指乃是秦赵间的长平之战，赵括纸上谈兵，致赵国惨败，这样发动百万人的对战至战国末期已是家常便饭。而像黄先生所言的“斩首六万”、“斩首七千”，更是如同现今的广告一样，时不时地来插播一段。故而孟子才有这样一句极为愤慨的话——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是嗜杀人者也。”
孟子并非一个书生式的理想主义者，推门便知天下纷纷，为利而来，放眼静观庙堂人生，独夫民贼。黄仁宇先生说得明白：“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
顺水推舟不过是类似地心引力一样自然的事情，逆水行舟，因其难以预料的艰辛、困难，才更显大家气象。孟子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在逆风中行走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百姓争取最大程度的尊严。对他来说，百姓生存与尊严的最低底线是：“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统治者只有“保民”才能“王”。“保民而王”被后世的假英雄也好，真英雄也罢，理解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我们看到，天下纷争，被冠以“雄”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做争取民心的事情，然而一旦屁股和皇位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帝王们的眼神就再也不会真正与百姓对视。正因如此，古代的愚民及驭民之术才那般发达，而爱民、知民之心却在二十五史中鲜有记载。而这其实也正反映出孟子的“革命性”。
同孔子一样，孟子的言行也具有脱离具体时代而普世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孟子是思想先锋，也是时代引领者，只是他走的过于“超前”，让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方式坐上龙椅上的那个人感到很不自在。朱元璋即如是。当这位黄袍加身前还是“朱重八”的人读到《孟子》中不合心意之处时，如同受气的小媳妇一般恨恨地说道：
“这老头要如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
怒火中烧，往往会做出一些令人喟叹的事情来。朱元璋像着了魔似地诏告天下：即日起修订《孟子》。
共删去《孟子》全书85处，剩下170余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
对于朱元璋这样的王权占有者来说，一千多年过去了，但庄子因其言行依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士。自古言称“家国天下”既然是一人之家，一家之国，又有哪个将天下视作公共财产而与万民同享，既如此，又有哪个会真心诚意地将“百姓”摆在胸口，日夜体贴，而不是脐下三寸，肆意侮辱？
这是时代及其眼界、胆识的局限，然而也因此凸显出孟子“革命性思想”、“进步式人物”的形象。故而，黄仁宇先生认为：“亚圣……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这感情，这直觉皆来自其对百姓最大程度的热爱。
曹操：爽直可爱真小人
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
——黄仁宇
历史上有两个曹操，一个是文学曹操，一个是史传曹操。这或许是一个人们较容易接受的分类，普通百姓可以在戏剧、小说、传说中去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以此满足对那段历史的个人化倾向——自《三国演义》成为畅销书以来，曹操在民间永远是作为反面教材而被人们唾弃；深沉学者则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试图在一段段竖排的文字里勾勒这位小名阿瞒的强硬人物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可爱而又可恨，坦诚而又狡诈，大度而又气短，自信而又多疑。
真实的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民间的立场虽然说的热闹，却不出“拥刘贬曹”的范畴，很难听到一语中的的高论，而官样的文章却又过于阳春白雪，瘙到了痒处，抓不到骨头。曹操在戎马倥偬间书就的那些诗歌似乎给后人提供了另一种窥探其人的途径。看他征乌桓时所作《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是个兴趣极为广泛的人，加上胜利即在当前，便命左右鼓瑟吹笙，自己勒马驻崖，或站到高高的山冈上，用他雄浑的男声唱起了卡拉OK。他想起自己当年谋诛宦官、力镇黄巾、刺杀董卓的种种往事，不期然间也想起了当年热血激扬，以“四世三公”的雄厚家庭背影为号召，力复汉室，如今却已命归西山的幼年好友袁绍，当然，47岁的曹丞相也不会忘记那个被雷声惊掉手中筷子的刘备，虽然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不过就日后的行为来看，阿瞒从未将这个做鞋子生意的个体户放在心上。
自信的人永远认为太阳绕着自己转，缺钙的人才整天双腿打战，迎风落泪。中年正值骨身健，骑马扬鞭群盗灭。这就是曹操的“志”——至少在他能把握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为这个“志”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