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指出，兵马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秦始皇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我们能透过形象各异的陶俑，对历史上的这位极具争议的皇帝勾勒出相对清晰地轮廓，也认清继其而起的汉帝国何以能勃兴而延续达400年之久的原因。于是，现今的读者，透过秦皇汉武的余光，借助地下文物与地上史料的双重印证，于漫长的历史隧道中，有幸能以较为真切的目光窥探几番诸如司马迁、班固、霍光及王莽这般人物的内心与外行。
如同历史本身跌宕的命运一样，这些响亮名字的背后，无不充满着矛盾、坚持与忍耐，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下，即便是王莽，我们也可称其是在以最大的善心帮助他的帝国走出困境，就这点而言，他不失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从后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秦皇至王莽的这段历史视作帝国之草创，因此，在看似稳定的大一统下，也隐秘着不为人知的暗香浮动。即黄先生所言的“进三步，退两步”。这一点，西汉尤为明显。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黄仁宇
公元前221年，对嬴政来说，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随着齐国国君建走出国都临淄城，向秦将王贲投纳版籍，齐国灭亡，历时9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
坐在咸阳宫里的嬴政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在这9年当中，无数的人流干了眼泪，流尽了鲜血，流亡在天涯，国家倾覆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杀人之外的娱乐游戏。这在秦国，也不能例外。然而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人们忽然发现，公元前221年的景象，与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从这一年开始，天下的百姓要陆续抛却以往所有的生活经验，去迎接一轮执政者所说的“新的曙光”。无论是对种地的、读书的、还有做买卖的，除了以最快速度适应新时代，没有他径。以往的赵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时已统称为他们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们需习练相同的文字，出门打车，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订了宽度的新坐骑。固然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们已经看到了嬴政的决心，他要在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国家里，演绎一段全新的传奇。
嬴政对此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有耐心。吕不韦门客三千，故吏遍地，权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两子，阴谋叛乱，最后皆为嬴政所灭，这其中固有诸多因素，但若无耐心，怕大事也难一蹴而成。
自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王位，至“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御宇内”，不会不会明白，战争动乱，六国“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实际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设。这是王朝巩固的基础。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风俗，统一钱币形制，无疑是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开端。嬴政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需要慢工。
史载，嬴政每天需要批阅的各地奏报，以竹简的重量来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现在，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这一数字对于嬴政是最为基础的规定。每天如果没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应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在史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宫闱之事，就连他的皇后的名字，人们也无从知晓。
史无前例的大帝国，需要他耐心细致的指点，也脱离不了他个人性格的点缀。耐心细致，所以帝国广大，却皆遵循着同一种原则；个人性格，所以在细节之处，也显露出其艺术性的想象力和胆魄。后者，如同黄仁宇先生论及的一样，我们应该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正由于他们在1974年的意外发现，让人们从赫赫兵马俑的身上，寻找到了窥探真实嬴政的另一个线索。
黄仁宇先生由此说道：“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究嬴政在兵马俑上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解释他在成为天下的主人后，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轨”，或是将钱币形制定为圆形方孔，以致后世虽有名称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废分封，立郡县”，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将全国的豪族世家120000户迁到首都附近，以便压制监督，同时承认自耕农对所开垦荒地荒山的所有权。
这些被后世称为“万代所宗”的小手笔、大手笔，以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为了“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个整齐划一体系下，感受到如黄先生所称的“平等的观感”。
由着这样的创造，我们便常能于史书之中翻阅到“黔首大安”这样的篇章字眼，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称原则，对中国日后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大，而就其当日所铸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为“残酷无道”、“丧失人性”。这就好像青蛙吃苍蝇，就论其为嗜杀成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汉初勤于总结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训，制度上却依旧“汉承秦制”。嬴政最大的功绩并不在此，而是如黄先生所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
在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于空旷一片的白纸上，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进而以进取之姿态，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冒险活动。这样的君王，称其为“千古一帝”丝毫不为过。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才有以后在这个嬴姓子孙身上所发生的令人“切齿痛恨”之事，让人无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奖或是彻底的贬损。这也正是黄先生所论“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的意思。
就像前面说的，这与嬴政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胆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这条“天下第一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最窄处也有20米。
同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太多而城过小，下令修建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时只修了一座前殿，而仅仅就是这么一座前殿，其规模就令人叹为观止——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因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新建的国家体育场，拥有永久性坐席80000个，在使用现代化机械、有7000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情况下，用时5年方告竣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宫，在秦代，又需要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
倘若说修直道是为了国防建设，那么阿房宫则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残酷无道”，况有“焚书坑儒”这等灭绝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为和创造是决然不能掩盖其血腥的本质。嬴政千年的骂名由此注定。然而国家草创，一切从零开始。谁曾为他提供最为确切的参考？谁有能发誓说如果自己站到那时的场景，不会有嬴政的手段？作为一个全新世界的统治者，倘若抛却应有的想象力和胆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会让后来人发出”过于保守，而不思创新，毫无帝王之相”的责难？
事实上的情况，黄仁宇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从而又指出实际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点：“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嬴政无人能代替，“朕就是国”，他一闭眼，这个国家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时已是秦二世，就此论嬴政，未免过于成王败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种树人的角色，玩笑点说，他犹如《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后历朝历代，不过损益相承罢了。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
——黄仁宇
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为此时的汉帝国，与身心疲倦，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他（刘邦）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
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
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国家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展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层原因。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
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最。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靠着如此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侯国经济发达，中央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中央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国家没钱，不得已而为之。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
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时艰出明主，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刘恒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望，将帝国带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事实上，在其登位之处，即便是拥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没底。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最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着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认现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缓矛盾双方的情绪，力求一个相对平缓的态势。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正是他这种指导方针的体现。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若想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架势，需要的是“见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恐怕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
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登基3个月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黄仁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
帝王时代，正规化不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权的凸显。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以万计，用来串起铜钱的绳子已经断了；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连粮库都存不住了，新粮下面压着旧粮，有些粮食已经腐败得无法食用。
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盘。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令他最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事件的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
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
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