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墉以前，刘家曾有多人在山西做官，并做出过重要政绩，都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清官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康熙初年曾任太原推官，任内曾捐俸修建文庙，设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人们大为称赞。刘墉的祖父刘启，曾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任内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鼓楼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官怕民服，善政不可胜举。后晋升为江西提刑，士民泣送之”。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了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非常好。
《山西通志》称：“乾隆二十二年，以刑部尚书按狱山西并清查亏空，一时墨吏罢斥几尽，而循良者多获保全。第二年，归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又以协办大学士奉命协巡抚塔永宁往鞫，得实，自将军以下悉按如律。轺车所历，中外肃然。”刘墉的堂伯父刘铤煜，曾以举人历凤台、曲沃、平陆知县，死在平陆任上。任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曾谏止修天井关及阻止西征期间对曲沃民的征服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死后“曲沃民感其惠，争往赙之”。
刘墉出任太原知府一职，压力很大，一是他此前从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却忽然间被派到这块繁难的地方，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没有把握。二是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很好的口碑，自己总不能给刘家清官的形象抹黑吧！再者说来，自己初任方面，总应该给皇上留下个好的印象，一来不辜负皇上的恩典和父亲的期望，二来为仕途奠基他不能不认真办事。
鉴此，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做了辞行，便踏上了西去的行程。刘墉此次到太原赴任，因走得匆忙，或是他向来俭朴，总之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衣着朴素。他在一首《赠钜琛侄》的诗中就写道：
帽破衣残到太原，故人犹作旧时看；
北上帝京鹏路近，南归生男凤巢安；
才华莫叹江郎尽，风貌真怜范叔寒；
今朝且预龙山会，黄菊红萸露满盘。
途中没有任何驿站，《泽州道中》写道：
暮色苍然野气温，天西余赫似朝暾。
入肆鸡豚丰岁有，在堂蟋蚌古风存。
荒村过客将求火，小店招商未掩门。
大行西下吾能说，元气微茫带水浑。
在刘墉上任之前，太原府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有些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赞许。
山西本是穷乡僻壤，财政收入很少，却地居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很多。加之官蚀民欠各地粮仓亏空，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上任后即注意这件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三万余石存为府仓，公私赖以为便。
由于刘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中，确实干了一些实事，如清积案、整顿仓储等，都受到人们的肯定，所以光绪《山西通志》评价他说：“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而出名。”
一个人手段的软和硬，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来区别，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在必须硬的时候软，不能在该软的时候硬，最好的手段一定是到位的手段。
决定了，就去做
敢做敢为的人常说：“我总有机会！”失败者的借口是：“上天不给我机会！”失败者常常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机会，是因为没有成功者青睐，好位置就只好让别人捷足先登，等不到他去争取。
可是有眼力的人决不会找这样的理由，他们不等待机会，也不向亲友们苦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制造机会。他们深知，自己才是上帝，才能给自己机会。
亚历山大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等待机会来临，再去进攻另一个城市，亚历山大听了这话，竟大发雷霆，他说：“机会？机会是我自己创造的。”创造机会，便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因此，只有去创造机会的人，才能建立的丰功伟绩。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总要等待机会，是不可取的，一切努力和热望，都可能因等待机会而付诸东流，最终得不到机会。
在一般人看来，机会是打开成功的钥匙，一旦有了机会，就能稳操胜券，走向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做什么，就是有了机会，也需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对该省吏治风俗多有观察，敢于揭露其中的错语，提出了不少令乾隆感兴趣的提议。
作为清代学术与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的士人风气以和他们对朝廷的态度关系着清朝统治能否获得稳定与加强。因此，历代皇帝和大学士对该地区都非常重视，康熙和乾隆六次南下，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笼络东南士民，强化对该地区的统治。乾隆时期，大学士尹继善在东南地区长时间担任总督和巡抚，前后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其原因在于尹继善精于文学，善于通过以文会友与文人学士联络感情，因而深获当地士人的喜爱，他在东南的政绩成为清朝成功推行文治政策的典范之一。
江南地区发达的文化要求地方大吏不但要清正刚廉，而且要懂得顺应自然，宽缓为政；不但要推崇儒家政教，而且要懂得奖扬斯文，引导风流。派具有深厚儒学素养与文学修养的尹继善到江南为官，可以说顺天之木焉，时人称尹继善“就论风雅已压群公”。“在江南地方推行仁政，百姓乐业，官吏倾心，不敢稍微违犯法律”。
当老百姓听说尹继善要到江南就职，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而当尹继善去世的消息传出，东南一片伤心，军民悬画像，士女咽悲喉，即反映出他十分清楚治理两江地方的诀窍。对此，精敏的乾隆皇帝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他说：“满洲科甲官僚中，长于文学精通政事尹继善是第一。”
刘墉被选派到江苏做学政，充分体现了乾隆对刘墉在安徽学政任内工作的声望，及对刘墉管理学务能力的重用。但这只是一点。另一点是，刘墉有在江苏开展工作的便利之处。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之前多次负责南河河工，在江苏的时间比较长，熟悉风土人情；刘家在江苏拥有很多的朋友或门生故吏，像前面提到的江苏文化名人大多与刘家有许多的关系。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也是刘统勋的同僚和朋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也就是刘墉到任的第一年，前辈钱陈群为送主试江南的儿子钱汝诚回北京，来到江宁，遂招往江宁出差的刘统勋，在尹继善的府衙聚会。
这次聚会，尹继善也曾赋诗多首与钱陈群相戏谑，当中一首诗：一曲寒流抱小洲，荒亭散步也优游。只看红叶遍经雨，未赏黄花已过秋。北去有人随远雁，宵来无语望牵牛。适逢扶杖鸳湖叟，笑问哪时回八驺？
可见三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此良好的社会关系，又有安徽学政的经历，刘墉主持江苏学政工作得心应手。
刘墉这次视学江苏很认真，考取生员比较严格，诸联《明斋小识》就记载说：“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骏厉，人多畏惮，到四十二年复任江苏，则宽厚平和，与前次不轻易取悦秀才迥然有别，即使年例不符合者，也准予赏给衣顶，并且能对科场运气不好者予以照顾。”于此可窥见其风格及其改变。
刘墉还认真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及官方士习情形。乾隆二十七年秋，刘墉在离开江苏省前夕，将此向乾隆做了上报，算是对他观风察俗工作的总结。其中特别谈到了对考生的管理等问题：
监生中有喜欢生事，胆大妄为的人，府州县官多所忌惮，并不加惩处。以致他们不仅害怕刁顽百姓，而且害怕蛮横的监生，狡猾的胥役。对于波及监生案子既未能及时审断，又不想明定是非。确定罪责之后，应该扑责革退的监生，并不责革，实属疲玩不堪，讼棍奸吏因此得以行其奸谋。不只是他们目无学政，甚至有心欺诈督抚。
此疏深切当时江南官场之恶习，因而受到乾隆的赏识，乾隆在随后下达的上谕中指示：
刘墉所奏，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土民风尚，大多浮靡好事，当地地方有司，又加以姑息，遂致此等恶习日趋严重，牢不可破。
所以，近来封疆大吏懈弛弊端，直省中唯有江南最为严重，这本非刘墉一人私下看法。陈弘谋、尹继善在督抚中外任时间最长，而且向来好以无事为福，况且经历事情很多，上下一团和气的作风竟成故疾。他们所管辖官员又大半属往年旧属，因循生玩，往往遇事姑容。甚且狡猾劣员，近来借口办差，有意延搁公事者更不而足。积习颓靡，不知振刷。此等情状，即使当面责问尹继善、陈弘谋，他们也应当难以自解。
况且督抚为属僚作带头，既然上司不能有所振作，那么所有下属又有谁不承风？至于上行下效，怠惰之势已经形成，谁来承担责任则朕惟于督抚是问耳。尹继善等当以此痛除旧习，刻自振作，如果州县官确有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各情节，即当严行体察，据实参奏。如果不知悔改，而转以被揭憎恨他人，更难逃朕洞鉴。
后来，他又多次在谕令中谈及这个问题，可见刘墉所奏在乾隆心目中的作用。
一个人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或者是退让，或者是挺进，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则有一股韧劲，对待自己认准的事，大胆而果敢地去做下去，这便是气魄。
狭路相逢勇者胜
人成功的原因有很多，胆量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没有胆量就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能开拓进取，也就无法向着成功迈进一步。
在朱元璋的创业史上，触目惊心的鄱阳湖大战是最让人无法忘怀的。而陈友谅是在朱元璋与各路群雄的角斗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陈友谅是沔阳玉沙县（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人，出身渔家，原姓谢，因祖父入赘陈家，改姓陈。友谅武艺高强，力大如牛，后自称平章。
他年幼时曾读过几年书，懂得一些文史，在衙门中做过一段帖书，后来聚众起义，迫于官兵的追剿，投奔了徐寿辉，因功升为领兵元帅。徐寿辉本是一名布贩，又名真逸，亦称真一。人缘好，结交了不少的江湖朋友。他身材高大魁伟，相貌出众，后来加入了彭莹玉统帅的弥勒教，被推为首领。彭说徐乃是弥勒佛下世，应为人主。
自从渡江占领太平后，朱元璋的地盘跟陈友谅的地盘相接壤，这就使他们的矛盾日益加深。于是朱元璋在分析陈友谅之后，发现他多疑、猜忌，虽然他也惧怕自己，但他更惧怕赵普胜，而且赵的实力名望都不亚于陈友谅，对此，善于运用计谋的朱元璋便使用了离间计，成功地使陈友谅灭了赵普胜。
1360年(龙凤二年)，陈友谅率军欲取池州，朱元璋设计斩杀敌首万余，生擒三千，使得陈友谅难以前行。之后，陈友谅与徐一起进攻太平，又攻占了采石。在采石，他杀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年号大义。陈友谅弑君称帝后，派人约张士诚一起进军应天。当时的各路群雄，陈友谅实力最强，朱元璋的水师仅是他的十分之一，他拥有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和江海鳌等一百多艘大舰，战舸数百条。
应天的文武官员听说陈友谅要来攻取应天，个个都惊恐不已，乱作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上钟山据守，也有的则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还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太平，牵制陈友谅的兵力。朱元璋没有理睬诸将的议论，而是将建议他先攻陈友谅的刘基请进密室，请他指教退敌之策。对此，刘基仍建议，集中兵力先击陈友谅。两人仔细研究了东西线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集中兵力出击东北和西线，并一起制订了一个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作战方案，一场保卫应天的战役打响了。
胆量不仅是一种进取精神，也包括对敌手的大胆预测和果断决策。
朱元璋就像一个心理大师，早已料到陈友谅骄傲轻敌又求胜心切，便设计诱其进攻应天，自己在路上埋伏出击。陈友谅果然急于求胜，亲自率师东下，直奔应天。赶到江东桥时，发现木桥变成了石桥，方知中计，但已来不及撤退。此时，朱元璋在卢龙山顶居高临下指挥战斗，下令擂响战鼓，举起黄旗，于是，伏兵四起，杀声阵阵。常遇春、冯胜率伏兵冲向龙湾，徐达也领兵从南门杀到，会同张德胜、朱虎的舟师，一同围住了陈友谅的兵马，将其歼灭。
看见从四周杀出的众多士兵，汉军将士心里一阵恐慌，争相登舟，想着赶紧离开。不想，正值退潮时期，战舰全部搁浅，死了不计其数的汉军，二万人被俘，陈友谅乘小船才侥幸逃脱。朱元璋此战大获全胜，并缴获上百艘巨舰，数百艘虞舸，陈友谅主力尽失。
应天保卫战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朱元璋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积极争取主动权，他精心设计并导演了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这次战斗进行的每一步都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初步显示了他的军事天赋。朱元璋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的弱点，诱敌上钩；又借助应天极其复杂的地理形势的有利条件，将陈友谅巨舰引入狭窄的河道；又巧妙准确地掌握江水涨潮退潮的时机，使之搁浅，逼敌军弃舟登岸。避开敌军善水战之长，充分发挥自己善陆战的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应天转危为安。
胆量还在于能抓住机遇。面对机遇，只有及时伸手，才能将机遇化静为动，使局势对自己更为有利。
朱元璋的确是一个会抓机遇的人，在与陈友谅逐鹿的过程中，常用计谋频频胜利，扩大了战果。到洪都归降后，双方的军事力量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元璋由弱变强，已经具备了和陈友谅一决雌雄的实力。
龙凤八年(1362年)2月，朱元璋返回应天，召集诸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比较分析了东西两个敌对势力的情况之后，朱元璋指出：“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取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这段话是朱元璋经过缜密思考后的决策。朱元璋强调：经过这几次的战争后，今后的战略仍是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应天保卫战的胜利，使陈友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朱元璋也因战绩突出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陈友谅自然也不甘心失败，多次振兵进行反击，并于龙凤七年(1361年)七月夺回了安庆。朱元璋从降将口中了解到陈友谅政权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后，决定亲自带兵出征。他率领舟师溯江而上，在龙骧巨舰上树起一面大旗，上书“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沿江守军或望风而逃，或卷旗而降，只有安庆坚守不下。
刘基认为陈友谅以重兵把守安庆，江州必然空虚，建议朱元璋暂时放下安庆，直捣江州。于是朱元璋挥师西进，陈友谅来不及重新布防，仓惶应战，战败逃往武昌。朱元璋分兵进攻附近之地，到次年正月，江西各州县和湖北东南角都归入朱元璋的版图。二月，朱元璋回到应天，准备调整兵力，全面进攻陈友谅。
朱元璋与陈友谅的较量，就像一上一下拉锯战一样。陈友谅之败，也在于缺乏足够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