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对日本人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作霖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五）别查了，不再追究
这次炸张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张的谋害(12年后，在皇姑屯又搞了第二次炸车事件，张作霖被炸死)。这次谋杀事件发生后，日本人造谣说，暗杀行动是宗社党干的。事实上，将军署的密探们早就已经查清，暗杀是日本人所为。刺客没炸死张作霖，自己倒被炸死了，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密探们发现虽然他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定是日本人。
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张作霖对这次暗杀事件采取了故作不知、未予追究的态度，忍气吞声地对部下说：“别查了，拉倒吧！”张作霖明白，既然不可能向日本人兴师问罪，那么追究下去，只能是自取其辱。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张作霖还故意在一个公开场合当众说：“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算是把这一事件敷衍了过去。
这次暗杀事件给了张作霖一个重要教训，使他懂得，不能不对日本加以防备，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张作霖既利用日本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日本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事件经过
1928年4月5日，新军阀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30日，各路蒋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蒋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张作霖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当上奉军首领，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他又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享以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有来往，其用意昭然若揭：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
在张作霖打算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接着威胁说，日军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时机下手。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了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仅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
关联事件
张作霖死亡后，为保时局稳定，东北地方当局谎称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当时，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
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将军的“生日”。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1928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
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事变背景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１９０５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１９２７年６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１９２９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１９２８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１９３１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１２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１８８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２００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７月５日前完成筑渠。７月１日，中国农民４００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７月２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７月５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1８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７.５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２师步兵第２旅第２９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２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６２０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５００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２师第３旅第２９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２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３营进攻营口、第４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２师第３旅主力、骑兵第２团、独立守备第１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９月１９日１０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１８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９月２１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２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