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蒋翊武、孙武、刘公不在场，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既非革命党人，资望又不高。分别率领各标、营、队起事的蔡济民、邓玉麟、李西屏、熊秉坤等，在政治、军事上都缺乏领袖群伦的资历。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的状态，使革命首义人物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推举黎元洪的可能性增大。当起义者马荣等人在武昌黄土坡的一个住宅里找到黎元洪时，正为找不到都督人选而焦虑万分的党人愁眉立解，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请黎元洪出任都督的意图。
第四种说法，黎元洪成为鄂督是革命党人威逼的结果。萧致治、任泽全撰写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初探》一文认为：革命党人的胁迫，促使黎元洪的态度发生转变。10月11日清晨，马荣、程正瀛等找到黎元洪后，请他出来主持大计。他不肯就任。程正瀛厉声开导：“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黎元洪不得已，才说：“我去！我去！”后来到了楚望台，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特意命令士兵列队致敬。一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可是黎元洪不识抬举，反而对士兵大肆恐吓，要起义者回营休息。革命党人何竹山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对不可行。”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拒不任职，测绘学堂学生朱树烈“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以感之”。党人蔡济民则拔出手枪，厉声说道：“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烈。”这时，党人李翊东手持已写好的安民文告走上前，要黎元洪以都督的名义署名。黎元洪颤声说：“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气愤不过，把枪口对准他说：“汝腼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黄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汝罪，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李翊东见黎元洪还是不肯执笔，便在布告下面一挥而就一个“黎”字。然后恨恨地对黎元洪说：“我代你写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革命党人竟用枪杆子逼迫这位旧军官作自己的领袖，真让人匪夷所思。
第五种说法，黎元洪出任鄂督是立宪派倡议的结果。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人和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及若干议员到咨议局召开联席会议。张难先主编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说，当商讨推举都督事项时。
仓卒不得人选，立宪派议员刘赓藻曰：“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导觅之。”当时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
咨议局议员大多是立宪派人士，刘赓藻提议有革命渊源、且与立宪派交谊深厚的旧军官黎元洪作都督，立宪派当然不提反对意见。
诸种说法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黎元洪出任都督，在当时特殊形势下堪谓“众望所归”。（佚名）
武昌起义中的黎元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想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一、出身贫寒，凭真才实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首领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任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烂的状况恰成对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
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涧、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三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
二、思想开通，存心排满，多次保护革命党人
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3年，着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黎元洪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云、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这些事并非是倾向革命，而是担心大兴党狱反酿巨变，一旦震动朝廷，自己落下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但也说明他与满清朝廷离心离德，有一定的排满思想。湖北新军中当时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黎元洪并不责怪，表示剪与不剪悉听尊便，早被革命党人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他没有兴大狱、广株连，客观上保护了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力量。1911年4月，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湖北的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当时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并非起义成功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筹划已久的既定决策。
三、恐惧观望之中，被逼成为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广总督瑞澂连续召开会议，与张彪、黎元洪等人商讨防务，缉捕革命党人。当时瑞澂提出楚望台军械库最为重要，而守卫该处的工程第八营内革命党人众多，提议用满族旗籍士兵换防。黎元洪据理力争，称革命党人如果真的人数众多，少数旗籍士兵也无济于事。因此挑起满汉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实，得不偿失，最后瑞澂只得作罢。楚望台一旦换防，起义成功的胜算就要大打折扣，黎元洪客观上又给革命党人帮了一个大忙。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俄租界赶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捕，将捕获的炸弹、旗帜、告示、印信、名册等一并交给瑞澂，瑞澂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捕后牺牲。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10日晚起义，黎元洪统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晚8时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向总督衙门发起猛攻。起义当时黎元洪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大营中，他带领全部将官集合于会议厅内，下令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并发出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按兵不动。晚11时半，工程八营的党人士兵周荣棠翻墙闯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大家去攻打督署。黎元洪气急败坏，将周荣棠杀害。这是情势所逼下杀一儆百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功绩；同样也不应该以这一项罪过，就全盘否定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试想他当时如果不是按兵不动，那将有多少革命党人会流血牺牲。午夜时分，革命党人设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开始向四十一标营地轰击，黎元洪自知大势不可挽回，命令将官带兵出营，各找生路。军官们如遇大赦，登时四散，许多党人士兵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黎元洪也在部属簇拥下离开营房，躲避在参谋刘文吉家。10月11日晨，武昌起义宣告胜利，党人士兵马荣奉临时起义总指挥部命令，带兵闯入刘文吉家，请黎元洪出去“主持革命大计”。后来盛传黎元洪曾躲到床下隐藏，其实并无此事。“床下说”是1912年春《震旦日报》在攻击黎元洪的一篇社评中首先提及，以讹传讹，于史无据。黎元洪只是表示拒绝出山，但被革命党人不由分说簇拥到楚望台起义临时总指挥部。革命党人同时还争取了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长。黎元洪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连声推辞，执意不从。革命党人要他在安民文告上签字，他连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只好由革命党人李诩东代签。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头攒动，“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民心，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文献记载：“……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看过布告，原来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表示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风闻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地方大吏、高级将领附和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了一个“榜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佚名）
德有余而才不足的黎元洪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是历史课上，讲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过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终于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我不明白，为什么革命胜利了，胜利后的革命党人自己不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而非要拉一个晚清的官僚——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呢？课本上的解释好像是黎元洪善于伪装，才混进了革命队伍。那时我虽然懵懂无知，但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太信服：你们赶跑了晚清的大员，你们当家作主就是，干吗让黎元洪混进来；再者，人家黎元洪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置，是你们硬逼的，人家怎么是混进来的！
革命党人把已经到手的都督职位拱手让给黎元洪，这只是一个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在教科书中小丑式的人物——黎元洪，不但才智过人、思想开明，而且宅心仁厚，在武汉乃至湖北都有着崇高的威信，能够被各方接受，这才是他被推为都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