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说过：“黄金实质上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这从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在我国，据考古出土资料，铜是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金属。我国古代先人认识和使用黄金的最早例子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四至五千年）。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一块夹有一金块的陶片，用手掂，可感觉到此陶片的重量比一般陶片重得多。据测定，北方龙山文化陶器的烧成温度为1000℃，低于金的熔度1063℃，故金块当为自然金，是陶器制作者有意放人作装饰用的。
如果说龙山文化时期古人们尚不知如何利用黄金的话，那么约至夏代时，人们就已经把黄金和白银加工成纯粹的装饰品了。甘肃玉门火烧沟墓葬中发现的金鼻饮和银鼻饮，即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黄金、白银制品。经碳14测定，火烧沟墓葬为距今3890年±120年（经树轮校正）。
商代至西周时期，黄金器饰数量较少，分布也零散，主要出土地点有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村、北京房山琉璃河和平谷刘家河、四川广汉三星堆、山西中北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等。从地区差别来看，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等器物之上，起装饰作用。其中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觚，上饰三道金箔饰和绿松石、蚌片等，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金平脱制品。至西周晚期时，出现纯黄金铸成的金腰带饰组，出土地点有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第2001号虢国墓及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另外，西周时期，可能还出现了银质器物，美国纽约索思比行收藏有1件中国古代的银马冠，长27．3厘米、宽29．9厘米，形状与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等地出的铜马冠、兽面具相似，可能是西周时期遗物。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政治上周王室衰落、诸侯崛起，列国分立，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生产上由于铁器的出现，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分离出来，城市勃兴，出现了如临淄齐城、新郑古城、江陵郢都等列国都城，成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金银工艺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但数量大增，而且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基本上形成了以后金银器在分布、风格等方面的格局。综观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饰，我们可大致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数量门类增多，出现了装饰品以外的一些实用器物。如山东刘家店1号墓出土的金剑柄、桥形饰，宝鸡益门2号墓出土的金剑柄、鸭首金带钩等。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齐墓中出土金银带钩共10件，时代属春秋晚期，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金银带钩。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南方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浙江绍兴306号墓中第一次出土了金质器皿，而在北方战国时代的洛阳金村墓葬中，则出现了许多银质器皿，如银盒、银卮、银铫等。地区差别仍很明显。在燕赵文化以北的游牧民族地区，金银器物以各式各样的圆雕动物造型、动物纹饰胖、扣饰、泡饰为主，动物图案、人像风格均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民族色彩。而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则以器皿、带钩、车马器等为主，装饰纹样虽也有动物，但绝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金银器。
*包金、贴金仍十分流行，但新工艺不断出现，如鎏金、错金银、掐丝、编累、镶嵌、炸珠、失蜡铸法、金银扣等均出现并盛行于此时期，从而大致奠定了中国传统金银细工工艺的基础。
总而言之，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金银器的滥觞时期。这时，青铜器工艺技术正发展到巅峰，所以金银器刚出现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青铜器的影响，借鉴其先进的工艺技术，但同时它们又反过来装饰铜器，独立发展出一些不同于铜器的制作工艺及造型纹饰。
一、通天地鬼神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贝等大批遗物，其中大型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具和青铜人头像、神树金杖等精美罕见，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金器有杖、面罩、虎形饰、金璋、金树叶等，均前所未见。
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出土时已压扁变弯，外面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圆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
面罩用纯金箔模压而成，贴于铜头像面部，双眉、双眼镂空，鼻部凸起，残宽22厘米，高9厘米。
虎形饰，出自青铜头像内，也是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1．7厘米。大头昂起，眼镂空，大耳，身细长，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扑击状。通身模压目形斑纹。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一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二期偏早时期。
三星堆祭祀坑均经过焚烧，器物大多夹杂于炭屑灰烬之中，当是燔燎祭祀后瘗埋下的。《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甲骨文记载中，“燎祭”，不仅祭天也包括祭地、祭山川河流等自然神祗。两坑中出土大量的动物骨渣和象牙，是祭祀时杀牲的遗存。先秦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表记篇》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祭祀之重要。
三星堆祭祀坑有火烧现象，表明祭天，以求天帝天神的庇护。祭天时要把供奉的牺牲和祭品放于火上烧。
祭品、牺牲火烧后瘗埋，是为了祭地，以求丰收。
坑中出土的玉璋及悬挂鸟、动物、铃、瑗等挂饰的两棵青铜树，当是祭山之物，二号坑中玉璋上刻古人跪拜和以牙璋祭山的图案便是明证。《华阳国志·蜀志》记蜀王“鱼凫”于西山仙去，“杜宇”隐于西山等，当与附近西山（又名月垒山）有关。
二号坑中出土大型青铜立人，头戴花冠，四肢带镯，赤足立于方座之上，当是象征政教合一的首脑人物正在主持祭祀。人像既是王，又是最大的巫师。大巫师旁出土许多青铜人像，当是小巫师。他们或头上戴冠，冠上饰三片“羽毛”，双手握成环形；或戴金面罩。《周礼·夏官》云：“方相氏……黄金四目。”《后汉书·礼仪志》说：“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所谓“傩”，是我国商周开始的一种搜索住宅宫室、驱逐四方疫鬼的祭祀舞蹈。两坑中出土的几个青铜人头像，面戴黄金面罩，面罩的眼眉部镂空，两只铜眼暴露在外，可能代表驱鬼的“黄金四目”的方相氏。
三星堆是目前已发现的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古蜀文化遗址，这里既有城墙城壕，也有房子、墓葬、祭祀坑，考古证明这是蜀国早期的都城所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把原来巴蜀文化的考古研究范围由春秋战国时期上推到夏商时期。
二、西戎霸王
春秋时期，列国纷争，霸主更迭不已。秦国虽地处西鄙，但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从而能统领西方，与东方列强竞争霸主地位。
1992年5月，陕西宝鸡市南郊益门村的一座秦国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金器、玉器、铁器、铜器等珍贵文物共二百余件组，其精细华丽至极，使人们对秦国这个西戎霸主又多了一份惊奇和疑惑。
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中，纯金器、金铁或金铜等复合器物多达104件组，几乎占墓葬全部随葬品的一半。有带钩、带扣、泡、环、络饰、串珠、金柄铁剑、金环首铁刀、金方首铁刀、金环首料背铁刃刀、金环首铜刀等，金器总重达3000克，居于中原地区先秦墓葬的前列，器类主要是兵器、装饰品和马具。
纯金器和金质复合构件均系浇铸而成，其中铜、铁刀剑的柄首饰镂空浮雕蟠虺纹，花纹细碎绵密，显系失蜡法铸成，然后再与刀剑身镶嵌成器。就工艺而言，金带钩、鸭首金带扣等为圆雕制品，金刀剑柄、方泡等为透雕，而金串珠全为“炸珠”，珠粒大小均匀，经打孔后穿系。有些金器除了有一层或两层的装饰图案外，还镶嵌有料珠、绿松石和宝石。这说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秦国的黄金冶铸、装饰技艺已在列国中居于领先地位。
纯金器中最精美的是鸳鸯形和盘蛇形带钩。鸳鸯形带钩通高1．5厘米，长2．3厘米，宽1．7厘米，扁平体，末端开口，腹中空，圆首短颈，扁平喙，冠、耳处原嵌绿松石等，惜已脱落。器身各部位纹饰不一，有阴线S纹、云纹、斜线纹、细珠纹、双蟠螭纹，螭目曾以宝石镶嵌。盘蛇形带钩，以盘曲成圆形的大蛇为主体，蛇首高昂回首，圆盘上又间盘4条小蛇，另有两小蛇在大蛇首尾间相接游动，直径2．6厘米，高1．4厘米。
复合器中工艺最精湛的首选金柄铁剑。此剑通长35．2厘米，身长25厘米，柄长12．8厘米。剑身、柄系分制卯合而成，剑茎插于剑柄内。剑柄格部和首部均饰前后两重蟠虺纹，茎部的蟠虺纹则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五处突齿。蟠虺纹均作镂空浮雕状，虺身纤细，满布密点，表示鳞甲，虺身相互交缠，隐现头、羽翼，中嵌料珠和“乙”字钩形绿松石，前所未见。整个剑柄花纹繁复，玲珑剔透，彩色辉映，精美无比。
金柄铁剑、铁刀的出土，不仅说明春秋时期秦国黄金工艺的高超水平，同时和此时期秦国出土的诸多铁器一起，说明秦国的冶铸技术在当时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类似益门村二号墓的同时期的饰镂空浮雕蟠虺纹的金剑柄，有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传出于山西浑源古墓的一件，还有建国前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大墓中的一件，只不过这两件与益门村二号墓的那件略有差异。即前一件没有镶嵌，后一件剑柄为青铜，但外包一层黄金，上也有镂空蟠虺纹和镶嵌的绿松石。由此可见，镂空蟠虺纹金剑柄的使用，恐为春秋晚期、战国初的一时风尚，只不过秦人所制的金剑柄更为精致罢了。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想，出土这么多精美的金器、铁器、玉器的墓葬一定是规模宏大的帝陵类墓葬吧。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珍贵文物，就出土于一座上口3．2米×1．5米、下口2．8米×1．5米的长方形小墓中，墓中仅有一棺一椁，没有陶器，更没有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礼器和铭文。所以这个小墓为何出有这么多重要文物，墓主是谁，目前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三、带钩
带钩是春秋至魏晋时期我国古代文人武士、官僚贵族习用的一种服装附件，它既可用来束系革带，也可用来佩系武器、悬挂印玺、铜镜、钱袋及小件装饰品。带钩大部分是铜、铁制成的，少部分由金、银、玉、石、骨、木所制。
晚至春秋中期，带钩已经出现，至战国中晚期，带钩发展到鼎盛时期。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带钩都是金带钩，主要有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的金带钩两件、陕西凤翔高庄10号墓的金带钩1件、陕西宝鸡益门村墓葬的金带钩3件、山西太原金胜村墓葬的金带钩4件。战国时期既有金带钩、也有银带钩出土，有山东曲阜鲁国墓葬中的银带钩两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金带钩1件、河南洛阳市327号墓的嵌金箔银带钩1件、河南洛阳市道北邙岭路墓葬的银带钩两件、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的包金镶玉嵌玻璃银带钩1件、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中山国墓葬的银带钩1件。这些带钩中最精美的要数1951年出土于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中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不论从制作工艺，还是造型装饰来看，它都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