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1925年因战胜奉军占有闽浙苏皖赣五省地盘，遂联络各省推举吴佩孚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最初所指之“贼”本为奉军首领张作霖，后来乃将所指之“贼”转变为国民军首领冯玉祥。
吴佩孚于1925年10月9日通电就职，设总司令部于汉口郊区查家墩。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切望吴军北进，同时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知吴军要求假道讨张是“假途灭虢”之计，而断然拒绝，如是战争以起。吴佩孚派寇英杰为前敌总指挥，刘玉春、宋大霈副之，12月4日向河南信阳发动攻势。当时我在信阳商会任会董，与驻军军法处有交涉，得知当时战事情况。
一、信阳被围时的攻守形势
当时驻守信阳的军队为国民二军陕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号朗亭)所部的五六千人。他的战略是缩短战线，坚守要隘，集中兵力，阻止吴军北进，因此先将武胜关至东双河的京汉铁路彻底破坏。因信阳城池坚固可守，乃深沟高壑，密掘战壕，并在四周山岳地带构筑堡垒，使吴军久攻不克，直至12月16日信阳城区始被吴军包围。时信阳城五门紧闭，城外的战壕已由吴军全部占领，日夜仰攻；城内的蒋军则隐蔽于雉堞之内，居高临下地射击，相持不决。虽经豫督岳维峻先派刘鹏旅由确山驰援，继派田维勤(绰号田葫芦)师率领两千之众实行内外夹攻，结果1926年1月4日吴军却将田军逼进城内，增加了城区供应的负担。
二、信阳被围后的社会状况
信阳在历史上是东周时代的申伯国，城墙高厚坚固，周围按旧制为九里三分。当时居民约3万左右，全县的殷实富户大多数集中于此，除了各家自备谷仓收聚佃租为数可观外，并设有义仓三处，粮食之多足济军用。战事发生后，蒋世杰即派军把守各处谷仓，并向各商店住宅搜查油盐食物，认为有余的，即强迫征用，由县政府出具借据。居民初还求情说理，争多论少，迨后军队退入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已完全不能自主了。蒋军虽派队捧着令箭巡逻，宣称发觉抢劫行为不论军民皆就地正法，实际上是徒具形式，即令有人扭同强奸或抢劫的士兵向巡逻队报告，但转瞬之间又被放出，最后形成了军民不分的大伙家局面。有些当地的流氓地痞，早知某家富厚或某家女美，便勾结不良兵士按户搜索，或指向商店强取货物转卖，可是收买者不旋踵又被另一伙军人抢去。由于随得随失，除了食品外，任何贵重物品，虽以最低的价格亦无受主。本来商店大都住有军队，一切用具衣物无形中已全部属他们所有。
陕军从师长蒋世杰起，不仅军佐都有大烟瘾，士兵之中有烟瘾者几占半数以上，虽在战壕之中，其步枪与烟枪实属同等重要。此时民间的烟土、烟灰、烟具早已搜索净尽，使原有嗜好之平民已于无形中戒绝了。由于烟土消耗量太大，储存量太少，而且来源断绝，引起军中从上至下的恐慌，后来求和谈判此是一大原因。陕军最初重视之物本为金银财宝，但所抢的以纸币和银元较多，因银元分量沉重，不便携带，士兵争以高价换取黄金首饰。城外炮声枪声不绝，城内的军人有的终宵聚赌，有的一榻横陈，大都处之泰然。
由于围城日久，城内既无下水道，粪便遍地皆是，垃圾堆积如山，瘟疫蔓延，解围后经年未息。当时生活中最迫切需要的是燃料、煤炭，因此军民日用所需，除将城内大小树木伐尽外，并将庙观会馆等处的梁柱门窗隔扇以及商店住户的家具等拆毁殆尽，以充燃料之用。当地妇女素重贞操，遭陕军蹂躏自尽者约30余人。
三、议和代表的出城和赴汉口
信阳围城之战，相持至一个月以后，因城内音信不通，虽吴佩孚的兵士在战壕中高声大喊占领了开封，蒋世杰方面还是疑信参半。后因军火难以为继、鸦片发生恐慌，蒋世杰才发动地方士绅求和，结果由民众团体推举代表四人，计朱浩然、杨圣阶、熊意超、王汉明(王系蒋世杰的人，冒充教育会代表)，于1926年2月2日由信阳北门城墙隧道出城。
前一日以商会名义写就求和书信数十封，封面写明投交前敌指挥官，每信各以石块加布或厚纸包裹，在四周城上向外抛掷。信中大意是说，拟由民众团体推举代表出城求和，如果同意，即请在某处竖立红十字旗帜并停止射击。次晨城内人民闻知大同医院方面打出了红十字旗帜，全城欢声雷动，如获再生。代表等出城后用红十字旗帜为前导，行约一箭之地，即有身着便衣的两人出现，问明来意后，即领着向前进。通过铁丝网和各种障碍物，历一时之久始达到离城5里的陈家塘村，由吴军前敌副指挥刘玉春接见。至此，才知寇英杰、宋大霈果已进入开封。议和代表将蒋世杰提出的条件向刘玉春一一说明，要求开放信阳城西一路，让蒋师退往豫西、鲁山一带，并说如豫督岳维峻果真失势，亦听候收编。刘玉春认为事情重大，必须请示办理，一方面款待代表，一方面打电报向吴佩孚请示。不到三小时，吴的复电来了，令刘派员护送代表等至汉口。刘玉春即派参军一人、副官长一人偕同代表等就近搭上专车(一辆机车挂一辆三等客车)，于下午6时许南开，晚11时即抵汉口大智门车站。代表等下车后住在电报局对面的迎宾大旅社，参军和副官长即向总司令部报到，夜深回讯，约定次晨前往见吴。
四、议和代表会见吴佩孚
2月3日上午9时，信阳议和代表四人随同副官长共乘一辆马车到查家墩的“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由白坚武领同代表等进入一间旧式的大客厅，设有条几方桌，挂有中堂对联，桌侧各设太师椅一张，另外八张分列左右。代表坐在右手的一排。半小时后，李济臣先一步由后面出来高喊一声：“大帅出来了。”代表等闻声起立。果见吴佩孚以很快的步伐走到方桌左边椅上坐下，用手一扬叫代表“坐下、坐下”。他头戴貂皮帽子，头发灰白，胡须稀疏，中等身材，面黄肌瘦，着一件旧蓝灰色素缎面狐皮袍。坐定后，他即向桌上拿起四张名片，开口问道：“哪一位是杨先生？哪一位是朱先生？”一个一个地问到，问到谁，谁就站起来。吴就睁开一双大眼望一望，才显出有点威风。他接着就问：“你们来干什么的呀？”首先由70岁高龄的代表杨圣阶答说：“回大帅的话，信阳围困太久了，我们几次要求蒋师长和平解决，他都不肯，还说要打一年二年。现在他愿意把信阳让出来……”话还未了，吴佩孚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说：“我同姓蒋的有什么和可讲的，岂有此理！”代表朱浩然接着说：“请大帅息怒，大帅明鉴，我们不是蒋世杰的代表，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表。因为大帅出师是为民伐罪，我们来就是为百姓求救的。”吴佩孚不待说完就站起来身来，说：“好，留他一条狗命。不好，非枪毙他不可。”说罢，气冲冲地往后边去了。这时，李济臣、蒋雁行、白坚武一同出来和代表周旋：说：“姓蒋的太不识时务。”代表等请他们在大帅面前多说好话，无论怎样总求从速解决。
代表等回到旅社正在埋怨杨圣阶一口一声的蒋师长，把大帅激怒了，不知以后得到什么结果。王汉明则怀着沉重的心情，躲到日本租界去了。将晚，副官长和参军一同来了，约代表等次日早晨再往总司令部去。
2月4日早9点钟，代表三人随同副官长来到查家墩。记得头一天看到门卫只十数名，可是今天的门卫却有40余名之多。代表等刚刚走近卫兵，就听大喊一声“立正”，即有人领着代表进入大门。吴佩孚站在台阶上面，极其和蔼地说：“你们来了。”代表同声回答：“来了，大帅。”代表随吴进去，刚刚坐下，吴佩孚发觉代表中少了一人，急问：“那一位呢？”杨答：“病了。”吴问：“他是干什么的？”杨答：“他是教育……”才说了半句，朱浩然接着说：“他是蒋世杰的参谋，冒充教育会长，同来监视我们的。”吴说：“我老早就知道。我昨天发脾气就是给他听的。”(其实吴事前并不知道)随后他问了一些民众生活情况，起身说：“你们待一会儿。”说罢就往后面去了。随即出来一位军官，高声问：“哪位是朱先生，大帅请。”朱浩然即同来人进去。留在大厅的除了卫兵之外，只有代表杨圣阶、熊意超二人。当时天气严寒，从上午等到下午3时，真是又冷又饿。忽听远远一声“送客”，即见吴佩孚走在前面，朱浩然跟在后面，从客厅经过。吴一眼看到杨、熊二人坐在原处，很惊异地问道：“你们还在这儿？吃饭没有？”杨回答说：“不饿，不饿。”吴转过身对一位军官连踢两脚，骂他们为什么不招待饭。
据朱浩然说，吴佩孚同意将蒋世杰所部改编为三个团，田维勤部改编为一个团，一律发饷两个月，老弱给资遣回原籍，并任命蒋世杰为参议。次日将所谓教育会长的王汉明找到，与朱浩然同去会见吴佩孚。经过两日密议，即由吴佩孚派参谋处长和其他人员，偕同王汉明驰往信阳，会同刘玉春执行改编计划。
五、兵不厌诈的改编和解散
被围困在信阳城内的蒋世杰军和田维勤军，其中以陕籍的士兵占多数，自议和代表出城后，即与吴军隔城相望，进入停战状态。听到吴军扬言一定要他们缴械投降，军心日益瓦解，或将所持枪支自行拆毁投入井中，或以手枪随意赠送相识之人，或将其埋入地下。蒋军和田军在40多天的自由抢劫中，所掠夺的细软衣物此时已抛弃满街，任人自取，因而争吵之声闹成一片。兵士只将金银首饰和银元、纸币尽量绑在身上，其中最多的是湖北官钱局的台票和河南省银行的钞票。
王汉明回到信阳向蒋世杰复命并传达吴佩孚的条件，经过几次往返商议，决定全部士兵于2月6日从西门徒手出城至指定的地点，点名发饷，营连排长各降一级，另行委用。双方联络人员公开讲解，如同真的一般。等到蒋、田军全部出城之后，吴军刘玉春即从北门人城接防，重将五门紧闭。忽闻枪声大作，原来吴军已将蒋世杰和田维勤的军队全部包围，借口检查枪支而将每个兵士身上所藏的金银首饰、皮衣呢绒绸缎等等搜索一空，独对湖北官钱局的台票和河南省银行的钞票分文不取，因为湖北督军萧耀南这时已死，河南督办岳维峻亦已败逃，两省钱币同时崩溃已一文不值。蒋军、田军的士兵经过搜洗后被押至信阳西河口铁桥以南，分籍装上火车，陕籍的兵士运抵汉口后，由船只载往陕南遣散，豫籍兵士则由吴军收留。所谓兵不厌诈者此之谓矣。
2月8日蒋世杰的军队离开信阳后，蒋和一般军佐老残约100余人在吴军大队人马押送之下，于信阳车站上了专车，直开汉口，由吴军交际处安排住在四民街楚善里对面。蒋居然接到吴佩孚给他的参议委任状。但蒋并未去谢委，吴很不满意。某日正是吴的生辰，吴问过多次：“蒋朗亭来没有？”杨圣阶这时在蒋寓所，再三敦劝，蒋才去了一趟。
信阳解围之后，论功行赏，刘玉春由旅长升为二十五师师长。
(熊意超，时系河南信阳商会会董。)
兵败北伐军始未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深受革命鼓舞的北伐军，义薄云天，势如破竹，先占全湘，继入鄂南。时吴佩孚由长辛店驰汉口督战。贺胜、汀泗两桥之战，吴军前线动摇，吴令大刀队砍人压阵，终不能挽回颓势。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吴佩孚大势已去，气数已尽，率残部逃至四川，投奔杨森。奉军趁机南下，占据吴的老巢河南，与北伐军形成对峙。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认为奉军势力尚强，南北胜负之局未定，企图偏隅西南，喘息待机。其间，吴一直打出其孚威上将军头衔和讨贼军总司令招牌，设置行辕，建牙开府，与南北的蒋、汪、冯、阎、张、段，不时暗中勾结，信使互通……
革命军入湘稳定了湖南战局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当时全军总编为八个军，分成三路进兵，一路突击福建，一路出击江西，一路直扑湖南。在湖南方面，首先人湖南的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的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两个师和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6月2日，这支先遣队即到达湖南安仁县，3日下午，军阀赵恒惕部队分两路来犯，谢文炳部约两团进犯碌田，唐福山部约千余人进犯黄茅铺，势很嚣张。革命军团长叶挺派第二营支援碌田，第三营支援黄茅铺，与敌相持竟日。为迅速解决当前敌人，叶团长又令副团长周士第率第一营第三连增援碌田，并亲自率其余部队增援黄茅铺，于4日拂晓展开攻势。全线猛烈冲锋，守敌两路皆败退，分向攸县溃窜。革命军衔尾追击，5日又克服攸县。唐福山、谢文炳两部溃退醴陵。革命军乘胜追击，进攻醴陵，独立团任左翼从黄土岭向泗汾猛扑，破敌主力，全军乘胜迈进。敌唐福山、谢文炳弃城逃遁。由于革命军到处得到工人、农民的帮助，因此很快地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等处，并于7月12日攻克长沙，将谢文炳等部消灭殆尽。是役先后俘虏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枝。其时，湖南军唐生智投向革命军，从此湖南长沙一带战局告一段落，为革命军顺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革命军开始出征时，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发。人人吃苦耐劳，精神抖擞，翻越崇山峻岭(湘粤之交的五岭山脉)，他们不仅在进军的运输上给予巨大帮助，也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湖南的工人、农民都自动组织自卫队，积极参加战斗，如株萍铁路工人协助革命军第四军攻克醴陵，农民在永丰湘乡等处，积极担任向导和运输，给予军事上以很大的便利。叶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纪律严明，在醴陵作战遇大雨时，士兵坚守纪律，不肯离开岗位，居民劝求在屋檐下暂避一下，士兵都婉言谢绝，得到人民的称颂。但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精兵第一军教导师，有的军官行军乘坐滑竿，鸣枪抓夫，也时有所闻。最奇怪的是行军作战还有携带老婆的。如教导师团长惠东升，行军带眷是其中之一，同一个革命军与叶挺的军队相比，而本质不同，有天壤之别。这个师未到长沙以前，士兵已经逃走了不少，到长沙才新补队伍，前方革命军已多次血战，他这个师迟迟不前进，后来却迅速地坐上火车赶到了武昌城下。
汨罗江之战
革命军在汨罗江作战布置概况
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到达长沙的有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铁罗尼等，此外还有第一军新编教导团的一个炮兵队，拥有苏联式大炮，还有黄埔军校五期入伍生工炮两队，和三四期学生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总部到达长沙，第四军、第八军于8月15日以前，完成进攻汨罗的军事准备，8月18日开始全线总攻。第四军全部先后集中在汨罗至平江一线，第十师担任主攻汨罗的任务，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在长乐和平江县的正面(都在汨罗江南岸)集中待命，向北岸军阀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