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
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
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
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湾之时，李鸿章让刘铭传在淮军之中抽调骨干130多人，这些人后来在坚守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一度形势危急放弃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强烈震动，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对刘铭传进行弹劾，这时李鸿章极力为刘铭传进行辩解。
李鸿章为中法战争心急如焚，他一直担心的是，这场不该来的战争会耗尽清国自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同治中兴”以及自强运动所培育的一点气韵。李鸿章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数千年中积蓄的荣光和底气早已耗失殆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哪怕有着短暂的苟延残喘也是好的，那会让偌大的帝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击积蓄一点力量。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气力耗费殆尽，而原本就松动的基础立马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是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劲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李鸿章没有想到这样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间。命运跟李鸿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让李鸿章只能注视幸福，却不能拥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经历一次短暂的极乐之后，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时间很快又到了1892年。刚过新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条新闻，透露说彼岸20岁的大清国皇帝正在跟两个曾受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学外语。《纽约时报》评述说：光绪皇帝屈尊学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顺应当今形势，就必须相应改变国家制度。李鸿章也从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在李鸿章看来，光绪皇帝学外语，最起码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要真正学好外语，会比登天还难。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70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乐乎了。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拉来。
慈禧一贯是喜欢热闹的，这样笼络权臣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真是大礼啊——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件。礼是让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专程送来的。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也是让李经畲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后递上一本谢恩的折子，满纸同样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词语。
至于其他官员的礼物，那就更多了。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淮军旧部，甚至平日里的死对手，都送来寿礼。其中以刘铭传送的礼最为独特，也最有意思——刘铭传只送来一担挂面圆子，并自赋诗一首：“挂面圆子加烘糕，台湾治理正操劳，礼轻仁义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鹅毛。”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同乡，诗中的“挂面圆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产。对于刘铭传送来的土特产，李鸿章自然笑纳。那一段时间，李鸿章整天迎来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