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这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1801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生。
1821年，李瀚章生。
1823年，李鸿章生。
1825年，李鹤章生。
1829年，李蕴章生。
1833年，李凤章生。
1834年，李文安乡试中举。
1835年，李昭庆生。
1838年，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中进士。
1844年，李鸿章乡试中举。
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
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53年，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剿杀太平军；李鹤章随兄从军。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乡募勇防剿太平军。
1855年，李文安卒于合肥军次，年55岁。李昭庆的长子李经方生，后过继给李鸿章嗣子。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焚毁了李鸿章祖宅。李鸿章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僚。
1861年，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卒于江西。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作战，与华尔洋枪队共剿太平军。12月，被清廷授江苏巡抚。
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李鸿章设计杀掉八降王，被授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曾国藩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是年，李经述生。
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此为清朝最大的军工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1866年，曾瓜李代——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1867年，朝廷调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仍在军中办理剿捻。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
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太保，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
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联名致函总署，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1872年，李鸿章创办著名企业轮船招商局。李昭庆卒于天津。
1874年，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大力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
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瀚章出任四川总督。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抵天津，访晤李鸿章。
1880年，李鹤章卒于合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以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要求弹劾李鸿章，朝廷认为其莠言乱政，将其革职。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与法使签订《中法新约》10款。
1886年，李蕴章卒于合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1890年，李凤章卒于芜湖。
1892年，李鸿章70寿辰，慈禧、光绪赐以厚礼。李鸿章继配夫人赵氏病卒天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海军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大败于大东沟。
1895年，李鸿章率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议和，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国，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等随行。
1897年，李鸿章赋闲京师，在总署行走，居贤良寺。
1898年，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工程。
1899年，李瀚章卒于合肥。年底，李鸿章任两广总督。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年初，李鸿章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6月，北京局面逐渐失控，清廷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局面；7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0月抵京，与奕一起，与列强谈判。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1月1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吐血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