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开的资料表明，那时印度政府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阵营中独树一帜，成为不结盟国家的领袖，而且已经与新中国建交，因而不愿明目张胆高调地接纳达赖喇嘛；美国则正陷入朝鲜战争泥潭中，无力多管西藏事务，而且英、美还担心达赖喇嘛出走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也不愿达赖喇嘛在那时出国。故印度政府复电说：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如为了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他往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于是，达赖喇嘛一行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向“神”请教“战和二举何为上”的结果是请达赖喇嘛亲政，由达赖喇嘛决定“战与和”。从亲政后达赖喇嘛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来看，达赖喇嘛选择了“和为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出走呢？达赖喇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这时我万分焦虑。我当时16岁，佛法修习结束期限未到，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我已到了知道是多么无知还必须努力学习的年龄。因此我首先声明，我年龄小，尚不能担此重任。到18岁才能接受这项重托。我也明白护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的这种请求的原因。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所实行的摄政统治的漫长岁月，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我们的政教制度。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内部就存在着派系纷争的现象，从而导致了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衰退。我们已到了大多数人都亟欲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愿接受职权的地步……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达赖喇嘛开始和中央政府保持接触但又防备的关系。
昌都断粮
半个多世纪以后，孙常愉还记得那时做过的一生中最美的梦：梦到自己在昌都大街上，用全部卫生费买到了五六个又大又香的猪肉包子，兴冲冲地跑回帐篷里……正在这时她突然被人胳肢醒了，原来她笑出了声！她把梦中的情景说给大家听，一位年长的女兵风趣地说：“你们真不该把她弄醒，要不然我们都能跟着她在梦里吃到大肉包子了！”……
陷人窘境的噶厦政府在彷徨，而为了和平必须在昌都耐心等待的胜利之师，也不得不再次面对另一个敌人一饥饿。进驻昌都部队面临断粮绝境。
昌都战役之后，进入11月份，雪域高原已十分寒冷，先遣部队曾经赖以生存的野菜基本上都见不着了。昌都较之甘孜，又向拉萨前进了五百多公里。此时，公路没有修通，再加上大雪封山，飞机也无法实现空投，供给更加困难。缺粮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都远远超过甘孜缺粮。每一个首批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官兵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有关饥饿的记忆。
师长吴忠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右路迂回部队攻占类乌齐，偷袭恩达，切断藏军退路，继而转兵东进之时，中路侧击昌都的师主力，却正处于艰难境地。最大的困难是多数单位已经断粮。10月16日，一五五团三营官兵饿着肚子跑步抢占扎曲边的冬中日哇（洞洞竹卡），有的跑得口吐鲜血，有的昏倒在地。随军的牦牛运输队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而到昌都还有三四天的行程。怎么办？一五六团在小乌拉山战斗后，为了继续追击南逃的藏军，不得不忍痛杀掉几匹骡马，又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十筐元根，从团首长到战士，每人分得三四个。大家就靠一点骡马肉、几个元根，连续追击六十小时，一直追到昌都。没有分到骡马肉的掉队人员，就吃前边部队丢下的骡马皮，继续赶队。一个战士饥不择食，拣了藏族群众扔掉的七个牛蹄子，用火烤烤，一顿吃掉，几乎把胃撑破。
饥饿使部队的意志、特别是政策纪律观念，面临严峻考验。战士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一五五团三营机枪连三名战士奉命去买糌粑，转了半天空手而归，路上却意外地拾到一只装满了糌粑的牛皮口袋。拾到的糌粑能不能拿回去吃？三人议论了很久。不行，再饿也不能吃，要交还失主。他们等在那里，不久便见失主骑马飞奔而来。当丢掉糌粑而失魂落魄的失主从战士们手中接过糌粑口袋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之情，骑上马走了很远，还不时回过头，伸出拇指不断高喊：“亚姆，亚姆（好）！”
担任收容任务的一五五团一营副教导员张世华，在一个村边见到七八名不属同一连队的掉队战士正在开“批斗会”，批评一个战士偷拔了藏族群众的元根。张世华找到了元根的主人，代表部队赔礼道歉，又拿出五块银圆买了一筐元根，分给那些虽然饿得发昏却绝不侵犯群众利益的可爱战士。
吴忠还回忆：
我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大藏族群众热烈欢迎、热情关怀这支军队。藏军从冬中日哇撤退时，把群众集合起来，用腰刀砍树头，吓唬大家不准亲近“汉军”。可是一五五团一到，当地头人却立即组织群众用半天时间扎了十四只木筏，又派人连续一天一夜划着木筏，把我军送过扎曲。
昌都城外小头人次成等五人，骑马走了两天一夜，迎到了一五五团三营，然后拿着部队给他们的一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颁发的《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走在部队前面，一路张贴一路宣传。这个营到昌都后，正在为断粮而苦恼之际，又是这位次成，为部队送来了五头牦牛、二十只羊。解放军左路进抵达马拉山时，也遇到十多名骑马从昌都远道赶来的小头人和群众代表。他们不但为部队带路，而且邀请部队住到他们家中。
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宣传股长的王心前说，进军途中爬过无数雪山，涉过无数条冰河，虽然艰难但可以扛得住，最难挨的是负重行军还要饿肚子。虽然全军上下都深知“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但后方粮食经常跟不上，却是让所有人都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的现实。
昌都断粮时，每人每天的配给就只有四两（相当于现在的2.5两）。这仅有的口粮，每天分成两顿，还要严格按定量执行，炊事班“粉少水多”，煮出来的粥因为太稀，竟能映得出人影，被大家戏称为“四只眼糊糊”。
那时每个战士身上都背着几盒为进藏部队特制的蛋黄蜡，每盒有十根，每根大约手指般粗细、二十多厘米长。虽然只是由蛋粉、白糖、盐、淀粉等原料制成，但在当时已算是最宝贵的营养品，不到最后时刻，谁也舍不得拿出来吃。虽然每个战士都发了银圆带着，但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上街买东西，以防扰乱当地市场。
战士们在昌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饿极之时，听说路上有饿死的马，便连夜找回来。马肉吃掉了，马肠子也不浪费，拿来煮粥吃。开始，烧饭的战士不懂马肠子不仅要洗外边，还要翻过来把里边也洗干净就直接把肠子里的马粪连同饭一起煮。开饭时，吃着不对头，怎么这么苦？就是这样，也舍不得丢掉。为了充饥，领导带头，再苦也要咽下去！
骡马肚子空了不肯上路。在断粮的日子里，骡马每天也要保证四五斤草料。战士们饿着肚子上山给马割草，意外发生了。炮兵营一名战士早上喝了碗“四只眼糊糊”就上山割草，背着六七十斤草下山时，脚下打飘，眼前一黑，摔下了悬崖壮烈牺牲。
当年的女兵黄文琼说：“有一次排练打腰鼓的时候，我饿得头晕眼花，一头倒在地上起不来，别人问我：你怎么啦？我只好说：我有点困，让我躺一会儿吧！”一天早饭后，她和战友们照样上山，沿着小路去打草。忽然，一大群牦牛迎面而来。本来人应该往路的里侧避让，黄文琼在慌忙中却靠向了路的外侧。一头牦牛撞得她身子一歪，直向山下滚去，山下就是激流汹涌的澜沧江。万幸的是，她被一块大岩石挡在了半山腰。大伙把黄文琼救上来时，她的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卫生员给她处理伤口，脸上包满了纱布。吃饭时，她张不开嘴，有人找来了一根空心草作吸管，痛得她边吸边流泪。许多年后，回忆那段往事，黄文琼说出一句更让人心痛的话：“那时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要是能让大家填饱肚子，我宁可再摔几次！”
十八军五十二师宣传科在藏族群众家的二楼架上天线，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负责抄收的孙常愉，在好天气时可以一字不漏地收记下来，但最恼火的是吃不饱饭，工作到深夜，常常饿得心里发慌，头昏眼花。有时甚至不晓得在纸上写了些什么，第二天整理记录时连自己也不认识，她只好请教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方清远根据上下文意思，连猜带推敲地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