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昌都地区的崔克信、任天培和张倬元这个小组，在加卡顺着产铁矿的石灰岩往上走，突然，张倬元在一层平平的石灰岩层上看到有一片很像蚯蚓的小石柱，多么漂亮的珊瑚化石呀！任天培也找到很多蚌壳化石和三叶虫的尾巴。这些化石表明，这个地层是出产煤矿的石炭纪。
好几天后，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向大江边走去，从山上滚下的碎石中发现一种奇怪的东西：黑灰色亮晶晶的像金属一样泛着光；一锤打下去，立刻砸出一个薄片，多么软呀；再用手摸，看到染黑的手指，他们恍然大悟，是石墨。
十多天后，他们骑马到铁矿对面的山上。山顶是一排屏风样的石灰岩峰，稍下是坚硬的石英岩层。坡上没有土，只有稀疏的小草从石缝中长出。
“我们只能把身子伏在石头上，用手抓住石缝或枯草，一点点往下挪动。”看到很多黑灰色粉末，他们不顾一切把黑灰翻到山下去，果然发现了亮晶晶的煤块。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民谚这样描述当地恶劣的气候。可就在冬季，李璞和魏春海，由黑河西行约三百五十公里，到达产硼砂的班戈错，用了三天时间对一个面积约十三平方公里的小湖进行研究。大风一起，盐湖上的碱霜把人全身吹白，瞬间就看不见对面的人。
这次，李璞还采了十一个湖的水样和四个湖的碱样，返京后测定钠、钾、钙、镁、硼、铝含量，并对藏北湖区盐类矿床的蒸发、浓缩、沉积成因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开了藏北盐湖群蒸发、浓缩、沉积盐类矿床研究的先河。
1954年，科考队开始编写考察报告。历时五年多，最终形成《西藏东部地质矿产调查资料》一书。
1950年秋，18岁的汪辑安高专化学专业毕业，报名参军进藏，加入到十八军扩建甘孜机场的队伍中。翌年初夏，团总支书记在工地人群里找到他，告诉他“有新的任务”，一起被召集来的共有六个人。原来，北京来的科考队已随十八军到了昌都，汪辑安这六个年轻人被派到科考队协助科考队专家们的工作，保证他们的安全，做他们的助手和学生。
汪辑安和另一名同学被分到地质组，其余四人分别到了农、牧、水利专家组。起初，这些从十八军调来的年轻人对于科考队组建的过程和肩负的使命几乎一无所知，但从科考队的冠名、组成人员，军队和地方政府以极高规格隆重接待和全力协助等情形，觉得自己能加入其中是多么荣幸。
地质组分两组在昌都地区进行调查，跟随第一组李璞队长走的是另一个同学，汪辑安跟随第二组。汪辑安对地质专业可谓一窍不通，原来学过的化学专业如何应用于地质呢？他每天除做好这些科学家、学者的生活、工作助手外，不懂就学，紧紧跟随两位青年地质学家，在昌都南部澜沧江至怒江之间行走数百公里，地质可控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
科考队初人藏时，康藏公路尚处于金沙江东岸柯鹿洞隧道的紧张施工中。两年多后回到这里，才修到位于澜沧江一条支流的恩达附近，向西延伸不到三百公里。
地质组一路考察，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时，一般需在驿站雇用新的牛马运输行李和辎重。行经三岩地区某驿站时，交接牛马的双方藏民不知怎么发生了冲突。为了制止事态恶化，李璞决定谁的牛马都不雇用。他让自己的坐骑驮了很多东西，和大家一样背负许多行李走向下一个驿站。走出波密谷地的第一天，翻越高差三千米的一座高山，整整走了近百里，能雇到的牛马很少，大部分行装都由人背。
西出波密的唯一通道是著名的“万年雪山”区。那里一年里只有半个月可通行人马。科考队雇到几十头牦牛开道。头天傍晚传来消息说，已开通最高处的山垭口。黎明之前大队人马开始出发，两边都是一二米高的雪墙，脚下是冰雪夹道，走了整整一天，方才看到垭口深埋在雪中，几乎难见身影的牦牛仍在艰难地向垭口前行，雪太厚，牦牛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最后只好让牦牛改道走积雪较薄的山坡。
行进中，李璞一直守护着趴在自己坐骑上的解放军班长。这位班长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困在此地多日，地质队发现他时已奄奄一息。就在大队人马停下来等待的时候，班长静静地在马背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科考队的每一个人心情都很沉重。李璞微微地昂起头，仰天长叹，泪水夺眶而出。
越过山垭口后，汪辑安几个差点冻得失去知觉的年轻人连滚带滑，从积雪较薄、下面是冰层的山阳面奔了下去，等到人们相继来到新宿营地时，又是一个黎明了。
谈到李璞时，汪辑安说：“有关先生当年肩负整个工作队的领导和地质组直接领导两大重任中的作用和成就，我都够不上是‘知情人’。”他只知道，李璞是我国早期的地质科学家，曾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也听说过，在英国剑桥求学时，李璞经常翻越门窗进入已关闭的图书馆、实验室苦读苦学的故事。新中国成立，李璞像很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弃了海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51年科考队进藏时，规定40岁以上科学家可有特殊照顾。早已超过40岁的科考队负责人李璞坚持说自己39岁，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拒绝可以享受到的一些照顾。当李璞举着政务院授予的“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的小红旗进藏时已是不惑之年。当时，李璞的夫人池际尚院士留美归来，正怀孕待娩。等到李璞完成任务再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两岁。
如果说，地质组必须要到那些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地方去的话，那么，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则必须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
令女科考队员王仲印象深刻的是科考队一行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时，车站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场面盛大。送行的包括陆定一、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
第一批队员乘飞机抵达重庆时，邓小平接见了全体队员。
科考队经雅安，过泸定桥，前面就是康定城。三天后到甘孜，只见到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休息数日后各组分道扬镳，忙于开展各自的工作。地质组首先启程去拉萨，接着大地测量组、气象组、畜牧农业组、医疗组等也相继出发，只留下人文组在甘孜开展工作。
要研究康北土司制度，就必须采访土司。康北甘孜的孔萨土司就是典型代表人物。孔萨土司的辖区原有孔萨和麻书两乡，地处雅砻江及其支流鲜曲沿岸，为农牧业富饶的地带，财力雄厚，位居军事交通要冲，在康北举足轻重。孔萨土司的家族繁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德钦旺姆时，因其祖父及父亲早逝，她即继其祖母代理土司之后，正式任孔萨土司。她的叔父孔萨香根活佛则依惯例，主持甘孜寺，从而使政教合一的集权统治愈臻巩固。
德钦旺姆土司的故事可称为传奇。她先是因其财富及美貌招致国民党二十四军驻甘部队军官的觊觎，后因德钦旺姆招赘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杰为婿之事，借故将她扣押拘禁年余，因此激起孔萨香根活佛及其属下的无比愤怒，遂聚集三千余人马，包围二十四军驻甘营房，绝其粮秣水源，力求迫使其缴械，释放女土司。二十四军以平息叛乱为托词，携重炮枪械进攻甘孜，孔萨土司偕其夫益西多杰逃亡青海。事态平息后，孔萨土司返回甘孜，其势逐渐衰落。
采访孔萨土司期间，王仲结识了正在甘孜参加县政治协商会议的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这位女土司年方十六，正值豆蔻年华，年轻貌美。若不是她那一身华丽的藏族服饰，还可能以为是位漂亮的文工团演员。她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能阅读汉文书报，引起王仲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心，决定采访她。
9月初的一天，高原上的秋日和煦宜人，王仲搭乘十八军后勤部军车前往绒巴岔。
阿都土司的官寨矗立在公路北面一座绿茵如画的小山冈上。流经官寨前的溪水清澈见底，花团锦簇的二月兰吐露着清新的芬芳，一派令人心醉的田园风光。阿都官寨规模较小，却也幽雅别致。王仲在官寨前停住脚步，首先迎接她的竟是一条状似小牛犊的藏獒。只听得一阵银铃般的欢笑声，伴着匆促的脚步声顷刻而至，阿都泽呷飞也似地来到王仲面前，一副喜从天降的欢快笑颜，不由分说紧紧挽起王仲的手臂，像亲姐妹一样，将她迎进官寨。
阿都泽呷告诉王仲，自己的母亲是炉霍一位头人的妹妹，天生丽质，美貌绝伦，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一五团团长张某强纳其为妾。1935年，红军长征过康定、甘孜，二十四军败退雅安，母亲逃至阿都土司官寨躲避，于是有了泽呷。泽呷自幼即随母在雅安及成都张某家中生活。在成都，7岁入汉族小学读书，生活习惯完全汉化，备受张某宠爱。1946年，阿都土司与玉隆土司械斗身亡，他的弟弟阿都活佛以继嗣为由，上书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声称泽呷是其兄阿都土司与炉霍头人妹妹所生之女，要求张某将泽呷送还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刘文辉下令，要张某以两座迫击炮护送泽呷返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于是，这位年仅14岁的幼女便在这场权势利害攸关的政治交易中当上了小土司。
几十年后，阿都泽呷的后人与王仲电话联系说，阿都泽呷现在还常常谈起她，印象很深。王仲喜出望外，随即与泽呷通话。泽呷很激动，提及西藏叛乱时许多亲戚跟达赖跑到国外时，说：“我不跑！这与那次和你见面有很大关系，我要感谢你！”
一天上午，人文组请兵站代雇的驿马陆续到了。按规定每两人分配一匹马，十八军后方司令部为优待科考队，破例分给每人一匹马代步。哪知，
学者们不懂驭马技术，五十多岁的语言学家金鹏先生刚被扶上马背，便被桀骜不驯的藏马给掀了下来。幸亏他身穿一件臃肿的皮大衣，才未酿成大祸。唐史专家王忠也随即落马。藏民见状，将每匹马的马尾与后一匹马的马首拴在一起，就像在沙漠中行驶的胳驼队。不料过一山涧时，为首的马匹纵身一跳，后面拴连在一起的几匹马猝不及防，顿时将骑在马背上的人统统给摔了下来，个个仰天倒地。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之际，忽闻背后有马蹄人语的喧哗声，回首望去，原来是前方竹箐兵站白副政委带着人马送给养来了。他忙着招呼众人，指点骑马要领，一路保驾将人文组迎进了他所在的兵站。在兵站中，大家受到热情接待，其乐融融，成为从海子山行军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刻。
人文组顺溪继续前进，一个上午走了四十里。中午时分，一行人安全抵达柯罗洞，然而兵站门前竖着一块布告牌：“客满为患，恕不接待。”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有人指点：河对岸有西南交通部的一顶帐篷，不妨上那里要求通融住下。看守帐篷的老牟是位山东大汉，挺爽快的，听说是中央派来的工作队，二话不说，就将众人领进帐篷住下。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绝对不准抽烟，不准点灯，因为帐篷里码放的是修康藏公路用的雷管，绝对禁止烟火。众人闻此大惊失色。但既已进入，不便再出，况且，天已晚，野狼多，只得勉强住下。当晚，六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并排躺在雷管旁，大气都不敢出。
又一个夜晚，细雨蒙蒙。大家躺在帐篷内听老牟讲述他参军的经历和乡愁，远处不断传来凄厉的狼嗥声。正当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声惊呼：“狼来了！”顿时帐篷内紧张起来。王仲赶忙从睡袋中探出头，只见帐篷当口露着两只冷彻似电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果真是狼！老牟到底是经历过沙场生死考验的，临危不惧，大喊一声，从铺上一跃而起，顺手抢起一—根木棒，朝狼迎头砸去。只听得狼嗥叫一声，逃之夭夭。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科考队离开无一间好房的小村落，下午3时到了江达。兵站负责人将大家引入前藏兵遗弃的一间破营房，房顶摇摇欲坠。为庆祝国庆节，兵站特地宰羊、烙大饼犒劳大家。哪知大伙儿乍闻腥膻扑鼻的羊肉气味，个个顿时翻江倒海般地呕吐起来，令好心待客的兵站负责人十分尴尬。人夜，房中的老鼠肆虐滋扰，居然爬上软梯将王忠悬挂在绳子上的裤子咬得千孔百疮。次日清晨醒来，她拿着那条被老鼠啃啮过的像破渔网似的裤子，站在那里哭笑不得。
抵达觉雍兵站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人困马乏，狼狈不堪。此时，兵站入住人员早已爆满。睡在里屋炕上的一五六团团长于长盛闻讯，忙从被窝里爬出来，坚持将床铺让给王仲歇息。次日晨曦，屋里的人尚未醒来，王仲起床，借着从东北墙角缝隙中漏进的光亮，打量屋里陈设。这是一间宽不过十米的狭小土坯房，屋里有一大一小两张土炕，靠北的大炕上并排睡着四位战士，她睡在临门的小土炕上，房门很窄，出入房间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走出房门，只见门外房檐下摊开的地铺上睡着方副队长、金鹏老先生和于长盛团长。王仲见于长盛从被窝中钻出，眉毛上挂了一层白霜，十分过意不去，忙向他道歉致谢。于长盛却憨厚地摆摆手，操着河南口音乐呵呵地说：“这算啥？在雀儿山的工地上，我们都是睡在零下二十多度的草窝棚里呢！”言语间充满着豪情和豁达。
河上没有桥梁，只能把汽车拆了渡河，上岸再组装。
特殊的“战友
星夜寂静，唯闻蹄声，寒噤中，掉队的冯克运想起了部队首长讲过的那些凶残的野兽，冷汗几乎浸遍全身。马儿不停地向前狂奔，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片帐篷，一片熟悉的声音叫道：“冯克运还活着！冯克运回来了！”……
可以这么说，自从有战争以来，世界各国的军队在行军作战中，最离不开和最仰仗的亲密伙伴，就是军马。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乔治？步封对马的评价是：“它天生就是舍己为人的动物，它甚至于迎合主人的意愿，用敏捷而准确的动作来表达和执行人的意旨；它能满足我们期望它做到的一切；它毫不保留地奉献自己，不拒绝任何使命；它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效力。”
十八军进藏初期，征用的军马和大部队一起，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上，翻雪山蹚冰河，忍饥挨饿负重行军。它们所承担的，是军人的装备，是军人的粮草，是军人的希望。它们和军人们建立的深厚情感，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是永远无法想象的。那种感情，军人们称之为“战友情”。
到西宁附近去领为进藏部队准备的马匹时，贾瑞梅一下子就选中了未来的“战友”。它毛色黑白相间，鬃毛呈黑色，长长的尾巴，十分漂亮，她唤它“小青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