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勘测边施工
这一天，一场大雪呼啸而来，直至傍晚才停止。队员叶祖铭站起来一看，发现队友们都不见了，到处白雪茫茫，一片死寂。焦急中，忽见远处有个黑点在向他移动。是野兽还是人？他拼命睁大眼睛盯着黑点，紧握着夹着地形图的铝合金讲义夹，同时解下胸口挂着的小刀一这是他仅有的防身武器……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交通运输极端落后闭塞。从内地去西藏最便捷的道路是取道印度，约三周可以到达，但这条线受英印政府的控制；如取道陆路由青海或西康入藏，则最少要三个月，而且沿途重重险阻，体弱者几乎不敢问津。那时，在整个西藏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西藏高原，重重高山，滔滔激流，曾使历史上很多中外旅行家和探险家望而生畏。
古人对西藏的交通有这样的描写：“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还说“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西方旅行家将西藏描绘为“最高的地堡”。
过去由内地运往西藏的茶叶、瓷器、绸缎和日用工业品等物资，都是从四川雅安、青海西宁和云南大理，通过崎岖山路，依靠牦牛驮运。从雅安或西宁到拉萨往返一次竟需一年之久。
在《西藏公路交通史》中记录着当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
青藏公路要修，它如同人的手背，平坦宜行，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的手五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车。为了战略需要，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并修。平时两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
青藏公路，如同人的手背；康藏公路，如同人的五指。周总理的形象比喻，凸显了这两条公路的重要性。尽快修通公路，是进藏部队站稳脚跟、长期建藏的关键所在。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决策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并确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先勘测后施工，只有边勘测边施工。在“世界屋脊”上修公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切都从零开始。
1950年部队进军西藏时，竟然找不到一幅像样的西藏地图。没有地图，怎么修路？为此，早在1950年春，西南军区司令部就组建了入藏测绘队，调归十八军建制。测绘队队长杜斌是有测绘经验的军队干部，他在南京组织上海同济大学的六七个毕业生成立了小型测绘队，四川解放后又奉命在重庆接收了国民党的两个测量队，接着，测绘队开始公开征集进藏人员，队员们都是大学生，一共六十几个人。
测绘队以军管会的名义到接收的国民党仓库里找到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把炮兵的测距仪要来“充数”，同时配备了两个藏族翻译进行地名调查。
这支由杜斌带领的测绘队，跟随十八军一五四团一路艰苦行进，沿途既要勘测，又要跟着队伍走。到拉萨后，又跟着一五四团开赴江孜、亚东一线，初步掌握了当地的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绘制出西藏历史上第一幅1：10万的地图。
继这支测绘“先头部队”打下基础之后，为全面勘察，十八军先后又有十多个踏勘队（组），共六百余人相继上路。
1950年恢复和改建雅安至马尼干戈段全长六百九十九公里路线后，筑路部队和雅甘工程处于1951年5月开始了马尼干戈至昌都段四百五十公里新线的紧急施工。与此同时，昌都至拉萨段的筑路计划提上日程。
1951年1月1日，余炯接到重庆公路总段转来的西南交通部电话通知，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同时告之，工程处没有任何关于西藏的现成资料。3月，余炯等七人小队赶赴新津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十八军派杨士举任指导员，一行十人开始了万里踏勘。
勘察队的业务分工是：由余炯负责选线及桥涵调查，工程师赵厚孝负责土石方数据调查，叶祖镕负责地形图测绘，技术员刘黎光负责测距离和高程，实习生曾庆高负责读角和经济调查。为了保证踏勘的质量和节省开支，决定全队人员除因重病及特殊情况外，一律步行踏勘，不骑马。
当时余炯勘察队掌握的进藏道路基本情况是：昌都和拉萨之间，有中、北、南三条人行道路。
中路最短。是西藏地方官员和僧俗群众的“官路”，即由昌都经恩达、洛隆宗、硕督宗、边坝宗、嘉黎宗、太昭、德庆宗至拉萨。
北路较长。为便于途中牲口放牧，商贾运输货物则走里程较长的北路，即由昌都经恩达或类乌齐到觉恩，再经丁青、色扎宗、索宗、比如宗、总若松多大早原、旁多宗、林周宗至拉萨。
南路最长。即由昌都经邦达、松宗、波密、德木宗、太昭、德庆宗到拉萨。人们一般不走这条道。
虽说中路最短，但要横跨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的不少支流，还要翻越十几座大雪山，山势险恶，地形起伏很大，石方和桥梁工程比较艰巨。选择中路修建公路，必须大量展线，增长里程。因此，余炯的勘察队舍弃中路，只踏勘南、北两路。南路一般海拔低，气候比北路温和，村庄和耕地多于北路，有利于发展经济，不缺筑路材料。原准备以南路为主，先行踏勘。北路地势高寒，人烟稀少，可作为南路的比较线，从拉萨回程时再踏勘。但事与愿违，南路未设兵站，治安、通信、给养等问题在短期内都无法解决，不能冒险前往。而北路已设兵站，有利条件多，故改为先北路，回程走南路。
1951年6月底，余炯的勘察队抵达北路的丁青。丁青是北路途中的最大城镇，这里设有一个大兵站，有商业市场。附近一带耕地多，村庄多。丁青也是地形、气候分界线，虽说西去与东去距离相等，但西出丁青，地形逐渐上升，直到邛尼拉东山脚。山垭口海拔为四千五百四十七米，勘测公路需要展线下到色扎宗，再翻越海拔四千六百二十米的龙忍拉下至查棚宫。从这里西去雅岸多，连翻了三座海拔四千六百米以上的大山，可谓寒风凛冽，大山重重，溪河纵横，人烟稀少。夜晚宿营，满天星斗；午夜后却大雪纷飞，帐篷竟被积雪压塌。
8月中旬，过唐古拉山后道路越来越陡。大伙儿呼吸急促，唇干舌燥，头重脚轻，走路磕磕绊绊，竭尽全力才爬到海拔五千一百多米的结拉山垭口。过了垭口，举目眺望，哦！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大草原，阴沉沉的天空与其浑然成一体，空旷而又冷清。这里是拉萨河的发源地一总若松多大草原。
在这海拔五千米以上、纵横几十公里的辽阔而荒寒的雪原上，长满扎脚硬草的小土包，形如草桩，小土包周围是水网或泥沼。没有人行小道，没有人烟，也没有牛羊群。踏勘的队员从一个草桩跳到另一个草桩。一日之内天气忽晴，忽风，忽雪。刹那间冰雹铺天盖地，大家急忙蹲在地上，待风雪冰雹过后再继续向前走，一天只能踏勘五六公里。人人双脚被草桩刺得生痛，个个疲惫不堪。
这一天，一场大雪呼啸而来，直至傍晚才停止。队员叶祖镕站起来一看，发现队友们都不见了，到处白雪茫茫，一片死寂。焦急中，忽见远处有个黑点在向他移动。是野兽还是人？他拼命睁大眼睛盯着黑点，紧握着夹着地形图的铝合金讲义夹，同时解下胸口挂着的小刀一这是他仅有的防身武器。
黑点变大变长了，原来是个藏民。那藏民也发现了他，却突然在距他十几步处跪下，面带着恐惧，搔头，伸舌。唉，叶祖镕松了口气。原来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普通藏民遇到过路的官员或藏军，十有八九会被抓去支差。昌都刚解放，这一带从没有来过解放军，这藏民看到叶祖镕，以为又是“奔波拉”（藏语对“官长”的尊称）来了，当然害怕。叶祖镕喜出望外，连忙扶他起来，请他坐在身边并递上香烟，用藏话问：“你来的路上有帐篷没有？”藏民用手一指说：“有，在那边。”“有多远？”“近啦。”藏民大口地吸完烟，说：“奔波拉，却朗牙模牙摸热（长官，您真好）。”“我不是长官，我们汉藏是一家人。”临走，藏民又向叶祖镕搔头、伸舌表示敬意。天黑下来，前方传来狗吠，叶祖镕终于找到了队友们。
整整七天，勘察队才穿过这片高原上的草原。海拔渐低，大家心情轻松许多。走在平顼上，成群野驴忽见这些军人，立即狂奔起来。出邛塘顼进入农业区，到达热振寺。寺庙周围有许多几百年树龄的大柏树，寺庙很大，已有些残缺破败，只有几个喇嘛在看守寺庙。
按原计划，勘察队准备踏上南路征途。从拉萨至墨竹工卡是平原农业区，沿途村庄很多。但要翻越工布帕拉大雪山，才能到达太昭。不过，太昭以东的情况无人能说得清楚。勘察队认为，修建公路若能躲开大雪山，是比较理想的公路线。因此，临时决定增加踏勘则拉宗经曲水至拉萨路线，作为南路西段的比较线。
1951年12月，余炯率队再次启程，离开拉萨去太昭。出拉萨，过墨竹工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工布帕拉大雪山，其垭口两侧都在雪线以上，山势陡，公路线通过这里是比较困难的。
在半山陡岩上，时有三五只野山羊寻食。当他们转过一个突出的岩嘴时，忽见一只狼正在路边吃野山羊。枪响狼跑。那野山羊味道很鲜，算是打了个大牙祭。从太昭沿尼洋河至则拉宗，到处是耕地和村庄，满山遍野大森林。途中曾与大狗熊不期而遇，大家慌忙躲起来，等它蹒跚走离人行道之后，才飞步而过。
绕行至雅鲁藏布江，沿岸气候温和，农产品种类丰富。从则拉宗往西的竹麦村西去不远，是河谷地段。那里峡谷悬崖多，牛、马、羊都不能从峡谷通过。旧地图上这段雅鲁藏布江都是用虚线绘出的。为了探索这段长约30公里、人迹罕至的地段，指导员杨士举、余炯和几位技术干部轻装走峡谷，其余人员和牛马避开峡谷，走高山。
过竹麦不远，江面变窄，只有二三十米，河床落差大，江流湍急，吼声震耳，两岸全是悬崖绝壁，羊肠小路也断了。唯一的路是不知何年何人在悬岩上架了几段不在一个水平高度上的独木栈道。高低栈道连接处，有独木梯连通，只能一个人单向在栈道上手扶悬崖绝壁一步一步向前挪。另有一段路是在陡达五十多度的光溜溜大石岩上凿有许多类似脚印的浅坑，是通行要道。
这“要道”二十多米长，年代久了，光滑的浅坑变成和脚板大小相近的斜槽，而脚下一百多米是波涛汹涌的江水，抬头望不见崖顶。只见随行的藏民脱了鞋，轻巧而迅速地从斜槽上走过去了。余炯未脱皮鞋在他的后面走，刚走了几步，两脚便倒换不过来，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硬鞋底在斜槽里打滑，双脚挤在一个斜槽里发抖，随时都有掉进江里的可能。正在这时，翻译洛隆泽看见了，他大声呼喊藏民赶快调头搭手，他在后面扶着，余炯这才一步一步胆战心惊地过了斜槽。后面的队员见状，纷纷脱去鞋，由藏民搀扶，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过。大家站在原地大喘气，惊魂未定，颇感后怕。
在测量和设计桥位时，测量队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在河面上架一道溜索，在溜索上系一块木板，把人系在木板上测量河床的断面和流速。有时是要把自己“悬挂”在悬崖上。林作高和叶祖镕测量一处江水中的纵断，手拉着系有铁锤的绳子，一连在悬崖上卧伏数小时。从悬崖上下来时，他们被太阳晒得头发昏，口渴得连唾沫都吐不出来了。
一年多的踏勘途中，往往经过的地方几十里路都没有人烟。余炯的队伍睡过帐篷、民房、寺庙，也睡过岩穴、牛棚、马厩。睡在牧民的帐篷里时，半夜，关在帐篷里的羊羔就在他们的铺盖上嬉闹。在草地上露宿时，同行的驮运行李的藏民，把牦牛背上的鞍垫铺在地上，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倒下就睡。第二天早晨大雪覆盖了一切，他们站起来抖抖雪，继续上路。某次途中休息，一个藏民肚子饿了，他拔出腰刀在牛脖子上割了一道小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鲜牛血喝下去，然后抓一把稀牛粪把牛脖子上的伤口糊住。余炯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从沙汀沿怒江北岸东去，有一段长七十公里迂回曲折、人烟稀少的河谷。江边两岸多系鸡爪地形和悬崖陡壁。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江边山腰平地上的丁根村。村里的头人和一些长者在村口迎接他们，安排队员们在村里喇嘛寺的客房歇息。勘察队已数月没有用酥油炒菜煮茶了，翻译便托头人帮忙买点酥油。第二天清晨，头人手托一个盘子，挨门挨户地收酥油。半小时后，头人带着十几个人到踏勘队，盘子里托着一块大约三斤重的酥油，他面带惧色地说：“我们村子人很少，牛也不多，这一点酥油是全村百姓的敬意，太少了，请原谅。”翻译把三块银圆交给头人，对他说：“谢谢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买了酥油一定要付钱。”不料，这头人却直往后退，不敢收银圆。他担心解放军嫌酥油少，给他找麻烦。余炯再三讲明政策，最后，一位九十来岁的老人代头人接过银圆，双手捧着银圆举到额前，老泪纵横地说：“每次藏军经过这里，不是抢夺摊派，就是烧杀，拿去的东西从来不给分文。想不到会有你们这样好的队伍，不但对我们很和气，吃酥油还付大洋。”这时，老人身边的几位长者和妇女，也相继接过银圆捧在额前，向勘察队道谢。
太阳缓缓升起，队员们又出发上路了。村里的人扶老携幼到村口相送。队伍走到小路转弯处回头张望，还有很多村民站在村口，向他们挥手致意。
十八军参谋长、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回忆道：
勘察队员们步行万里，缺粮时就吃野果，挖野菜；到无人区就住岩洞荒野，历尽千辛万苦。然而，正是他们为康藏公路的走向和选线提供了半富的研究资料。工程师齐树椿在冰川爆发时，冒着被冰块、泥石流吞没的危险，踏勘了古乡冰川，取得了第一手宝贵资料。工程师余炯带领的那支勘察队，踏勘从昌都到拉萨的路线，来往行程约万里，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山高，路险，林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和原始森林，涉过数十条激流，翻越数十座大雪山。由于没有通信工具，在深入高山密林踏勘中，与司令部失去联系达数月之久。当他们完成踏勘任务回到司令部时，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面黄肌瘦！我和穰明德政委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紧紧握住余炯的手，不禁泪落。
东线，由雅安向西
风刮得更猛烈了，挂在绳子上的杨茂武被风吹得不停旋转打圈，头晕目眩，浑身上下全是伤。随着绳子逐渐下放，他终于落到了一块石岩上。刚刚站住脚，杨茂武就发现在他身旁有一个洞口。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往洞里扔去，瓮声很大。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岩洞。杨茂武和战友们就在那个大岩洞里装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药……
1950年3月，工兵十二团奉命开往雅安多昔坪后，工程兵纵队将六十军工兵营调归十二团建制。随后十二团和八团奉命作为工兵先遣部队，承担自雅安经天全、二郎山、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玉隆至雀儿山的公路抢修及甘孜机场的修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