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黄素民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夫妇俩高兴地给孩子起名字叫“世峰”，“世界高峰”的意思。不久，李碧苍调到日喀则工作，不在妻儿身边照顾。孩子刚满月，黄素民就抱着孩子，坐着牛皮船过雅鲁藏布江去找他。因为高原缺氧，刚刚四十天大的孩子哭了整整一天，看着他喘不上气来的样子，21岁的黄素民来不及去找孩子的爸爸，抱着孩子跑到日喀则医院求救。黄素民说：“孩子到了那里已经快不行了，一吸氧就咯血……孩子最终没能救过来。孩子没了，我自己一路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团部的……”孩子只存活了四十多天，黄素民伤心欲绝。
四年后，李碧苍又调至林芝农场工作。黄素民在拉萨一直坚持工作到怀孕八个月时，医生叮嘱她马上休息。她想起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一心想着去林芝农场，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有丈夫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1961年2月，在一位朋友的帮忙下，黄素民找到一辆可以搭乘去林芝的大卡车，她带着分娩和坐月子需要的东西上了路。中途在皮康兵站歇脚，黄素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一天，差点成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黄素民开始腹痛。不到7点钟，黄素民就要生了。偏偏不凑巧，兵站唯一的医生送病员到拉萨去了，兵站里没有人可以帮忙。兵站的木板房子里四面透风，孩子生出来四十分钟，还没有找到人来帮忙。黄素民绝望地看着刚刚出生的小生命的脐带与自己连在一起。孩子，你能活下来吗？
兵站的人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路过部队的司药，他年纪轻又不懂临床医疗。小司药勉强帮黄素民把孩子的脐带剪断，用布把孩子包起来。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闻讯赶来的李碧苍才出现在黄素民的面前。虚弱的她，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红糖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小小的新生儿此时已冻得全身发紫，口吐白沫。附近实在找不到会救助的人，李碧苍只好抱着母女俩坐车赶往林芝，那里有参加平叛的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卫生营。从皮康到林芝两百多公里的路，一路颠簸走了近六个小时，路上黄素民一直出血不止，垫在她身下的军大衣几乎被鲜血全部浸透。到卫生营时，黄素民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卫生营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血库，怎么办？医生们到附近部队、农场找来了四十多个战士，现场验血、献血、输血。经过抢救，黄素民缓了过来。
卫生营没有新生儿温箱，只好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一个自制的小木箱里，摆上六个温水袋，替代新生儿温箱，再由四个特护轮流照顾治疗……孩子活了下来。夫妻俩给这个有顽强生命力的孩子取名“李韧”。
来自西藏军区成都保育院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曾经是身在拉萨的杨一真和王孟真获悉儿子身高、发育情况的唯一渠道。“每次收到信，我就要哭半夜。”直到现在，王孟真一说起来，眼泪还是差一点夺眶而出。
“那时，不管是因为想念孩子，还是因为汇报信上的坏消息，每次都会大哭不止。老大是个女孩，孩子才十一个月大时，就离开我们送到成都保育院。分别时，孩子在屋里面哭，大人在屋外面哭。我们了解孩子的情况，只有通过保育院每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我们的孩子到一岁半还不会走路，后来做了手术，才知道是缺钙，髋关节脱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直到大女儿6岁时，杨一真才把她从成都保育院接到拉萨，一家人团聚。
也许是对解放军叔叔有着天生的好感，到拉萨后，女儿很听杨一真的话，很快认下了他这个爸爸。可任凭爸爸一路做工作，女儿见了妈妈，摸也不让摸，碰也不让碰。王孟真带她回家，路上她还问：“我的妈妈在哪里？”前车之鉴，王孟真生第二个孩子时，无论如何也不肯送走。她请来藏族保姆，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带，直到4岁时才送回河南许昌老家。
舞蹈《洗衣歌》的创作者李俊琛直到晚年，看见别人亲热地抱着孩子和孩子玩，还是会特别心酸。孩子出生后到3岁，这一段本该是母子相处的最美妙的时光，但对李俊琛来说，却是一片空白。孩子的许许多多第一次，她永远地错过了，永远地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1958年8月，李俊琛回河南开封老家生完孩子，很快撇下儿子匆匆赶回拉萨执行演出任务。三年后，她有幸被选派到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有短暂的两天假期，终于能顺路去四川大邑的军区保育院，看望自己后来托人送到那里寄宿的儿子！
李俊琛赶到成都，搭上去保育院的班车。眼看就要见到儿子了，中间却出现了意外。班车途经一部队医院时，一个女兵招手搭车。可当班车停到保育院门口时，保育院的领导却挡在车前，不让司机开门，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能下来！原来刚才搭车的女兵是正在住院的传染病患者，部队医院正到处找她，想到她可能来保育院看孩子，赶紧通知了保育院。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二十八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最终，保育院决定给车上每个人采取消毒措施后才放行，让李俊琛排在第一个。
孩子被领出来了。李俊琛冲到儿子面前，抱住他，泪流满面，贴着他的小脸亲了又亲，没想到儿子却吓得哇哇大哭，拼命从她怀里往外挣，又跑回保育员身后，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
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李俊琛心里：“我特意买了糖哄孩子，可孩子根本不认我，给一块糖让他叫‘妈妈’，他还是叫‘老师’。”后来，李俊琛不想再和儿子分开，硬把儿子接到了西藏。孩子爸爸也在军区文工团工作。回到西藏，李俊琛高兴地带儿子去看演出，指给他看哪个是“爸爸”。谁料，儿子指着台上一群男演员说：“好多爸爸喽！那时孩子认为穿军装的解放军都一样。”她说。“大儿子今年50岁了，到现在跟我在一起还是很客气，从小就没有撒过娇……”
“我们小时候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总是住幼儿园、学校，没人接”，“父母亲都在西藏”……“他们在西藏”，这是绝大多数进藏部队人员的子女两三岁就懂得的事情，但是西藏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父母为了西藏必须离开。
感情上的疏离，也许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拉近；而孩子们因父母的原因，落下的残疾，那些早逝的小生命，对许多“老西藏”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作为女人，作为母亲，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更多人生活更好，他们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心底。
把娃娃们放在心里
一进门，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军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曰夜思念的父母亲，我心里喊着“爸爸，妈妈”，但是发不出声来，只有泪珠儿伴着嘿嘿地傻笑。弟弟少毓极规矩地行了个礼，有礼貌地叫着“叔叔阿姨好！”我一把拉着他说，是爸爸妈妈！弟弟愣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1950年春，十八军先头部队进藏前夕，为解除进藏部队干部子女教育、管理的后顾之忧，军党委决定并责成十八军留守处（后来的西藏军区留守处）组建自己的子弟学校。留守处处长王兴友毅然受命，开始筹建十八军子弟小学。
组建子弟校的命令下达后，军长张国华立即找到王兴友语重心长地说：“兴友同志，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吗？因为我们了解你能独当一面，能挑重担，能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然而这次任务不同于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也不同于在后方完成支前任务，而是要你这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去完成办学校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前方将士能否安下心来建设西藏、保卫边疆，是我们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没有文化不要紧，你要依靠有文化的人，去团结他们，用革命传统去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开创军队办学的新事业！兴友同志，我们知道你在任务面前从来不会讲价钱、喊困难。所以我向你郑重的承诺：办学过程中我们鼎力支持你，要人给人，要教学地方给教学地方，要钱给钱，要学生我们向各师、团发动员令让他们把学生送过来。”
于是王兴友这个放牛娃出身、在历次战斗中负过十一次伤、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老红军战士带着军长的嘱托和承诺，肩负军部办子弟学校的使命在乐山城中走街串巷，选定了子弟学校的校址；到军大八分校和妇校挑选了十多名刚刚参军的中学生，分别担任教学老师和生活老师；各师、团干部的子女也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了新校区，子弟校有了第一批年龄不一的学生，大的有20岁的，小的只有五六岁。仅仅月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子弟小学抢在大部队进军西藏之前，在风景秀丽的乐山城里诞生了！而十八军的全体将士们则多了一份思念，多了一份牵挂。
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牵挂孩子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当年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他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度过的童年？我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西藏军区留守处保育院和成都八一校里走出来的。当他们听说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他们的故事时，都毫无保留地把他们遥远的记忆托付给了我。这些沉甸甸的记忆，是十八军孩子们所独有的。
王素彬的记忆，细腻而清晰，仿佛就在咋天：
人，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记忆？我记事在四川大邑县唐场镇。
门前，高高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发出“砰”的响声，隔断母亲远去的身影。母亲急着进藏，带走了不满一岁的妹妹，将不到三岁的我和哥哥送到这里——西藏军区第一保育院。进藏将士的孩子全部托付给了军区留守处，我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望着那急匆匆离去的脚步，惊恐无助的泪珠挂在脸上，隐隐约约间感觉母亲的远去，家的纽带从此被距离、时间隔断。
朦胧中，老师轻轻牵着我的手，将我带进了一片陌生，这里，我们将尝试用集体生活独特的方式去触摸、感悟世界。这里，我们将学习人生最基本的全部：规矩、底线、珍惜、分享。3岁的我和我的小伙伴，开始了人生独立的轨道。
集合、排队、紧随老师、吃饭、睡觉、统一行动。改良版温柔的集体生活，早早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规矩、什么是团结、什么是友爱。与父母离别刻在孩子心灵的阴影，偶尔还会在梦里想起，但新储存的记忆里保育院已经成了家，老师和小朋友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要上学那年母亲回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阴天，老师将我领到一个阿姨面前，指着她，告诉我，这是你的妈妈，接你回家。
“妈妈”，这两字，我怎么感到这么的陌生，四年了没有张嘴喊过。四年，家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父母，已经变成一个符号。我低着头，咬着嘴唇，任凭老师的催促，始终没有发出“妈妈”的声音。
跟着妈妈回家，父母在西藏多年，内地哪里还有家啊，只是暂时住在父母亲一个老战友家里。
去的地方有好远的路，是成都郊区，全是农民的菜园，绿油油能嗅到成熟的芳香。一条小路因为毛毛雨变得泥泞，妈妈背着我，不停地询问，我心里别扭地趴在妈妈背上，我，再次选择了拒绝，拒绝迟来的亲情交流。我实在不想和陌生的妈妈回家，我想回保育院，想回到老师、小朋友身边，回到不久要演出的舞台。时间已使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忘记了家的温暖，忘记了父母的慈爱。那“叔叔”、“阿姨”的称呼，伤透了父母的心，这些在枪林弹雨里拼杀、流血也不流泪的军人，在缺失、漠然的儿女情感面前只能长吁短叹。
雨，继续地下着，小路上，妈妈背着我走着。
多少年，每一次的路过，我都想流泪，我都会想起泥泞路上那温暖的背。
十八军后方医院政委贾珍的女儿贾少敏现在讲起那一段往事时，已将小时候的茫然化作了浓浓的亲情和思念，化作了深刻的理解、深深的感叹：
1953年，我的妈妈生了妹妹少磊不久，父母就带着我、弟弟少毓、襁褓中的少磊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转换船到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北京转客车回到老家河北肃宁县探亲。弟妹们都小，少毓3岁，少磊才几个月，我们家这么大的动静，我隐约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然从老家回来后，父母亲接到进藏的命令，由于当年西藏地区的特殊原因，一个子女都不能带，父母作为军人，肩负着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做出了保国家舍小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决定，我和弟弟被送到了保育院，半岁不到的妹妹少磊被送到了婴儿园，就这样，父母离开了三个年幼的子女进藏了。
这一别就是数年，从1953年到1960年，我们兄妹仨相继先后从保育院相聚在八一校。每隔一年半载，父母的战友回成都，顺便代父母来学校看看我们，我们也习以为常，对来看我们的叔叔、阿姨非常有礼貌，快乐地和叔叔、阿姨玩半天。这半天肯定第一件事是要去照相，给父母带回，二是要向叔叔、阿姨如实汇报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就这短暂的一天中，我们仨也其乐融融，享受着遥远的父爱和母爱，对叔叔阿姨叫个不停，已达到对父母思念的释怀。
有一天生活老师告诉我，带上你的弟妹到校长办公室，有人来看你们了，我以为又是哪个叔叔阿姨来了，喊到少毓，叫上少磊，一路小跑直奔校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军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日夜思念的父母亲，时光定格在那一刻，我心里喊着“爸爸，妈妈”，但是发不出声来，只有泪珠儿伴着嘿嘿地傻笑。弟弟少毓极规矩地行了个礼，有礼貌地叫着“叔叔阿姨好！”我一把拉着他说，是爸爸妈妈！弟弟愣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喷发出几年来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之情，
他把爸爸妈妈的模样都搞忘了。我拉着妹妹少磊告知她是爸爸妈妈时，她有些茫然和陌生，还有点不知所措。这也难怪，父母离开时少磊才几个月，这个突然现实对她来讲，确实需要适应、理解、磨合的过程。当时我看见我爸，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睛湿润，用他那双大手在我们三个的头上轮番地抚摸着，我妈把我们三个揽在怀里，挨着亲我们，为我们檫泪，安抚我们，我们仨如小鸡待食一样在妈妈怀里叽喳着，争先恐后地说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坦荡甜蜜地叫着：“爸爸”、“妈妈”，释放着多年思念的委屈，享受着一家团圆的幸福。回到招待所后，我们见到了妈妈在西藏波密生的小妹妹——贾少波。
